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伦理学-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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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且，围绕着是否在学校进行性教育的争论方兴未艾，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
的答案。
争论的双方各执已见。主张进行性教育的一方拿出了强有力的证据；他们在圣
保罗的几所学校中进行实验，在一些医务室的学校开展性教育，经过一段时间后，
发现这里的出生率下降了40％。凡是接受过性教育的女孩，大部分较以前有了程度
不同的转变，变得比较谨慎。未婚先孕的情况几乎消失了。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
个结论。研究人员在同一城市的两所学校中作对比研究。他们在一所学校中开展性
教育，而对另一所学校则仅仅只进行观察。两年多以后，接受性教育的学校中未婚
先孕的情况比原来减少了30％，而在另一所学校中未婚先孕的学生却几乎增长了58
％。
与此同时，争论的另一方也拿出了自己强有力的证据：他们在印第安那、得克
萨斯和密西西比州的六所中学里取了aeoo名高中学生样本，结果表明，接受性教育
和未接受性教育者在对待性关系问题上表现出的态度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早孕的女
生较以前的在数量上也没有什么差别。盐湖城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指出，我们只注意
到了女生早孕者增加19％的数字，但却不曾注意到女生中做人工流产的人次由过去
的每年30万人次增加到年150万人次的事实。他们在论证自己观点的同时，以此来证
明前者研究的不充分。前者只单纯地注意到“私生于”数量的减少，却忽略了人工
流产者数量的大为增加。
针对这众论纷坛、莫衷一是的讨论，有人提出是否可提出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
即最好告诉孩子们多同学校校医、护士交谈，有问题请教他们，当然事先要得到家
长的同意；同时为孩子们准备一些合适的书籍，并为那些需要懂得性知识来与孩子
交谈的父母开办特殊的夜校；最重要的是，学校应提高青少年的性道德意识和一个
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家长也应积极配合学校做好这项工作。不难看出，美国人关于
性教育的争论的核心所在，恰恰也是如何评价性教育的伦理价值。
日本是性教育起步较晚的国度。据大阪大学的一位专家在1976年于加拿大蒙特
利尔召开的国际“性学”大会上说，直到1970年，日本才开始用“性教育”这个术
语取代原先的“贞洁教育”一词。但是，日本性教育普及的速度却相当快。据日本
性教育协会1974年对日本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资料，80％的教师、90％的父母认为
在学校进行性教育是必要的，60％以上的教师和父母认为在进行性教育时家庭应和
学校合作；有关性教育的出版物也大量增加，例如日本1975年就已有100多种有关性
教育的书，可供儿童、少年、青年、父母、教师等不同年龄、不同对象的人阅读，
还有幻灯片、影片等视听材料，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都编写了“性教育指南”。其
中，性教育的伦理价值被赋予颇高的地位。
日本学者津留宏在论及“性教育的基础”时写道，只有下述类型的人才谈得上
对学生进行性教育：他们能较深刻地理解人类的动物性的基本欲望，而且对人的人
格性也抱有坚定的信念。具体说来，性教育只有在坦率温和，同时又是严峻的世界
观指导下才能正确地进行。这样看来，性教育的基本问题都是有关人格的问题。我
们历来反对把性和人格分开，把性当作特殊的东西来对待。我们只能把这一问题看
作是包括性在内的人类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它将成为一种
极其具有高度人格教育特点的教育。这些见解，有助于我们认识性教育的伦理价值。
我们中国的性教育情况颇为曲折。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关于婚姻与性道德问题的讨论，“至少已有二三千年，而
至今未得解答。”＇注＇而他本人，则果敢地投入性科学的研究和性教育的尝试。鲁
迅向来是爱好生物学的，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又是学的医学，1909年回国后，任浙江
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教员时，便首先打破了性生理的禁区。1936年夏丐尊在
《鲁迅翁杂记》中写道：
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
是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
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
的时候，不许笑。他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
