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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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胜之书》对选种与储种有过简单的论述。强壮、高大、高产的单穗往往被选作来年的种子。中国农民直到今天仍然延续着这一做法，从而存在大量不同的谷种样本。当时还没有通过育种来培育理想谷种的做法，直接从田中选种似乎是唯一的办法273（文献五，4：6。1）。《齐民要术》记载说将选出的种子单独栽培，精心照料，再从中挑选最好的种子，可以使种子得到进一步改良，但这种做法在汉代尚未出现。274
为使种子免于受热与受潮，对种子的储藏必须非常仔细。首先要让种子干透，然后放入竹制或陶制的容器中，再加入防虫效果好的草药。有意思的是，氾胜之还很迷信地提出，如果种子被马嚼过几口，就不会生虫（文献五，4：6。2，4：6。3）。
耕种方法与技术 农具
汉代农民使用的农具主要是铁制与木制的，与今天的情况一样。有些木制农具，例如耒，实际上是很原始的农具，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使用了。耒耜类农具位列木农具之首（《说文解字》卷14，2），每一种都有非常独特的功能（文献五，15）。《说文解字》还罗列了各种木农具，包括各种用于锄、犁、耙、收割、脱粒等的农具（文献五，16）。铁农具有锹、鹤嘴锄、犁、双齿锄、园艺锄、镰刀与长柄镰刀（文献五，17）。铁锹至少有四种类型，每种都有特定的名称。
在汉代的另一本字典《释名》中，编纂者为读者描述了各种农具。令人惊异的是，它们很多与中国现在使用的农具，甚至在细节方面都很类似。编纂者还说，农耕方式决定了农具的形状，所以有种专门用于沿沟除草的窄锄可能就与垄作法有关（文献三，18）。
犁的演变说明了农具的变化是由它的特殊功能决定的。犁的原型仅仅是一种较大的耒。古文献经常提到“耦耕”，对耦耕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由一个人拉经过改进了的耒，而另一个人将耒踩入土中。当耒有了能穿透土壤的切割刃时，它实际上就变成犁了。尖刃会逐渐发展成更为有效的犁铧。后脊最终发展成为犁板，也有助于翻起土壤。到这时犁就会太大，人拉不动，需要使用牛或马了。但是完全木制的犁适应不了牲畜的拉力，于是导致了一个重大改进，就是在犁铧上加上一个铁铧刃。辉县出土的战国犁铧，就是这种带有铁铧刃的木犁。275
战国时期的犁，犁铧呈超过120度的宽大V字型，很难深切入土，而且这种宽角的铸铁刃难以承受深耕所需要的压力。276汉代的犁似乎已经有了改进。在汉代的考古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些犁铧呈锐角三角形、犁床厚重的大型犁。277将犁铧改为锐角，提高了它的穿透力，也使深耕成为了可能。东汉的犁比起西汉所使用的来，又有了明显改进。278
不过，汉犁的形制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犁非常小，似乎不可能是用畜力牵引的。至少在河北清和出土的一个小铧，明显就是耧车的一支腿，而不是犁铧。279不同形制的犁的发现，表明在中国广袤的疆域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地域差异，而且也说明农活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工具的形状与大小。大型犁在翻耕新农田时非常有用，因此它们往往出土于辽东、古浪及承德可能并非出自巧合，这些地方在汉代都是偏远的边疆地区。中型犁要轻便一些，两个人就能拉动，符合对赵过推广代田法时所提倡的那些轻便农具的描述。最小的犁，如果是耧车的腿的话，自然就是用来控制作物间距离的。如果农民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同时又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并为良好的田间作业留下合理的工作空间，这种小型犁就非常关键了（文献五，7，9）。
汉政府推广了犁的使用，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地方官员都鼓励百姓采用牛耕。280出土犁的汉代考古遗址的广泛分布，以及汉代壁画与画像砖上为数众多的对犁耕的描绘，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281据说，当时官营冶铁工场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好铸造“大器”，与大部分其他农具相比，即便小型犁也应该算是“大器”了。实行专营的铁官由于职司所在，可能的确曾经将制造铁犁视为完成其额定任务的捷径，而政府对犁的制造与出售，又可能推动了它的使用。（文献五，19）
日用农具构成了汉代出土文物的主体，包括有锹、锄及镰类工具。其中锹的历史最为久远，因为它是直接由古代的耒发展而来的。282汉代出土文物中有直刃锹、曲刃锹，铲型锹、平型锹，双齿铲、单齿窄铲，直柄铲、曲柄铲等。厚重的钁是用于破土的锹，狭窄的钱则是用于甽间除草的锹。战国的铁器都是铸造的，但锻制的锹在汉代则已经相当普遍。283
