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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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瓦。你说你什么都不信了。再也不傻了。我和你争论了两句，你不答。
　　　　我们已经谁也不能影响谁。
　　　　我们也说起过Ｌ，你说起Ｌ像说起一件遗失了的废品。Ｌ生活在老区，１９４６年就是
“少年布尔什维克”。后来上到北京一个中学，没上完便调到党的区委组织部。他酷爱文
学，迷上了罗曼·罗兰。他写了许多诗，许多小说，在自己的心爱的笔记本上。他命名自己
的笔记本为“心史”。我们一度几乎每个星期三个人都要聚会，各自朗诵自己的习作，讨论
政治经济国际国内问题。我们还互相通报自己的恋爱情况，我们从三个人的友情中得到了许
多温暖。１９５７年我们先后遭到“不测”之后，Ｌ几乎可以说是充满了温情地不断地来看
望我，去看望你。在我情绪最恶劣的日子里，我见到他确实如溺于水中的人见到了一只橡皮
船。在我“上山下乡”去劳动之后，他又竭力安慰我的亲属。他是我们全家老少的最好的朋
友。
　　　　他大概同样温情地不断向党检查自己的思想。似乎他说过，他怀疑自己就是那个“组织
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模特儿。实在该死：由于他的诚实，由于他的忠厚，由于他的白璧无瑕
的家庭出身与革命历史，他不断地被“帮助”，却迄无大难。终于，在１９６０年，他被大
大地“帮助”了，他的与“右派”划不清界限成了“劝其退党”的主要根据，他垮了。他不
能不重新衡量和考虑一切。
　　　　１９６２年你就向我传递信息，说是Ｌ不准备再与我们往来。就是说，Ｌ也要和我们划
清界限了。我不信，我试过几次，似乎你说得对。１９６３年，我要求向Ｌ辞行。我要到新
疆去了，这一去不知何时才归。一位老作家给我写送行诗说：
　　　　　　　　　……文章与我同甘苦
　　　　　　　　　肝胆唯君最热肠……
　　　　　　　　　且喜华年身力健，
　　　　　　　　　不辞绝域做家乡。
　　　　新疆当然不是绝域。新疆对于新疆人之亲近正像北京对于“京油子”之亲近。然而当时
我们对于举家迁疆还是看得很重的。我希望能与Ｌ告别。Ｌ谢绝了。
　　　　我感到痛苦。
　　　　后来我知道Ｌ比我还痛苦。我知道Ｌ因我而受的苦。
　　　　也许我太容易了解别人的苦了。我严峻不起来。我常常苦于无法做到动辄对别人进行判
决式、毁灭式的政治谴责与道德谴责。以至有人说我是是非不分。有人说这也是世故。这么
说，我学会了世故。
　　　　你对我则说，Ｌ已经完全变了。你告诉我，６０年代，Ｌ娶妻生子后不久，你去看望过
一次Ｌ，Ｌ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婆婆妈妈，胆小如鼠的庸人。
　　　　谈起Ｌ来，我发现，无论处境如何，你仍然充满了智力的自信和优越感。你撇着嘴。
　　　　也没什么。我说。我们见过的人和事还少吗？
　　　　而后来在你去美国以后，Ｌ与我恢复了友谊。Ｌ一直用很谨慎的措辞谈论你。Ｌ多年从
事教育工作，忠诚质朴如一头黄牛。他的胃不好，面色褐黄。
　　　　１９８２年我第二次访美归来之后，有一次我们与Ｌ谈起了Ｊ。叹息良久以后，Ｌ终于
有点激动地回溯了６０年代你判定他已变了的那次“断交”访问。
　　　　那时Ｌ的妻子刚出月子。你去找他时他房间里挂满了洗过未干的席子。屋里弥漫着奶、
肥皂、小孩的屎、尿的气味。他忙着给孩子煮奶瓶，换尿布，未能与你的高谈阔论配合呼
应。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高谈阔论的豪兴。你最后用一种极端悲悯轻蔑的态度对Ｌ说：
　　　　Ｌ呀，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的青春，你的生命已经完全淹没在尿席子里了啊！
　　　　５０年代，如果我写契诃夫式的小说，我大概也会用这样的句式。
　　　　几十年后，Ｌ提到此事，仍然显出被污辱的面红耳赤。他无法承认你的优越，无法认可
你的蔑视他的权利。
　　　　Ｌ强烈地谴责你对Ｊ的背叛，并认为你从小就是这样的人。
　　　　我也批评了你。
　　　　我们讨论帮助Ｊ的办法，一筹莫展。
　　　　青春的友谊，理想，爱情，莫非都是脆弱的？也许越是美丽的东西越脆弱吧？那么，我
要说，世上最美，最可爱最容易失去的便是少年人的理想与单纯。
　　　　那么成年人的呢？美国人的呢？美籍华人的呢？新大陆人的呢？
　　　　难忘的是１９８０年深秋在费城的会见。我从纽约乘火车沿海岸南下，薄暮时分登车，
车站上有巨大和并不辉煌的汽车广告牌。逐渐地，火车完全驶入黑暗，被喧嚣华丽的城市边
的寂静和荒凉所吞没。我坐在火车的可以调节靠背角度的舒适的软椅上，喝着供应的喝惯了
便也尝不出味儿来的软饮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荡。费城到了，下车。车站是旧式