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
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
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注＇
此后，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中，一直关注着伦理道德问题，其中包括性
道德问题的讨论。直到晚年，鲁迅始终都重视对生理学、伦理学和性道德问题的研
究。这不仅反映他的杂文、书信等所涉及的有关的具体内容上，也体现在他的日记
的书帐和翻译上。如鲁迅晚年的书帐上就有他购买的多种伦理学、生理学的书目，
如日本版《马克思主义与伦理》、《苏联大学生的性生活》、《婚姻及家族的社会
学》等书籍。鲁迅关于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理解性教育的伦理价值很有
启发。
在中国性教育的先驱者中，不应忽略张竞生的名字。张竞生（1888～1970）19
12年赴法留学，1919年在里昂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1921～1926年为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6年5月出版。性史》第一集。张竞生原打算“继续出至若干
集以上，务使性学问在我国土得到一个深固的根基，然后罢手”。可惜事与愿违，
这部书～出版即引起极大轰动，遭到批判。由于第一集的反响太大，张竞生把已付
印了的第二集追了回来，终于未再出版。许多学校贴出了查禁《性史》的布告，张
竞生不得不离开北大南下，被浙江省政府教育厅长定为“宣传性学、奋勇青年”。
张竞生征集性史的时间是1925年冬。他把自己征求，出版。性史》的动机归为
三个方面：第一，他当时是“北大风俗调查会”主任委员。在调查表中编出了30多
项应该调查的事件，其中有性史的一项。会员们（都是教授）在讨论之下，觉得性
史的调查，恐怕生出许多误会，遂表决另出专项。于是，他就在北京报上发出征求
的广告，主张性问题是风俗的一门，应该公开研究。第二，他当时受了英国性学家
霭理士那一部六大本世界闻名的性心理丛书极大的影响。在这部书中，雹氏于论述
各种性的问题后，附上了许多个人的性史。在他看来，假如性也要成为科学，当然
要有性臾做材料。性史就是“史”，就是性的材料，愈多愈好。不管它是正常的，
或是变态的，都应一齐包括，搜集起来，然后就其材料整理，推论它的结果，而成
为一种科学的论据。他当时抱着这个“野心”想在中国人性行为中，做出一点科学
的根据，所以也学霭氏先从性史搜集材料。第三，他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与自
由后，反观了中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所以想提倡性
交的自由。他当时以为这样可以提高男女的情感，得到性交的乐趣，而且痴心由这
样春情奔放，可以生出身体强壮、精神活泼的儿女。当然，他所希望的性交自由不
是乱支如禽兽一样的无选择的。在《性史》出版之前，他已经发表了《情人制》。
他所希望男女的结合是一种情人制；不是如中国那时的婚姻制。他以为性交能得到
自由发展就可以帮助情人制的发展，就是把旧时婚姻制打垮了。
从当代的视角看去，张竞生开创的性学研究和性教育可以堪称壮举，他提倡的
一些东西已被接受，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张竞生的工作又为什么会破产
呢？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中国封建愚昧势力的强大；与此同时，张竞生对性教育的
伦理价值缺乏合乎国情的发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他在法国已“习惯了性交
的解放与自由”，便在中国提倡“情人制”，并身体力行。这些做法不仅遭到潘光
旦、周建人及后来的周作人等提倡新文化的人的反对，甚至鲁迅也对此有批评之意。
张竞生的经历从一个特定角度提醒我们，进行性教育必须依据国情，发挥其伦理价
值。
对于中国开展性教育影响最大的人物，首推周恩来。1963年，周恩来在人民大
会堂同参加全国卫生科技规划会议的部分同志的座谈中，指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
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给男女青少年，让他们能用科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促进正常发育。周恩来强调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时，曾颇有感触地回忆了
他当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件事。那时，学校曾组织过几次卫生讲演，他感到终
身获益不浅。周恩来嘱咐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以前，男孩子发现首次造精以前，把科
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有些人有顾虑，怕孩子们懂得了性卫生知识会变坏。周
恩来指出：这可能会有，但毕竟是少数，我们要相信大多数的青少年是好的。他还
