哈佛女孩刘亦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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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义词是在两岁3个月开始的，开始得很偶然。那天姥姥和婷儿一起站在4楼阳台上，姥姥随口说了句：“站得高，看得远”回到厨房后，婷儿自言自语地说：“站得高，看得远”姥姥听了很高兴，就告诉婷儿：“我说站得高，你就对看得远。”并练了两遍。第二天中午吃饭时，卫忠舅舅说“站得高”，婷儿张口就对“看得远”，舅舅说“看得远”，婷儿就对“站得高”。我从信中得知此事后，马上请姥姥他们顺势开始教婷儿学习反义词。我夏天回来探亲的时候，又教给婷儿一些反义词，也许是这种游戏不断地提醒她去注意事物的区别，玩了几个月还是乐此不疲。对有同音字的词则是因为春节前在幼儿园学了这样一首儿歌：

青青的草地红红的花，

唱着歌儿骑着马儿。

什么马？大马，

什么大？山大，

什么山？高山，

什么高？塔高，

什么塔？宝塔，

什么宝？国宝，

什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觉得这首儿歌的问答形式非常有趣，只要把最后一句改成：什么国？中国，什么中？心中，或：家中、手中。。。。就可以变成一种无限扩大词汇量的训练方法。于是，我就先教婷儿划拳，再教她对词游戏的规则：先划拳，输家问，赢家答，答不上来时，就失去答词的资格，变成提问的人。为了让婷儿在游戏中多学到一些新词，我会在她答不出来时“借”给她一个词，每当我答出或借出一个新词的时候，我就会趁机给她讲解一番，然后再接着玩。

婷儿非常喜欢这个对词游戏，事实上，直到她上小学之后，她还经常利用我们一起走路的时候让我跟她玩“对词”。这个游戏对婷儿迅速巩固和扩展词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岁测智力，已是万里挑一

此行还有一个意外收获&；#0；一我在卫忠和丹莉的新房里发现了一本《家庭日用百科全书》，书上有一份“3－7岁组儿童智力测量表”。这份测量表是法国心理学家比奈和美国心理学家西蒙共同编制的，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用它给婷儿测了一次智商，想要检验一下近3年的努力究竟成效如何？

这种智力测量，是通过儿童的智力年龄与实际年龄的比例，来判断他的智力水平，它的公式是“心理年龄÷实际年龄＝智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儿童通过了一般3岁儿童均能通过的测验，那么他的智龄（即心理年龄）就是3岁；通过了4岁儿童一般均能通过的测验，那么他的智龄就是4岁，依此类推。在超出实际年龄的测验中，每通过一道测验题，加两个月的智龄，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智龄是8岁，实际年龄只有6岁，智商就是8÷6X100＝133，如果智龄是8岁，实际年龄已有12岁，智商就是8÷12X100＝67。

我第一次给婷儿测智商的时间是1984年2月中旬，婷儿差1个月满3岁，测出的智龄为5岁4个月，智商为183。凡是语言能力方面的测试题，3－7岁全部通过；常识方面（如“玻璃和木头有什么不同？”）3－7岁的题绝大部分通过；7岁的7道测验题只有一道“倒数三位数”的题做不出来，还有一些4－6岁组需要小肌肉的题（如画图形、系绳结等）不能通过。

这个结果已经够让人振奋了…………据心理学家的调查统计，在3岁时，一个心理年龄“早两年”的儿童是绝顶聪明的，5万人中才有1个！

（需要说明的是，到13岁后“早两年”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人类在6－12等之间；智力增长与年龄呈直线关系，12岁以后，就很难根据年龄的增长来推测人的智力水平了。因此，12岁至成人的智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计算，即以同龄人测验得分的平均分作为100，以个人得分所处的分数段来判定他的智力在同龄人中所处的位置。）

为了用中国的标准检验一下婷儿的智力发育情况，我特地请妈妈从工厂幼儿园借来了国家教委颁发的《幼儿园教育大纲》。对照的结果是，婷儿已经掌握了从小班到大班的全部教学内容，也就是说，从掌握知识的角度来看，她已经可以直接上小学了。

但是，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对做不到…………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国家规定7岁才能上小学，我既没钱为女儿请个家庭教师教她小学的功课，也不能放弃工作自己在家教她。这就是我无法和欧美及日本的早期教育先行者们相比的地方。

不过，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这就是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所面临的现实呀！我想，如果我能够在这种条件下摸索出一手培养早慧儿童的路，不是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计划是在成都为婷儿找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下班之后再单独教她一切该学的东西，重点是中文阅读和学习英语。

提起中文阅读，可以说是我在婷儿0－3岁的教育中的一个遗憾。当时，我只想到在模式记忆阶段认了字也不会搬家，无法用于阅读，却没有想到可以利用模式记忆直接学习中文词语，就像从单词入手学习英文一样。尽管婷儿在两岁4个月就自发地认识了几十本儿童读物的书名，这种学习能力我和姥姥却没能及时开发利用。