的，古旧的塔楼上悬挂着老式罗马字时钟。候车大厅既喧闹又空旷，人们提着行李走来走
去，四面是话别和接吻，是酒吧、快餐和纪念品小卖。灯光昏暗，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我大约等了一分钟，有一点沮丧。你来了，仍然像当年一样的喜悦活泼热情真诚，你的
笑容仍然像几十年前一样朴素，天真，由于谦逊而显得有点苦，由于聪敏这笑容又显得有点
“坏”。与你同来的是身材高大的Ｖ教授。你立刻从我手里接去了大小提包，我推让时你挤
一挤眼说：“催拨儿嘛”。就像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没有离开过团区委与团总支。Ｖ
教授你早就向我介绍过，原是留学我国的美国学生。１９５１年Ｖ夫妇因确有的间谍罪被我
国逮捕判刑。一年多后，经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斡旋，被我国驱逐出境。我始终
记得５０年代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的情景，那时候的大事小事、国事私事我永远记得那样明
晰。是周恩来总理不卑不亢地，庄严而又风度翩翩地接待了他。后来，哈马舍尔德因飞机失
事殉职。不久以前（１９８６年１月），我去纽约参加国际笔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应约去联
合国参加座谈会，就是在以哈马舍尔德命名的大厅。
　　　　问题不在于Ｖ教授夫妇被捕、服刑、被驱逐的经历。要点在于Ｖ夫妇回国后成了中国革
命的拥护者，崇拜者，成了新中国的最好的朋友。不是在美国曾经喜欢议论“共产党中国”
的“洗脑筋”吗，Ｖ夫妇则骄傲而快乐地叙述自己在新中国的经历，叙述他们在解放以后，
包括在狱中思想上发生的转变。Ｖ写过一本题名《解放者的囚犯》的书，讲自己的经历，对
新中国倍加赞扬。
　　　　他们的赞扬，大大超过了当今的一些中国人自己。
　　　　我们到一家墨西哥饭馆去吃饭。饭馆的布置是农家风味的，墙壁上有裸露的红砖，有抹
得凹凸不平的黄色的草秸泥。菜里面有青辣椒，有玉米粉糊糊。席间我们叙谈甚欢。以至邻
桌的一位谢顶的绅士委托服务员向我们致意，并说他无法判明我的国籍，但认定我是来自远
方的客人，为了表达费城市民的好客心意，他建议由他“赔”请我们桌上的每个人一杯酒，
不知我们是否接受。我们鼓掌称谢，点了各自要的酒。
　　　　Ｖ说，他觉得美国人民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是爱，是向往，也可以是怨恨和恶毒
的咒骂，但永远不是无动于衷，不是冷漠。
　　　　后来，Ｖ的太太——一个高雅、朴素、大方的女人——告诉我，她在１９５１年被捕、
被判刑的时候并没有流泪，在被驱逐出境的时候，她哭了。因为按照惯例，被驱逐者将不得
再次入境。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后，她是第一批前来中国旅游的美国客人之一。从香港一
进入深圳，她便向我方接待人员谈了自己的经历，接待人员笑着说，我们知道了，我们早就
知道了。Ｖ太太说，一下子我的所有的包袱都放下了。
　　　　在我的短促的费城之行中，你确实只是扮演了一个殷勤的“催拨儿”的角色。你的目光
忽然是明亮的，忽然又是黯淡的。你的笑容忽然是开阔的，忽然又是苦涩的，甚至是惨然
的。你的说话忽然是热诚的，忽然又是油滑的。显然你有许多话想对我说，比在国内见面时
还要想说，你又觉得没时间说，没办法说，无从说起。你只是说了你与Ｊ的感情变故，你希
望得到我的谅解。你只是称颂Ｖ，这表明了你出国以后的“政治路线”。你给我介绍城市和
你们的大学，第二天上午陪我参观“独立大厅”“自由神”这些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文物，
帮我翻译。你又是小心翼翼的，接待我像接待“外宾”。
　　　　这是客观上的而不是政策条文上的“内外有别”。
　　　　你是在临出国前不久被吸收为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的，你的入会当然与我的介绍推荐
有关，可并不是什么“后门”。你在费城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希望分会继续与你联系，给你
寄“学习资料”，也可以给你一些任务，表现出强得出奇的“组织观念”。这开初使我觉得
几乎不可思议，一个作协分会会员，又能有多少活动，权利，义务？然而，这是你的最后的
“组织”了……它像一条联结着你与祖国的丝线。１９８４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时间已经不
早，我们家响起了敲门声。
　　　　一般客人是不会这么晚来造访的。我微感狐疑地去开门。
　　　　但我仍然不可能想象，甚至至今不能相信下面所记的。
　　　　是Ｊ，还有两个陪同者，后来才知道是她们厂的人事干部。三个忧心忡忡的紧张的面孔。