锄也有类似的区分。厚重的用于破土，轻便的用于碎土，窄的用于除草。锄柄也有不同的安装方式，以追求最好的功效。在现存汉锄中，锻制的同样非常普遍。284
镰包括长柄镰、短柄镰及月牙形的手镰。长柄镰清楚地出现在一幅描绘收割场景的汉墓画像砖上，图中有两个人在水田内挥舞着长柄镰，另三个人则在用手镰割穗头。285一般认为长柄镰是适用于密集播种的农具，因为采用密植则作物无法成行。月牙形手镰可能是从新石器时代的砍刀发展来的，只用于割穗头，秆都留在地里。286短柄镰是一种改良了的农具。使用短柄镰可以只留几寸高的秆在地面，这样收割下来的谷秆捆起来方便得多，而且不需要再清理农田，因为留在地里的短梗很容易被翻耕下去做肥料。此外，发挥短柄镰的最大功效要求作物行列整齐。因此，采用垄作法最有利于短柄镰的利用。287
1858年在河南巩县发现了西汉晚期的冶铁作坊遗址。其中有些设备通过使用高温煤炉，可以生产出含碳量很低的高质量的锻铁。遗址出土的工具大多是铸造的；不过，大部分木匠工具却是用高质量的锻铁制造的。288水排的发明可能对东汉时期铁的生产有过重大影响（文献五，20）。这些发现应该能够证实冶铁技术的发展在西汉末年出现过重大突破，东汉时期人们已经可以生产锻铁来制造各种工具和农具了。289而且应该注意的是，以辽阳三道壕遗址出土物为代表的西汉铁农具还是铸造的，既小且脆，与战国铁器的制造技术水平大致相同。290东汉农具则已经是锻制的，形体较大，质量也比较高。291
除了上述对汉代农具的论述外，汉代当然还存在农具的地区差异与个体差别（文献五，21）。而且，较贫穷的农民可能只用得起劣质农具（文献五，22）。
耕种方法与技术 小结
农业技术在汉代取得了以下进步：农田内作物排列整齐有序，取代了撒播密植的做法；多种作物的种植体系逐渐发展；作物的轮作与施肥使复种已成为常规，只是在庄稼连续两年歉收的地方，或是人口稀疏、耕地充裕的南方地区才会有休耕。农作的集约化，使整地、除草及不断中耕成为了中国农业的标志性特征，这意味着对每棵植株的精心照料几乎已经达到了园艺式的水平。农具种类的多样化同样表明了这些农活的重要性。这种农作方式要求集中使用劳力，并且更适宜于小规模农作。同时，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保证田间工作的精致彻底非常关键，这也使得大规模使用农奴或雇工变得不大可靠。所有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汉代自耕农的存在，以及大地主为何偏好出租土地，而不愿使用农奴。
人们总是喜欢估算单位面积或人均生产率。例如，万国鼎曾试图比较使用普通耒耜类农具与采用牛耕的人均耕作面积（亩）。他的比较见表13（略）。
不过，在评估与比较不同时期生产率的增长时必须谨慎，因为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率的材料非常稀少，而且还受到时间、谷物种类、地点292等众多因素影响。尽管如此，通过一些线索，还是可以看出农业产量总的增长趋势。天野元之助尽管相当谨慎，还是以一些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器物来暗示在若干方面的确出现了变法。西汉时期的住宅面积与水井都比东汉时期的要大。东汉时期住宅和水井较小，显示了当时小家庭依托小规模集约农作生存的情况；东汉时期砖被更为广泛地用于造井，说明生活水平提高了；西汉遗址中的粮仓比东汉的小；东汉的陶器一般比较大；铁制的农具与手工工具，甚至是锻制的铁农具和工具，在东汉时期的运用已相当普遍，而发掘的西汉遗址中出土的铁器却几乎只相当于东汉遗址出土铁器的一半。293畜力或水力驱动的舂米装置比简单的手工的臼先进得多，它的出现可能也与生产率的提高有关。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东汉的农民家庭规模较小，能够生产更多的粮食，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坛里碗里的食物比他们在西汉时期的前辈要多。农业的进步不仅应归功于较好的铁农具，而且也是集约农业发展的结果。农业集约化使很大一部分工作，包括除草、灌溉、施肥，以及在家内进行的工作，如溲种，都能由妇女与儿童完成。于是，小农家庭成为了一体化的生产单位。
农作之外的选择 活动
前一章论述了汉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如《四民月令》所记录的，田里的农活会随季节变化而有区别。春、夏、秋三季，农民忙于耕作与收获。九月以后，田里的农活就可以放到一边了，冬天要做的只是房屋、农具等的修补工作（见文献三，1：9。1、10。1、11。3）。集约农业包含了许多并不繁重却耗费时间的农活，如施肥、除草、灭虫。在农忙季节，农户家中的妇女与小孩都必须到田间去劳作。但在农闲季节，当人们从田间劳动中解脱出来后，则会变得无所事事。为了不使劳力白白浪费，农户必须将精力投入与直接农作无关的活动。这里将之称为“Z活动”。它们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加工食品与燃料，纺纱织布，金属加工，裁缝与制革，制造与修补手工工具、农具、陶器和祭祀用品，加上修建房屋，修补篱笆，以及诸如文娱、治安、交通与买卖之类的活动。294
