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人种自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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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象：当科学家们向那些被认为是死于CJD的病人（但是死后检查却表明他们是死于其他原因）的亲属询问死者生前的习惯时，他们发现了同样的食肉倾向：死者家属所讲述的记忆，心理上的多于实际的。
受害者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几乎都属于同一种基因型——在第129个词上是双份的甲硫氨酸。也许，人数更多的杂合子与缬氨酸纯合子会被证明只不过是有更长的潜伏期：通过大脑内注射而传给猴子的牛海绵状脑病就比其他蛋白侵染子疾病有长得多的潜伏期。另一方面，因为绝大多数人类通过牛肉得到的传染都应该发生在1988年底以前，十年＇本书这一段的写作时间是1998年左右，但从书中其他信息看，全书的完成在2000年年底。——译者注＇的时间已经是牛的平均潜伏期的两倍了，也许，物种之间的界限与在动物实验里看到的一样高，而流行病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也可能新类型的CJD跟吃牛肉没有关系。很多人现在相信，有一种可能是从牛肉制品中得到的人体疫苗或其他医药制品给我们的危险更大，而这种可能性在80年代晚期被权威机构有点太过轻率地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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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号染色体政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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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D曾经杀死过一辈子都吃素、从来没有动过手术、从来没有离开过英国、从来没有在农场或屠宰场干过活的人。蛋白侵染子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神秘之处就是甚至在今天——当CJD的各种形式通过各种已知途径传播，包括吃人的习俗、手术、激素注射，吃牛肉也有可能——85％的CJD病例是“零星”的，意思是说，在目前它们无法用任何理由解释，只能说是偶然。这冒犯了我们的决定论，在这个理论里所有疾病都要有个病因，但是，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全由决定论控制的世界。也许CJD就是以每100万人中有一例的概率自发地出现。
蛋白侵染子让我们因自己的无知而感到卑微。我们没有想到存在一种不使用DNA的自我复制——根本就没有用数码信息。我们没有想象到有一种疾病有着如此深奥的秘密，从如此不可能的地方出现，被证明是如此致命。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一个多肽的折叠怎么就能导致这么大的混乱，或者蛋白链组成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改变怎么就能够有这么复杂的后果。正如两位蛋白侵染子专家所写：“个人的与家庭的悲剧、民族的灾难与经济的灾难，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小小的分子淘气的错误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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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二十二号染色体 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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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之叉：我们的行为要么是事先已经被决定了的，这样我们就不必为它们负责；要么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这样我们也不必为它们负责。——《牛津哲学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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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号染色体自由意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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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本书的第一稿快要完成的时候，也就是新千年到来之前的几个月，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在剑桥附近的桑格中心，第二十二号染色体的全部序列已被测完，这是第一条被从头读到尾的人类染色体。在人类自传的第二十二章里的所有1100万个词已经被读出来，并写成了英文：3340万个A、C、G和T。
在靠近第二十二号染色体长臂顶端的地方，有一个大而复杂的基因，充满了重要性，它叫做HFW。它有14个外显子，合在一起拼出了一篇6000多字母长的文字。在转录之后，这篇文字被奇怪的RNA剪接过程剪辑一番，造出一个非常复杂的蛋白质，却只在大脑前额叶的一小部分区域里表达。相当过分地概括一下，这个蛋白质的功能是把自由意志赐予人类。没有HFW，我们就不会有自由意志。
前一段是瞎编的。在第二十二条染色体上没有HFW基因，在其他染色体上也没有。在花了二十二章的篇幅没完没了地讲事实之后，我就是想要骗骗你。我在身为非小说作者而感到的压力下撑不住了，没法再抵御想编些东西出来的诱惑。