7年后，中国有一家专门从事婴幼儿早期教育的机构出版了一本内部读物《高素质孩子的培养方法》，那上面有怎样训练不到1岁的婴儿识字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利用模式记忆的原理，让孩子像识记物品一样反复识记词语卡片，用这种方法日积月累，孩子到两三岁时就能自己看书了。

除此之外，该做的我们都很好地完成了，而且，我们所做的是更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全面刺激和发展孩子的各种能力”，而不仅仅是早期学习知识。现在有不少家长和一些学前教育机构，简单地以早期教孩子识字来代替全面的早期教育。他们以为早期教育便是早期教孩子识字，这是对早期教育的误解。如果将早期教育的重点放在早期识字上，忽视智力潜能的开发，那么学龄前儿童仅仅只是早学了一点字而已，这些知识虽然也是有用的，但比起开发智力来效果就差得太远了。

其实智力和知识并不是一回事。知识是人类对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智力却是人的认识能力的综合，是由注意力、观察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和其他各种能力所组成的。难怪有人说：“开发智力是无价之宝，教给知识是有价之物。”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可以大大增强父母教育孩子的耐心，放弃急功近利的想法，一点一滴地去塑造孩子的素质和灵魂。

正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愿意为婷儿点点滴滴的进步付出时间和心血，才让她在父母离异的情况下，仍然很好地完成了0－3岁的智力开发和情感教育。

第四章　3－6岁，全面开发心智（一）

（妈妈刘卫华自述）

告不告诉婷儿，父母已经离婚

过完春节，姥爷和姥姥启程去鄂西，我和婷儿也从三峡逆流而上，经重庆返回成都。

一路上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告不告诉婷儿父母已经离婚的事？

以婷儿的观察力，我不能指望她注意不到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不同。

想来想去，我觉得只能本着这个原则行事，那就是，怎样做才有利于婷儿心理健康？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越小知道父母离婚，造成的心理冲击越小。我4岁的时候就知道父母因为爸爸被划成“反革命右派”而离婚了，在小小的我看来，离婚是一件奇怪而自然的事情，就像白天出太阳、晚上出月亮一样奇怪而自然。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和比我小3岁的弟弟也和我一样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父母离婚这件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些初中同学骂我是“反革命的女儿”、“妈妈是离了婚的”，当时我也只觉得她们说的是事实，并不感觉特别受伤。

如果我是在15岁被别人骂的时候，才知道父母离婚的真相，冲击就要大得多！还是让婷儿像我一样，在弄不清“离婚到底是什么”的年龄，就知道父母离婚这个事实吧，就像知道太阳和月亮东升西落一样。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告诉？

据我观察，对不懂事的孩子来说，大人对坏消息的态度远比坏消息本身的冲击力大得多。想当年，我妈妈绝望得几次试图自杀，但在我们面前却始终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记忆中，她没让一丝一毫的恐慌和哀怨与“离婚”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我们既没有见过父母争吵打骂的恐怖场面父亲早已入狱，也没有从妈妈和“保姆”姚婆婆那儿听到任何解释，就这样平静而抽象地接受了“离婚”这个坏消息，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当时我们兄妹都寄养在姚婆婆家）。此刻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妈妈没有让离婚的阴影笼罩我们稚嫩的心灵。既然如此，那就让我像妈妈那样平静而抽象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婷儿吧。

拿定主意之后，我就在船过三峡之时，态度平静、直截了当地把离婚的消息告诉了婷儿。正如我所估计的那样，孩子对超出自己理解力的事情是不会产生多大兴趣的，婷儿听说“离婚后，妈妈会和婷儿住在一起”，就不再追问下去了。对她而言，只要能生活在朝思暮想的妈妈身边，天天享受吸取新知识的乐趣，就已经很满足了。

对我来说．让婷儿不受震动地知道父母离婚的现实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面等待着我的，是更为严峻的挑战：从现在起，我只能单枪匹马地实施我的育儿计划了，我究竟该怎样做，才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把婷儿培养成杰出的人呢？

我所知道的那些早期教育的先行者们，都没有遇到过我这种情况，他们都是家境富裕、夫妻和谐的家庭，而且，他们都把良好的家庭气氛看做孩子成才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是我想，父母双全并不是“良好的家庭气氛”的必要条件，有时候还是不利因素，尤其是当大人吵架和对子女教育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说，单亲家庭也有单亲家庭的好处不会与其他的教子方法产生矛盾。只要我能预防家庭残缺对孩子成长的不利影响，坚定不移地在婷儿身上实践早期教育的理论，应该可以把婷儿培养成素质优秀、人格健全、有能力创建幸福生活的人。

具体而言，家庭残缺的最大不利是容易导致孩子心理残缺。如果大人因为过分溺爱（或心怀怨恨）而不能用正常的心态去对待自己孩子（要么因为离婚而百般迁就孩子；要么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累赘而随意打骂或不管。。。），就有可能使孩子形成无法弥补的心理缺陷。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单亲父母的心理一定要健康，要尽最大努力让孩子觉得单子之家和双亲之家没多大区别，自己和别的小孩一样正常。

