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人种自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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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露涞玫ㄐ。獠⒉槐纫桓龅ㄐ〉幕蚓哂懈俚木龆ㄐ浴８蟮拇砦蟛皇前丫龆ㄐ杂牖虻韧鹄矗前丫龆ㄐ缘背墒遣豢杀苊獾摹！恫辉谖颐堑幕蚶铩芬皇榈娜蛔髡撸返傥摹ぢ匏梗⊿tevenRose）、利昂·卡民（LeonKamin）和理查德·路文廷说：“对于生物决定论者来说，那古老的信条‘你无法改变人的本性’是人类状况的开始也是结束。”但是这个等式——决定论等于宿命论——是没有根据的，这是人们都理解得很清楚的，很难发现这三位批评家到底是在指控哪个假想敌。
决定论等于宿命论之所以是没有根据的，原因如下。假设你生病了，但是你通过推理认为没有必要打电话找医生，因为你要么会痊愈，要么不会，医生是多余的。但是，这就忽略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你痊愈也许是因为你看了医生，不痊愈也许是因为你没有看医生。随之而来的是，决定论并不决定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决定论是向后去看你现在状况的原因，并不是向前去看它的后果。
但是，这样的神话继续流传：遗传决定性是比环境决定性更不容易改变的命运。就像詹姆斯·沃森所说的：“我们谈论基因疗法，似乎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是你也可以用帮一个人还清债务的方法改变他的命运。”了解遗传知识的惟一目的就是为了（主要利用非遗传的方法）干涉、弥补遗传的缺陷。我已经列举了众多例子，说明基因突变的发现远远没有导致宿命论，而是导致了减轻它们影响的双倍的努力。就像我在六号染色体那一章里提出的那样，当阅读困难症终于被认做是一个真实的也许是遗传的问题之后，家长、老师和政府的反应不是宿命式的。没有人说，因为阅读困难症是遗传病，所以它是不可治愈的，从现在起被诊断为有阅读困难症的孩子都应该被允许当文盲。发生的事情与此正相反：为阅读困难症孩子发展出了有弥补措施的教育方法，效果相当令人叹服。与此类似，我在第十一号染色体那一章里说过，连心理疗法医生都发现，害羞的遗传解释能够帮助它的治疗。通过让害羞的人相信他们的害羞是内在的、“真实”的，能够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问题。
生物决定论威胁政治自由的说法也是说不通的。正如山姆·布瑞坦（SamBrittan）＇英国当代经济学家。——译者注＇曾经说过的：“自由的反面是强制，不是因果决定。”我们珍惜政治自由是因为它允许我们拥有个人作决定的权利，而不是反过来。尽管我们嘴上说我们热爱自由意志，当需要“赌注”的时候我们却抓住决定论想用它来救我们。1994年2月，一个美国人斯蒂芬·莫布利（StephenMobley）被判决谋杀了一个比萨饼店的经理约翰·科林斯（JohnCollins），并被判死刑。他的律师在上诉要求把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时，提出遗传作为辩护。他们说，莫布利来自一个几代都出骗子和罪犯的家庭。也许他杀了科林斯是因为他的基因让他这么干的。“他”对此没有责任，他只是由遗传决定的一个自动化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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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号染色体自由意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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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布利愉快地放弃了他拥有自由意志的想法，他希望别人相信他没有自由意志。每个用“精神疯狂”或“应负责任应该减少”来为自己辩护的罪犯都是这样希望的。每一个因嫉妒而杀死了自己不忠的配偶的人也是这样希望的，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短暂疯狂”或“正当的愤怒”。每一个大亨在被指控造假欺骗持股者的时候也是这样希望的，他们的借口是“早老性痴呆症”。事实上，每一个孩子，当他在游戏场上说，是他的朋友让他干的，他也是这样希望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在心理医生一点隐晦的暗示下就心甘情愿同意我们现在的不快乐都应该怪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希望的。一个把高犯罪率归罪到社区环境上的政客也是这样希望的。当一个经济学家肯定地说消费者追求的是商品功能的极值时，他也是这样希望的。当一个传记作家试图解释他书中人物的性格是怎样被具有改变人的力量的体验而塑造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希望的。每一个去算命的人都是这样希望的。在每一个例子里都有一种自愿、快乐和感激的对于决定论的拥抱。对于自由意志我们远远不是热爱，我们似乎是一个只要有可能就会跳起来把它放弃的物种。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是一个有必要的虚构故事，没有它，法律就站立不稳，但是它照样是一个虚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你的行为是出于你的性格，你是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但是，出于性格的行为只不过是在表达那许多决定了性格的因素。大卫·休谟（DavidHume）＇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译者注＇发现自己被这个后来被称为休谟之叉（Hume'sfork）的两难问题难住了。我们的行为要么是被事先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为它负责；要么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必为它负责。在每种情况下，常识被否定了，社会秩序无法形成。