　　　　Ｊ面孔紧张地告诉我：他出了车祸。
　　　　我失去了第二信号系统的反射能力。我不明白，什么叫出——了——车——祸——了呢？
　　　　沉默。
　　　　Ｊ的面色使我启齿：他——没——了？
　　　　回答：当时就死了。撞他的是一辆巨型载重卡车。我见过那样的车，大如一座楼房。
　　　　Ｊ咬牙切齿地说，我没有掉一滴泪。五天前我收到了他最后一封信，一是说他迁移了新
址，让我以后再写信寄给一个他的美国朋友，由美国朋友再转给他。我猜测，我与他的通信
使Ｚ闹起来了，他不得不变换地址和收信人，背着Ｚ通信。他的信上还用威胁的口气说，如
果不签字同意与他离婚，他将通过美国法律自行解决。Ｊ发着抖，由于气愤还是由于痛苦？
　　　　Ｊ说，你就是在她收到你的最后一封信的那一天被汽车轧死的。我的心怦怦跳击起来。
　　　　Ｊ说，据悉你是在波士顿至费城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的。你开着快车，在和Ｚ相会之
后。
　　　　那是一条明光闪闪的公路，公路两边有巨大的广告牌，有麦克唐纳快餐店，有大片的休
耕的绿草地，有小巧玲珑的兼卖饮料和小食品的汽车加油站，修理站。有一个美国人说，当
“阿波罗”号登上月球后，从月亮上看地球，能看到的地球人的建筑便包括埃及的金字塔，
中国的长城，美国的这一条联结东海岸几大城市的公路。
　　　　我知道，你不久就学会了开快车。１９８２年，是你送我上的波士顿机场。你开车的速
度之快甚至使招待我的久居美国自己经常开车的女主人惊异。就像你穿着短裤上下楼梯的时
候迅跑。你开车的样子洋洋自得。
　　　　Ｊ说，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他对我太狠了，他报应了。
　　　　“报应”是人间最残酷、也许是最公正的一个字眼。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了你开的小车被一辆重型卡车撞翻时的情景。我似乎听到了你脑浆崩
裂时发出的爆炸式的响声。车翻滚着起了火。
　　　　在这一瞬间我不知道你是死于非命还是死得其所，你是在与Ｚ幸福温存以后急于赶回费
城做事吗？你又沉浸在新的梦想，新的苦恼里了吗？是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意识形态
的与生活方式的分裂终于使你掌握不住自己的方向盘了么？一位来自台湾、定居美国的著名
诗人告诉我，他留在美国，没有回台湾，也许只是因为留恋美国大陆的平坦阔长的高速公
路，以及只有在这样的公路上才能有的高速开车。以你的性格，你会选择怎样的死呢？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你总算不可能夺去Ｊ的最后的栖身的小岛了。孩子不会被你弄到美
国。
　　　　在这一瞬间我想到“高高的乌拉山”，我们的可敬的高能物理学家。他每年都几次出访
西欧。是命运吗？
　　　　我想到了一切。我更想到了这一切的想已经毫无意义。
　　　　管理有序的高速公路。蓝底白字的指路牌。鱼贯飞驰的车龙。撞击。翻倾。死。一切本
来就这么简单。
　　　　我干练地转而与Ｊ讨论她是否有可能以及怎样才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抚恤或者赔偿。虽然
我心乱如麻，心跳过速。这是你对于Ｊ的最后的奉献。而Ｚ却不可能得到什么，法律——中
国的和美国的——站在Ｊ这一边。我不能不为Ｚ感到恐惧和渺茫。忽然，Ｚ比Ｊ的下场还要
惨。
　　　　我与Ｊ的讨论冷静而且干练，倒像我是法律顾问处的收费顾问人员。倒像我的心硬过石
头。
　　　　然后我给Ｌ打了电话。我们说，是报应了。
　　　　是谁报应了？怎么报应了？为何报应了呢？
　　　　我给一位与你相熟的美国友人写了信，想多知道一些你生命的最后时刻的详情，甚至写
信的时候我都怀着一种怀疑的心情。难道这能够是真实的么？这多么像一个人为的、才力不
逮的、拙劣的、匆匆做出的小说结尾啊！
　　　　很快收到了美国朋友的回信，回信说：
　　　　在美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将近五万，人们对于车祸并不认为有多么异常……
　　　　回信又说：我们在××教堂举行了葬礼。大学副校长参加了葬礼。许多朋友在葬礼上发
言，称颂你的热情、真诚、谦逊、勤勉，都认为你是近年从中国大陆来美的最好的学人之
一……葬礼的盛大是空前的。你并没有给新从大陆来到新大陆的人丢脸。
　　　　回信还对Ｊ获取补偿的可能做了相当悲观的估计。
　　　　这就是完结？时间不再存在，一万年以前与一万年以后，一秒钟以前与一秒钟以后，对
于你来说，都是永恒的平静与安谧。空间也不复存在，这个星球与那个星球，这个大陆与那
个大陆，都是同样的大，同样的小，同样的远，同样的亲近。
　　　　中国！中国！中国！你这个中国的不肖子！
　　　　　　　　　　　　　　　　　　　　　　　　　　　　　　　　　　　　　　　　　　　　　　　　　　１９７９年８６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