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伦理学-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般有鸨主（或鸨婆）、皮条客和保镖。鸨主多为本地人、地头蛇，他提供卖淫场
所和庇护，有的本身就是旅店老板。皮条客负责拉客、牵线，运送嫖客，掩护断后。
皮条客也有兼当保镖的。卖淫者多为年轻女子。她们要在一方立足，躲避公安人员
的追捕，必然要寻求这种保护和依靠。团伙的出现是卖淫业的罪恶升级的一种表现，
它出现了剥削与被剥削，一些人以吃妓女为生。为此，必须运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
政予以坚决打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指出：“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
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15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
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嫖宿不满14岁幼女的，依照刑法第139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明确规定：“强迫妇女卖淫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营利
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
规定：“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在规定的最高刑
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不仅严厉打击卖淫行为，而且
严厉打击嫖娼行为，尤其严厉打击引诱、容留妇女卖淫和强迫妇女卖淫的犯罪行为。
这种全面的法律规定既能有效地制裁卖淫嫖娼活动，又是对剥削阶级的双重性道德
体系的决定性的打击。
历史表明，嫖娼行为在古典时代被视为男性的自然权利，即使不便在大庭广众
之下夸耀，至少也不被看成不光彩的事，更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这种双重道德的
性伦理体系，是典型的奴隶制度及其对妇女蔑视的必然产物。除了那些支持卖淫，
认为它是男性放荡的相对来说最无害的方式的人们以外，还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它，
他们呼吁要对娼妓这种社会救星公正对待。“要么拿出办法来根除卖淫，任何参与
者都应作为反社会对待，要么就把娼妓作为光荣的女性对待。”这个建议，就其提
倡对两性公平对待来说也许值得赞赏；但是社会主义性道德决然不能再回到古代的
生活观念，容忍性的非道德性了。我们再也不能仅把卖淫视为一种社会事实了；从
特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当我们探讨卖淫的原因时，不难发现有两条造
成这种社会污染之河。一方面是男性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女性迎合这种需要的
供应。这两种因素中，前者远远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在卖淫中，首先是需
求这一方面产生了供给，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卖淫主要是男性方面的问
题，而不仅是女性方面的性问题。所以，只从女性方面着手时，卖淫问题就难以解
决，任何只针对卖淫女子的整治都是无济于事的。
西方的一些性伦理学家曾颇为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新的性道德良心不能容忍它
一方面宣传卖淫为罪恶，一方面又宽容这种罪恶。在他们看来，卖淫问题构成了全
部性问题的核心问题。因为，一方面是性的欲望，一方面是道德要求，这两种互相
斗争着的倾向的协调一致，包含着全部性伦理问题的最终解决。改革之路在于：引
导性欲的航船在禁欲主义的礁石和肉欲的旋涡之间安全地行驶。应该说，这些话不
无机智之处。然而，与之相比，更加深刻的见解则是倍倍尔的如下“结论”：“人
类一旦能够废止了一切性的以属关系，达到了男女平等自由的社会，那么虚荣和流
行的愚行，将和我们当作永远不能绝灭的其余一切恶德同时消灭。”＇注＇
三、重婚
1988年10月，《新观察》杂志用了整期的版面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报告文学
《性别悲剧——80年代：妾与文化的混乱》。作者贾鲁生告诉读者：“纳妾现象，
前两年，我就看到了，感到沉痛，很想把它揭示出来，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写报告文
学的突破口。对于一个女人，她想摆脱自身的痛苦，追求幸福，在极度的感情矛盾
中，不得已去做人家的小老婆。遇到这种具体事件时，我一方面同情她，另一方面
又非常憎恶。从社会发展趋势看，这是一种堕落。我的心情是矛盾的，因而所写出
来的作品也处处反映了我的这种矛盾心态。”
报告文学引发了人们的各种看法。有的人以肯定的态度说道，这篇作品有个观
点，文明必须付出道德的代价。女人去做妾，除了法律问题外，还有自身问题：不
知人格和价值，只顾追求眼前的幸福，结果自己否定了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旧的道
德观念。这是一种旧道德崩溃后的无道德状态。纳妾、重婚现象，在这个未死方生