基督教已经与这些问题纠缠了两千年，其他宗教的神学家们还要更长。上帝似乎是否认自由意志的，这几乎是定义，否则他就不是万能的了。但是，基督教尤其努力地试图保存自由意志的概念，因为没有它，就不能让人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没有责任，罪恶的概念就是一个笑话，而地狱就成了来自于公正的上帝的一个该诅咒的不公正。现代基督教的共识是上帝把自由意志加诸我们，使得我们能够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美德还是罪恶。
几位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最近提出，宗教信仰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本能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一组基因是关于信仰上帝或神祇的。（一位神经生物学家甚至声称他在大脑颞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区域，在信仰宗教的人里比在其他人里体积更大更活跃；过分的宗教情结是有些种类的颞叶癫痫的一个特征。）宗教的本能也许仅仅是本能的迷信的一个副产品，这样的迷信假定所有事件，甚至是雷雨，都有一个带有某人意志的原因。这样的迷信在石器时代可以是很有用的。当一块大石头滚下坡几乎把你压扁的时候，如果你听信阴谋理论而认为这是有人把它推下来的，就比认为它只是偶然事件要更安全。我们自己的语言里布满了带有意志的词。我早些时候写道，我的基因建造了我，并把日常责任分配给了我的大脑。我的基因没有做这一类的事，这些事仅仅是发生了。
E·O·威尔逊在他的《综合知识》一书里甚至提出，道德是我们的本能的成体系的表达，什么是正确的确实是由什么是自然的而衍生出来的，尽管自然主义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这引出了一个矛盾的结论：信仰上帝或神是自然的，因此是正确的。但是威尔逊本人在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虔诚的浸礼教徒，现在却是不信其有也不信其无，这样，他就反抗了一个有决定作用的本能。同样的，史蒂文·频克接受了自私基因的理论，却没有要孩子，他告诉他的自私基因“去跳河吧”。
所以，即使是决定论者也可以躲开决定的因素。我们有了一个矛盾。除非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否则它就是事先决定的。如果它是事先决定的，它就不是自由的。但是，我们感到——而且可以被证明——我们是自由的。查尔斯·达尔文把自由意志描述成是一个幻觉，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分析我们自己的动机。现代达尔文学派人士——例如罗伯特·特斯里弗——甚至提出，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欺骗自己也是一个进化来的对环境的适应。频克曾经把自由意志说成是“使得伦理游戏成为可能的人类的理想化”。作家丽塔·卡特（RitaCarter）说它是事先装在思维里的幻觉。哲学家托尼·英格拉姆（TonyIngram）把自由意志说成是我们假设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似乎有内在的倾向认为我们周围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有自由意志，从不听使唤的外板发动机到带着我们基因的不听话的孩子。
我愿意相信，在解决这个矛盾时我们能够做得更好。还记得吗？在谈论第十号染色体的时候我描述过，组成对于压力的反应的，是对环境变化迅速做出回应的基因，而不是相反。如果基因能够影响行为，行为又能影响基因，那么就有了一个循环的因果关系。在一个循环反馈的系统里，简单的因果过程可以产生非常难以预料的结果。
这种说法出自于混沌理论。我讨厌承认这一点，不过，是物理学家先发明的这个理论。18世纪法国的伟大数学家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Pierre…SimondeLaPlace）曾经设想过，作为一个优秀的牛顿学派人士，如果他能够知道宇宙中每一个原子的位置和运动，他就能够预言未来。或者说，他猜到了自己不能预知未来，在琢磨为什么不能。时髦的说法是，答案在亚原子水平上，我们现在知道，那里的量子力学事件只是在统计的意义上是可以预测的，世界不是牛顿的桌球组成的。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牛顿物理学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尺度上是对事件的很精确的描述，没有人认真相信我们的自由意志依赖于海森伯（Heisenberg）＇20世纪德国著名量子物理学家。他最有名的发现是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即我们无法同时准确地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对其一的测量越准确，对另一个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后来有人认为，这个原理给人的行为从本质上加上了随机性：因为我们无法在任何一个时刻测量出所有的变量，我们也无法预测人的行为。