但是，“我”是谁？是被一种傻傻的冲动战胜、决定写一段瞎编的情节的那个我吗？我是一个被我的基因组合在一起的生物体。它们事先确定了我的体型，给了我每只手上的五个手指和嘴里的32颗牙，设置了我的语言能力，规定了我的智力能力中的大约一半。当我记忆什么事情的时候，是基因在为我做这件事，把CREB系统打开，把记忆储存起来。它们给我造了一个大脑，把日常工作的职责分派给它。它们还给了我一个明显的印象，就是我能够自由地决定我想怎样行动。简单的自省告诉我，没有什么事是我“帮不了我自己”的。同样，也没有什么告诉我，我必须要做什么事不许做什么事。我能够现在就跳进我的汽车开到爱丁堡去，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我想去。我也能够编出一段小说般的文字。我是一个自由的力量，有自由的意志。
自由意志从何而来呢？很清楚地，它不是来自我的基因，否则就不是自由意志了。根据许多人的说法，答案是它来自社会、文化和后天培养。根据这个说法，自由就等于我们的天性中没有被基因决定的那部分，是一种在我们的基因干完了它们那暴君的恶行之后才开的花。我们可以到达我们那基因决定论之上去摘取那神秘的花：自由。
有一类科学书籍作者有着一个悠久的传统，他们说生物学的世界被分成了两派：相信基因决定论的人和相信自由的人。但是，同样是这些作者，他们否定基因决定论，只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其他形式的生物决定论以代替它——父母影响决定论或社会环境决定论。很奇怪的是有这么多作者捍卫人类的尊严不受基因的统治，却似乎很高兴接受我们的环境的统治。有一次在某出版物上我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声称我说过（其实我没有说过）所有行为都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个作者进一步给了一个例子以说明行为不是由基因决定的：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是虐待儿童的人往往自己在小时候也受过虐待，这就是他们日后行为的原因。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说法同样是决定论，而且对于那些已经受了很多苦头的人，这比我说过的任何话都是更缺乏同情、更带偏见的谴责。他是在主张：虐待儿童的人的孩子很可能也会变成虐待儿童的人，他们自己无法改变这一结局。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使用双重标准：在用基因解释行为时要求有严格的证明，却轻易就接受了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行为的说法。
有一种粗糙的划分法：基因是不可更改的编程员，是加尔文主义的命运前定，而环境则是自由意志的家。这是错误的。在塑造性格与能力方面最有力量的环境因素之一是子宫里的总体状况，你无法改变它。正如我在六号染色体那一章中提出的，有些智力能力方面的基因也许是欲望方面的基因，而不是能力方面的基因：它们把它们的拥有者带上一条自愿学习的路。同样的效果也可以由一个会激励人的老师达到。换句话说，天性比起后天培养更有可塑性。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丽的新世界》写于优化人种的热情达到顶峰的20年代，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恐怖的世界：整齐划一，强制的控制，没有个人的差异。每个人都温顺、自愿地接受他或她在等级制度里的位置——从？到埃普西隆＇从最高到最低。——译者注＇——顺从地工作，并享受社会希望他或她享受的娱乐活动。“美丽的新世界”这个词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意义：集权统治与先进的科学手挽手实现的恶劣的社会。
所以，让人吃惊的就是当你读了赫胥黎的书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优化人种的东西。？和埃普西隆不是天生的，而是产生于在人工子宫里的化学调节以及其后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训练和洗脑，并在成人之后靠类似于鸦片的药物维持。换句话说，这个糟糕的社会与天性没有一点关系，却全部来自于后天的培养。它是一个环境的地狱，不是基因的地狱。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被他们的严格受控的环境，而不是被他们的基因。这确实是生物决定论，但却不是基因决定论。赫胥黎的天才在于他认识到了一个后天培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事实上会多么可怕。确实，30年代统治了德国的极端的基因决定论者与同一时期统治了苏联的极端的环境决定论者，谁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还很难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两个极端都很恐怖。
幸运的是，我们抵抗洗脑的能力相当辉煌。不管父母和政客们怎么告诉年轻人吸烟对他们有害，他们还是要吸烟。事实上，正是因为成年人给他们宣讲吸烟的危害，才使得吸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们从遗传得到一种仇视权威的倾向，特别是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用它来保护我们的本性，提防独裁者、老师、虐待人的后爹后妈以及政府的宣传攻势，
另外，我们现在知道，几乎所有用来显示父母影响塑造我们性格的证据都有缺陷。在虐待儿童与在童年曾经受过虐待中间，确实有一定联系，但是它可以完全用遗传的性格特点来解释。虐待儿童的人，他们的孩子从遗传得到了虐待他们之人的性格特点。研究发现，在把这个因素考虑到之后，后天因素就没有什么决定作用了。例如，虐待孩子者收养的孩子不会成为虐待孩子的人。
惊人的是，同样的现象在你听到过的几乎所有的标准的“社会的阴谋”里都是如此。罪犯生罪犯，离婚的人养出离婚的孩子，问题父母养出问题儿童，肥胖的父母养出肥胖的孩子。朱迪斯·里奇·哈里斯（JudithRichHarris）＇当代美国心理学家。曾因功课不好而从哈佛大学肄业。但是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坚持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并做出了重要发现。——译者注＇在她写作心理学课本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相信了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在几年前她突然对此产生了怀疑。她的发现让她感到震惊与不解。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实验考虑了遗传的因素，在所有这些研究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证据。