第三章已经论证过，汉代农民是具有市场倾向的，因为他的许多开支都必须使用货币。要补足自己的货币收入与开支间的缺额，办法在于生产能够出售挣钱的产品，或者生产他否则就必须花钱购买的产品。Z活动包括了这两个部分。但它有些活动其实具有双重目的，生产的产品既能供家庭消费，也能拿来出售。
纺织业包括了从纺纱、织布到制作、剪裁的各个步骤，自古以来就是农村妇女的工作。“男耕女织”一直是前现代中国劳动分工的标准描述。最早将妇女与纺织联系在一起的例子之一，也许就是织女星（天琴座中最亮的星）这颗星名了（《毛诗正义》卷13，第1－7页；卷18，第5－6页）。贾谊通过引证这个古老的传说，表明了他认为妇女纺织与男子耕田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汉代的地方官员不仅将督促农民把地种好、努力生产粮食视为自己的主要职责，而且认为自己要督促他们种植桑、麻，以确保纺织原材料的充分供应（例见文献六，1，2）。事实上，汉人认为与北部及西北边疆的生活方式不同，耕织结合是中原农业文化的显著特征（文献六，3）。班固在描述农民的理想生活时，同样认为纺织是其生产的一部分。在冬天的几个月内，妇女白天黑夜都要纺纱织布，用现代的标准来看，每天要干一天半的活（文献六，4）。西汉妇女平均每人每天能织五尺普通布匹，而在东汉则每天能织十三又三分之一尺（文献六，5，6）。
虽然中国北方冬天长达四个月，但纺纱和其他准备活动可能要花两个月，织布也要花上同样多的时间295（文献三，1：1。5、6。2、9。5）。第三章的那个虚构农户中有两个妇女劳动力，她们一年总共要工作120天。296于是每年的织布量应该是15匹（按每天平均生产5尺算）或40匹（按每天平均生产13又1/3尺算）。家庭成员自己每年需要的布料，据估算是每人一匹（见第三章）。让我们大方地假设每人每年有2匹布（1匹备用），那么能拿到市场出售的布应该是10至13匹。按照第三章估算的每匹布的价格计算，生产效率低的家庭每年从织布获得的收入将在5000至8000钱之间，生产效率高的家庭这项收入可达到15000至24000钱，这几乎相当于种植粮食的收入，甚至可能更多。
当然，布价因材料质量不同而存在差异。一种叫做七緵的粗布质量最差，可能也最不值钱。为省钱，刑徒必须穿这种布做的衣服。297据居延汉简记载，八緵布的价格是每匹230钱。七緵布的价格自然应该比这更低。而最贵的布能够值到每匹3900钱。在这高低两个极端例子之间，其他价格从300至1400钱不等，一般的布价格在500至800钱之间。298这个价格范围的确非常宽泛，它不仅反映了布匹质量的不同，而且反映了价格的波动。来自纺织的收入要受到剧烈的市场变化的影响。
饲养家畜也能给汉代农户带来一大笔收入。肉虽然在日常饮食中并不常见，但在节日或其他值得庆贺的场合却是经常有的（文献六，8）。汉王朝的创建者刘邦及其邻家的男孩出生时，其他邻里曾带着羊、酒前往庆贺。而在这两个男孩长大并成为了好朋友的时候，邻里们再次带着羊、酒前往庆贺（文献六，7）。
到公元前1世纪，肉在农村的日常饮食中就很普遍了。文献中没有清楚地提到猪肉价格，不过其价格可能是比较高的。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它的确昂贵，但养猪卖的人却能由此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汉墓经常有陶猪圈出土，这些猪圈里往往还有陶制的猪和小猪模型。三道壕汉代村落遗址有六组农户住房，每户都带有一个猪圈。猪圈出口与厕所出口连在一起，这是为了便于收集肥料而设计的299（见图1）。养猪也可以在专门的畜牧场内进行，正如梁鸿的例子那样，他在完成太学的学业后就以养猪为生了300（文献六，9）。
专门的养猪场可以是一个大产业，价值能高达万钱（《史记会注考证》卷129，第31页）。穷人也能以此为生，他们可以在沼泽地、海边或其他无法耕种的土地上放牧（文献六，10，11）。不过，猪圈和家用厕所与同一个肥料储蓄池相连，说明农民养猪既是为了出售（与消费），同时也是为了获得肥料。出土陶猪圈一般都比较大，能够容纳四或五头猪，这可能是农家能够饲养得来的数目。
与养猪一样，养羊也比较赚钱。卜式纯粹靠牧羊就聚积了大量财富（文献六，12）。中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但既然羊经常与牛一起被用作衡量家庭贫富的指标，可见普通农户可能大多也是养羊的（文献六，13）。
猪的价格可能与羊差不多，一头羊可以卖900至1000钱，相当于一个劳力一个月的法定工钱301（文献六，14）。
大部分家畜都能由小孩照管，也可以几家或整个村落雇一个小孩成群地放牧牲畜。这些牧羊者或牧猪者往往就是本村的男孩（与中国现在的情况一样），他们的工钱不会太高（文献六，16，17）。
酿酒是另一种比较赚钱的副业。酒的价格能够相当于所用粮食价格的两倍。302汉代的酒没有经过蒸馏，而且饮用时会有酒糟沉淀在底部。用来酿酒的谷物在加入水后，体积最少会是原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