——译者注＇不确定性原理的那个概率框架。把原因说得直接一些：今天下午我在决定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大脑没有掷骰子。采取随机的行动与自由地行动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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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号染色体自由意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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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理论给拉普拉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回答。与量子物理不同，它不依赖几率。数学家所定义的混沌系统是事先决定的而不是随机的。但是这个理论说，即使你了解所有决定这个系统的因素，你可能还是无法预测这个系统的发展轨迹，这是因为不同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使是因果关系简单的系统也可能有混沌状态的行为。它们这样是因为“自激”性，在这里，一个行动影响下一个的初始状况，所以，很小的结果会成为很大的原因。股票市场指数的走向、未来的天气和海岸线的“分形几何”，都是混沌系统：在每一种情况下，大概的轮廓和事件发展的大体方向是可以预测的，但是精确的细节却不能。我们知道冬天会比夏天冷，但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圣诞日是否会下雪。
人类行为也具有这些特点。压力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基因表达又可以影响对压力的反应，如此这般。因此，人类的短期行为是无法预测的，但是长期行为却大致可以。这样，在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我可以选择不吃饭，我有不吃饭的自由，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在那一天之内我是要吃饭的。我吃饭的时间可能会由很多因素决定——我的饥饿程度（部分由我的基因决定），天气（由众多的外界因素以混沌的方式决定），或者是另外某人决定问我要不要出去吃午饭（他是一个做事有因果的个体，我无法控制他）。这些基因与外界影响的相互作用使我的行为无法预测，但是它们并非没有决定我的行为。在字词的空隙里，有着自由。
我们永远不可能逃避决定性，但是我们可以在好的决定性与坏的决定性之间做出区别——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假设我坐在加州理工学院下条信辅（ShinShimojo）的实验室里，他此刻正用一根电极戳我的大脑里离前环沟（anteriorcingulatesulcus）很近的地方。因为对于“自愿行为”的控制就是在这个地方，也许他使我做了一个动作，在我看来具有所有的自愿行动的特征。如果问我为什么要动胳膊，我几乎肯定会很确信地回答，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下条教授要知道得更清楚（让我赶快加上一句，这是下条向我建议的一个设想的实验，不是真的）。与我的关于自由的幻觉相矛盾的，不是我的动作是被其他因素所决定这一事实，而是因为它是另外某人从外部决定的。
哲学家A·J·艾尔（Ayer）是这样说的：
如果我患上了强迫型精神病，以至于我会站起身来走到房间另外一头去，不管我想不想这样做，或者如果有人强迫我这样做，那么，我就不是在自由地行动。但是如果我现在这样做，我就是在自由行动，仅仅是因为上面说的两种情况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的行动仍然有一个原因这个事实是无关紧要的。
一位研究孪生子的心理学家林登·伊弗斯（LyndonEaves）曾经说过类似的观点：
自由是站起来超越环境限制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因为它具有适应性……如果你要被推着走，你是宁愿被你的环境推着走，还是被你的基因推着走？环境不是你，而基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你。
自由在于表达决定你自己的那些因素，而不是决定别人的那些。“决定”不是区别所在，谁是决定因素的主人才是区别所在。如果自由是我们想要的，那么最好是让来自于我们内部的力量来决定我们，而不是让其他人内部的力量来决定。我们对于克隆人的厌恶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恐惧：我们的独特性要被另外一个人分享了。让基因在它们自己的体内为自己作决定，这样一个执著的信念是我们反对把自由丢给外界因素的最强堡垒。你是否已经开始看出来我为什么要半开玩笑地随便想想一个自由意志基因的想法？一个自由意志基因不是什么自相矛盾的事，因为它会把我们行为的来源放到我们身体之内，其他人拿不着。当然，自由意志不会由一个基因决定，而是由与基因相比无限宏伟、给人激励的力量决定：整个的人类本性，事先建立在我们的基因组里，具有灵活性，又是每个人所特有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内在本性。这就是“自我”。
![基因疑云 [英] 彼得·f·汉密尔顿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