对于这样的忽略甚至都没有人提一句：在这些研究里两件事情之间有联系被经常地说成是有因果关系。但是在每一个现象里，从行为遗传学研究里都得到了新的、有力的证据，反对里奇·哈里斯所称的“后天培养假说”。例如，关于孪生子离婚率的研究显示，遗传能够解释离婚率的一半区别，每一个孪生子遇到的独特的社会因素解释了另一半，而他们共同的家庭环境一点作用都没有。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成长在一个破裂的家庭，你离婚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平均水平——除非你的亲生父母离了婚。在丹麦，对于被领养孩子的犯罪纪录的研究显示，他们是否犯罪与亲生父母的犯罪纪录有很大关系，与养父母则只有很小的关系——这很小的关系，在考虑了同伴效应之后也消失了，这个效应就是，这些被领养的孩子是否犯罪与他们的养父母是居住在犯罪率高的街区还是犯罪率低的街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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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号染色体自由意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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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在已经清楚了，孩子对于父母的非遗传影响比父母给孩子的非遗传影响还要大。正如我在X和Y染色体那一章里提出的，传统说法一般认为与孩子疏远的父亲和过分保护的母亲把孩子变成了同性恋。现在认为更可能的是反过来：觉察到儿子对于男性关心的东西不太感兴趣之后，父亲就疏远了儿子，母亲则用过分保护儿子来弥补。同样地，自闭症儿童确实通常有冷淡的母亲；但这是果而不是因：母亲长年以来努力想要与一个自闭症孩子沟通，却没有任何回报，她被搞得精疲力竭，最后终于放弃了。
里奇·哈里斯有系统地摧毁了作为20世纪社会科学基础的教条之一：父母塑造孩子的性格与文化的假说。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约翰·沃森（JohnWatson）的行为学派和玛格丽特·米德的人类学中，父母养育的决定作用从来没有被检验过，只是一种假设。但是来自孪生子的研究、来自移民家庭孩子以及被领养孩子的研究现在就在我们面前：人们从他们的基因和他们的同伴那里得到他们的性格，而不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
在70年代，E·O·威尔逊（Wilson）＇当代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之一，也是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被誉为“生物多样性之父”。他发现了数百个新物种，并积极推进物种和环境保护，在社会生物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也是出色的作家，其科普作品曾两次获普利策奖。——译者注＇的著作《社会生物学》出版之后，出现了对于遗传影响行为说法的一个猛烈的反击，领头的是威尔逊的哈佛同事，理查德·路文廷和斯蒂芬·杰·古尔德。他们中意的口号被路文廷用做自己一本书的书名，教条得不留任何回旋余地：“不在我们的基因里！”在那个时候，“基因对行为只有很少影响或没有影响”这样的论断仍然只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假设。在25年的行为遗传学研究之后，这个观点已经不再成立了。基因确实影响行为。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发现，环境仍然相当重要——在所有行为中也许环境的总和都比基因重要。但是在环境的影响中只有小得惊人的一部分是父母影响的作用。这不是要否认父母有作用或者是孩子没有父母也行。事实上，就像里奇·哈里斯所说，如果这样否认就太荒谬了。父母塑造家庭环境，而一个愉快的家庭环境本身就是好事。你不需要相信快乐决定性格，也会同意拥有快乐是好事。但是儿童似乎不让家庭环境影响他们离开家之后的性格，也不让它影响自己在成年之后生活里的性格。里奇·哈里斯在观察之后做出了一个关键的结论：我们都把自己生活中的公共生活带和私人生活带分开，而且我们并不见得会把在一个带里学到的教训或表现的性格拿到另外一个带里。我们很容易地在两个带之间切换。这样，我们学到了我们同伴的语言（对于移民来说）或口音并在今后的生活中使用，而不是我们父母的。文化自动地从一个儿童的小群体传到另一个，而不是从父母传到子女——举一个例子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成年人中推动性别更加平等的运动对于儿童活动场上自愿的按性别分组没有任何影响。每个家长都知道，小孩喜欢模仿同伴而不是家长。心理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一样，曾经被那些对遗传因素有着强烈反感的人所主导；但是它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无知下去了。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重复一遍天性与后天培养的辩论，这个题目我在第六号染色体那一章里谈过了。我是想引起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注意：即使后天培养的假说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也不会减少外界因素对行为的决定性。通过强调跟从于同伴对人的性格会有多么大的影响，里奇·哈里斯彻底揭示了环境决定性比遗传决定性更应该引起警觉。它就是洗脑。它远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空间，而是减少了空间。一个孩子在不顾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压力而表达自己的（部分是遗传的）性格时，他至少是在遵从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
所以，靠着用社会因素来寻找同情并没有躲开决定论。事情的结果要么有原因，要么没有原因。如果我因为童年时期发生的什么事而变得胆小，这并不比一个胆小的基因具有更少的决定性。更大的错误不是把决定性与基因等同起来，而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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