如果婷儿是个男孩儿，家里没有爸爸提供男子汉的榜样要难办得多，好在婷儿是个女孩儿，我自信有能力为她提供一个现代女性的好榜样。我打算白天上班时送她去上幼儿园；幼儿园放学后到她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全部用于她的智力开发和性格培养；等她睡觉之后，我再开始自学电大中文课程一这不仅是编辑职业的需要，也是教育婷儿的需要，我必须不断补充新知识，才能继续引导女儿，和女儿一起成长。

录故事做“奖品，一举多得

回到省文联宿舍，时值1984年2月底。简单地把家里收拾了一下之后，我赶紧带着婷儿去找我的一位同事，问他帮我联系的幼儿园情况如何？同事告诉我，他联系的是教育局的教学示范单位一成都市第三幼儿园，院长和书记是他的老熟人，她们都说让婷儿在三幼上小班没问题，但上半年不能插班，只能等9月份开学的时候入园。

这下我可遇到难题了！我当时的7O元工资加上婷儿父亲每月20元抚养费，只够我和婷儿吃饭和买书，连添衣服的钱都没有，根本不可能请保姆，更不可能请半年假在家带孩子。我只有硬着头皮带婷儿到编辑部去上班。恰好那时候领导安排我脱产两个月参加“整党”学习，婷儿就天天跟着我到单位开整党会。

我们当时的主编李累老师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好领导，为了方便我照顾婷儿睡午觉，他特意把每天下午的会议安排在我家客厅。这样一来，婷儿可以睡到下午3点才起床，起床后可以很方便地喝水吃水果，还可以带着耳机用录音机放放事听那时候，老办公室里还没有电源插座呢。

那段时间，婷儿的日子可真难熬啊，但是她从来没有在整党会议上缠着我吵闹过。因为我十分注意不让婷儿处于“精神饥饿状态”，总是让她有事可干，而不是放任自流，随她在会议上吵闹或在院子里无所事事地游荡。每天上午在办公室开会，我都带着一大堆图书和画画的用具，一会儿让婷儿看书，一会地让婷儿画画，一会儿让她到小花园里去数花、找蚂蚁。。。文联的人见了都夸“婷儿好懂事，好乖哟！”其实，只要孩子不感到无聊，都会像婷儿一样乖。

婷儿表现得好，还跟我的“奖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从她回成都起，我总是把她最想要的东西拿来做“奖品”，要求她用好的行为来换取。在整党期间，我给她设的奖就是：“只要妈妈开会的时候你表现得乖，晚上妈妈就给你念书录故事。”为了领到“听故事奖”，婷儿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学习自我克制。

随着夜幕降临，婷儿的幸福时光也对开始了。每天晚上我都要把婷儿抱在怀里给她读一两本连环画，一边读，一边录音婷儿听的故事磁带都是我自己录的。录音时凡是遇到她没接触过的新词，就马上给她讲解，每次讲完故事，还要引导她简单地复述故事，第二天下午就让她边听录音边自己翻书看。

我这样做有五个目的：一是为了让婷儿在识字之前也能看懂图书；二是为了节约大人的时间，录一遍音她就可以自己反复放着听；三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语感，在反复听的过程中，可以不断加深对语句和语境的理解，迅速提高阅读能力；四是为了扩大孩子的词汇量，那些听熟了的词语和句型会不知不觉地存入大脑，有助于孩子掌握准确而规范的表达方式；

五是为了熏陶高尚的道德情操，我选录故事的原则是尽量找名著，人类各种美好的思想感情，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她的灵魂。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我还想用听故事录音的办法让婷儿尽快学会标准的普通话。因为婷儿在姥姥家学成了一种奇怪的口音半河南，半湖北，再夹杂一些不标准的普通话。一离开湖北，我就开始随时纠正婷儿的语音，并要求她只许用普通话与我对话。我认为，尽早教生活在方言区的孩子说普通话非常重要。因为从小听普通话，学普通话，普通话自然说得标准，对识字和阅读有直接帮助。如果普通话学得晚，孩子会认为“这不是我的语言”而不愿意说；就是肯说也不容易流利。这不仅影响早期阅读，还会减缓把书面语言变成思维语言的进程，对孩子的智力开发很不利。

我之所以采取自己录音的方式，不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现成的故事磁带卖，更重要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妈妈的声音比买来的故事磁带更亲切，更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美国当代儿童心理学专家劳伦斯·沙皮罗认为，故事是影响孩子思维的最好方式、因为孩子们会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听与读，你的参加更是会带来无法比拟的魔力。为使这些故事录音对婷儿具有长久的吸引力，每次给她念书的时候，我的语调都非常有感情，遇到不同人物的对话，我总是用音调的高、低、粗、细来加以区别。至于语速，则不快不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