的时代，有特殊的认识价值。我们与其就此去责备女性的素质太低、不自尊自爱、
法律意识淡薄、愚昧无知等等，还不如把目光投向社会结构和现阶段在这些地区刚
刚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也有的人尖锐地指出：对“妾”这种现象的剖析，作者的
思想观点有些混乱。纳妾现象同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与现代商品
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是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平等、法洽等等。这同封建的
家长制、人身依附、宗法制度……是对立的。纳妾是封建制度所产生的最丑恶的现
象之一，它否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使女人完全依附于男人。为了消除种种丑恶的、
不道德的现象，不仅不应该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应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将荡涤封建社会遗
留下来的一切丑恶现象。
本书的任务当然不是对这篇报告文学做出评价。笔者也不完全赞同文章中的一
些观点。但是，我们却想借助这篇报告文学及其引发的讨论说明，纳妾作为重婚的
极端表现，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性伦理学必须在维护社会主义有关法律
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回答。
从法律角度看，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
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
（一）重婚罪的客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一夫一妻制。重婚行为不仅
严重破坏了我国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一夫一委制原则，而且也败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的
道德风尚。因此，重婚不仅是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同时也是触犯刑律的行为。（二）
在客观上要有重婚的行为。重婚罪的主要特征就在于男女双方或一方已有配偶，而
又非法同他人建立夫妻关系。因此，有配偶的人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
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这当然是属于重婚罪；即使没有登记结婚，但公开以夫
妻关系生活在一起，已经形成事实婚姻的，也构成重婚罪。但是。男女双方或一方
已有配偶的人之间的通好行为，或者只是临时姘居的行为，这虽然也是属于违反婚
姻法的不道德行为，但不能以重婚罪论处。根据刑法第180条规定，犯重婚罪的，处
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实际情况出发，性伦理学需要对重婚展开多维分析。
广州市两级人民法院在1984至1986年，受理了重婚案100件。据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研究室调查，重婚者的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很复杂，有的十分罕见。不仅有
男性，也有女性；有青壮年，也有老年人，有婚后不久。也有结婚几十年且已有子
有孙的，还有未婚的。重婚的原因虽各种各样，但主要是受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腐
朽思想影响。一、求安逸、图享乐。这是当前重婚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且以农村
女性较为多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广大群众通过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生活富裕
了，但有一些人，其中有一些女性，为了过舒适的生活，弃家出走，到经济条件好、
生活富裕的地方去，只要那里的人能有钱供其享受。就不讲对方年龄老少，也不管
他是否有妻子儿女，与之结婚。从化县农村妇女张某，就是出于这种思想，抛弃了
结婚多年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到增城县与一姓李的男性重婚。二、生活富，思想变，
弃妻纳妾。这是当前重婚比较重大的问题。在改革中，城乡一些个体户、承包户、
专业户富起来了，有少数人，一旦有了钱，就想入非非，不是嫌妻子丑陋，就是嫌
一个妻不够，使正常的婚姻关系遭到破坏。为此，有的欺骗婚姻登记机关公开登记
重婚，有的把雇佣的“女秘书”、“女会计”、“女采购员”带在身边，以夫妻关
系同居。广州市装饰业个体户卢某，几年前开设了夫妻店“现代装饰工程公司”，
在夫妻俩的辛勤劳动下，成为颇具规模的阔老板。卢某的经济地位变了，竟把妻子
甩在一边，与雇佣的女工黄某以夫妻关系非法同居，生儿育女。三、传宗接代的封
建思想作祟。实行计划生育，规定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然而，社会上有少数人，
认为只有男孩才可以“续香火”，女孩长大是嫁人。有的人因为妻子没生男孩，重
婚纳妾。
对沈阳第一劳改管教大队（女监）在押女犯中重婚犯罪情况的调查，为我们研
究重婚犯罪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具体材料。调查发现，重婚犯罪人数占投监
改造总人数的16％，其中农村妇女占重婚罪犯总数的93％，1987年比1986年增长了
5％。重婚罪犯年龄结构多在30～45岁之间，结婚时间多在十年动乱期间。她们一般
文化水平较低，不懂法律知识。重婚罪犯中绝大多数是夫妻感情基础差，长期不和，
渴求解除痛苦的婚姻，因重重障碍未能如愿，遂离家出走，与异性同居，触犯了刑
律。
农村妇女重婚犯罪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丈夫封建思想严重，把妻子看成私有奴隶，无端猜疑，经常殴打、逼问、羞
辱、虐待妻子，致使一些性格软弱、缺乏法律意识的妻子被迫离家出逃，为谋生活，
与他人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如王某，从小失去父母，15岁时被人从山东荣城拐骗
到辽宁省宽甸县，卖给农民黄某，俩人没登记就成婚了。黄某有肺病，多年娶不上
媳妇，且心胸狭窄。他嫌王某太小，又不放心，把王关在屋内，不许与外人接触，
稍有不适，非打即骂。就这样，王与黄共同生活了20余年，生下三个子女。三中全
会后，黄仍不思生产发家，却整日赌博，输了钱就打老婆。王实在忍受不了，想回
老家给父母上坟后一死了之。1984年在亲友劝说下，她抛开死的念头，为了生活，
经人介绍就与他人同居。她和后夫共同奔日子，生活富裕起来。她惦念自己在宽甸
的儿女，两年多来，给他们寄去800多元钱。本夫黄某还想敲诈更多的钱，她无力支
付，于是黄某告她犯了重婚罪，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男方有病、懒惰或无致富技能，家庭生活困难，甘心引诱妻子招夫（俗称
“拉帮套”），导致妇女重婚犯罪。牛某，16岁时为哥哥娶媳妇急用钱，违心嫁给
患有多种疾病的史某为妻。史见一姓王的做生意有钱，便把王某招来，逼妻子与王
长期同居。
3、婚姻基础差，夫妻长期不合，一旦有外遇，即走上犯罪道路。郝某，17岁时
因受父亲责骂，离家出走，路遇熟人朱某，将她带回家，介绍给弟弟，俩人五天后
结婚。由于婚前缺乏相互了解，婚后感情不和，郝某多次提出离婚，朱某坚决不同
意，郝便与已婚的中学好友张某秘密来往9年之久。一次，郝做迟了午饭，朱某将她
耳膜打成穿孔，郝某一气之下，离家与张以夫妻名义租用民房，非法同居。
4、来自社会、亲属的各种封建思想和世俗偏见，为解除死亡婚姻设下了道道障
碍，加之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农村妇女离婚难，导致重婚犯罪。据
在押重婚犯中调查，由于离婚难而导致重婚犯罪约占70％左右。离婚难主要有以下
几种情况：
一是宗族、亲友于涉。在农村，妇女提离婚被一些人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事，以
族亲长辈自居的人就会出来干预，甚至动用家法。罪犯肖某，由父亲作主与表哥成
亲，丈夫嗜酒如命，二人因此经常发生争吵。一次肖某患病卧床半个多月，丈夫不
但不给看病还说：“别说没钱看病，就是有钱，我还打酒喝呢。”肖某曾多次请求
父亲允许她离婚，父亲坚决不同意，并声称：“咱家没那规矩，想离婚，等我死了
吧。”1984年6月，肖某的丈夫也觉得没法过了，同意离婚。于是俩人到大队部开离
婚介组信。肖父闻讯手持木棒追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女儿打得浑身青紫。肖某
万不得已，离家出走，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
二是来自“好心”干部的无休止的调解，致使一些本已死亡的婚姻离不成，妇
女反复遭摧残。现在农村一般都是女嫁到男家，女方孤身一人，势单力薄；而男方，
在村里、乡里，甚至县里，亲连亲，亲套亲，到处有说话的人，他们遵循着“宁拆
十座庙，不破一门婚”的原则，严守合比散好的陋习，对女方挨打受骂他们熟视无
睹。罪犯陈某与张某1976年结婚，感情一直不和，陈曾两次怀孕，都被张毒打而流
产。1978年陈向大队提出离婚，干部们说，你离婚走了，我们可不能为你得罪人。
于是把她推到公社，公社又让她回大队处理，大队劝她回去好好过日子。她回去后
遭到的却是更加残酷的打骂。丈夫说：“你不是要离婚吗？打死你我偿命，打伤了
我养着，看你还离不离？”陈为了离婚，奔走于大队、公社、法院之间达7年之久，
有苦无处诉。她愤然出走，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直至被捕。
三是诉到法院，久拖不决，也使一些要求离婚的妇女心灰意冷，走上了犯罪的
路。农村妇女离婚起诉不易，且不说那30元诉讼费，使那些兜内分文没有的妇女望
而生畏，就是那介绍信、诉状又有谁能给开？谁能给写呢？（法律没有规定离婚必
须有介绍信和书面诉状）就是介绍信开来了，状纸递上去了，往往迟迟不见传讯。
据说有些执法人员认为离婚案件拖一拖可增加自动和好的可能性，于是一拖再拖，
一年两年过去了，要求离婚的妇女口婆家怕丈夫打，回娘家又不留，失去生活来源，
无奈再寻配偶，导致犯罪。罪犯靳某的丈夫司某被单位解雇，司怀疑是靳在作祟，
便经常对她进行打骂和人身污辱。靳某不堪忍受欺凌，多次向大队、公社、法院提
出离婚，法院责令司某具结悔过，司对靳的迫害愈加厉害。后来法院判决离婚，司
坚决不同意，并扬言“要判离，我就带刀子去。”当靳到法院要求快些结案时，审
判人员竟说：“他说拿刀子来，谁知是冲着你还是冲着我们。”法院不敢秉公执法，
迟迟不予结案。靳只得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而中级人民法院让她回基层法院解决。
在一年多的诉讼中，靳某四处奔走，每月找法庭一次，农村几个乡才设一个法庭，
翻山越岭，好不容易走到，不是见不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