说：女孩子把月经叫“倒霉”，一提怀孕就脸红，因此，要普及卫生知识，就不单
纯是讲讲科学的问题，要想收到良好的效果，就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件破除封建思想
和移风易俗的大事来抓。在向青少年传授性卫生知识时，男女学生要一道听课，不
要分开。要很自然地做好这件事，不要试图回避，更不要搞得很神秘。直到1975年，
周恩来病危时，还一再嘱咐：一定要把青年性卫生教育搞好。完全可以说，正是在
周恩来倡导下，中国的性教育才逐步开展起来。
二、童年期性教育
性教育的年龄问题需要仔细考虑。笔者多次听到有人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在
什么年龄开始性教育最佳？”我们以为，对这个问题不会有简单的答案。因为性教
育应该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从生到死。不过，上述问题可以改变一下提法：“性
教育的哪些方面对哪些不同年龄的人特别合适？”
基于改变了问题，本节就来研究童年期（准确地讲是前青春期）的性教育。
不妨先从有争议的观点谈起。
大家知道，《性学三论》曾被弗洛伊德的西方研究专家誉为“弗洛伊德阐明人
类性欲之本质与发展的主要文献”。的确，这三篇论文构成了弗洛伊德毕生成就里
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在其中他提出了他的学说的重点，认为心理症之成因，乃因患
者之后天经验迫使他留恋其婴儿期的性活动，一个人若能通过幼儿性欲的诸阶段，
将之抛诸身后，他才得以成熟而正常。心理症患者难以忍受这种历程。他常以多样
的伪装保存幼年的性态度及性行为，或竟回归于某些婴儿型的性表现。弗洛伊德心
目中对人类的成长既然存着这么一幅景象，他自然会对孩童的性发展发生莫大的兴
趣。
在第二篇。幼儿性欲》中，弗洛伊德根据常见于童年期的显然异常、例外的性
表现，以及心理症者潜意识里的幼儿期朦胧回忆，得以描绘出一幅整个童年期性行
为的情景。在他看来，新生儿性冲动的胚基是与生俱来的，它继续发展了一段时期，
然后屈服于长期的压抑，直至性发展已有长足的进展，或个人体质十分与众不同，
压抑才被突破。在这一段完全的或部分的潜伏期里，精神力量得以发展而压制性生
活，有如河堤，引导其走向狭窄的河道。这些精神力量包含了嫌恶感、羞耻心，以
及道德的、美感的理想化要求。人们或会以为，在文明世界的孩子里，这些堤防的
设立，主要是教育的功劳。弗洛伊德则强调说：“诚然，教育不致于毫无贡献。然
而事实上，这原是机体发展上早经注定的过程，即使在偶然的情况下，一无教养，
它还是要发生的。教育也必须服从机体的宿因，才能显其功效，使压制更形深沉，
更干净利落。”从文字上看，弗洛伊德并不重视童年期的性教育。但是，他所从事
的关于儿童性问题的研究，客观上还是为童年性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了一个
方面的根据。
本章第一节已经说道，马卡连柯是反对对儿童进行性教育的。这里，我们再把
他的论据引证得充分些。在他看来，性教育的问题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许多无聊
的人的面前——“怎样给儿童解释生育的秘密呢？”这个问题是带着自由主义的幌
子出现的，这种自由主义表现在认为毫无疑问地必须把生育的秘密给儿童解释清楚。
他们对已往的荒谬托词拼命的加以嘲笑，憎恶孩子是仙鸟送来的故事，鄙薄孩子是
从白菜地里拣来的说法。他们认为仙鹤和白菜的故事一定是招致许多不幸的根源，
而及时加以解释，就可以避免这种不幸。最大胆的自由主义者要求把所有“假面具”
都完全摘掉，要有跟儿童谈论性问题的完全自由。他们用各种方法和各样论调来讲
述现代的儿童要通过哪些极尽曲折的道路才能明自生育秘密。对于神经过敏的人来
说，实际上认为儿童临到生育的秘密，似乎就同欧底巴斯王＇注＇所遇到的困惑一样！
结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向孩子们解释生育秘密的这种要求是不存在的……”。
＇注＇
坦率地说，马卡连柯的观点难以服人。因为他自己紧接着又写道：“……不过
有些家庭的耿直的父母们，对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如果子女问到这个问题怎样
答复他们，还是感到苦恼。”＇注＇这就是说，实际生活中存在着对儿童性教育的必
要性。马卡连柯还指出：家庭是最重要的地方，在家庭里面，人初次向社会生活迈
进！如果这头几步工作组织得正确，那么，性教育也会正确地进行。在家庭里面，
如果父母是积极的，如果他们的威信是自然而然地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上树立起来
的，如果子女的生活——他们和社会初次的接触、他们的学习、游戏、情绪、愉快
和失望不断为父母所注意，有纪律，有好的指导和监督，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孩子
的性的本能也就经常得到正当的调和与发展。在每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性教育都
是在这种谨慎与纯洁的气氛里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实际生活中，存在着对儿童进
行性教育的可能性。所以，对于童年期的性教育不应该采取否定的态度；相反，应
探索实施性教育的任务、途径和方法。
在这方面，霭理士提出了极赋伦理价值的见解。他主张对于儿童性生活的应有
的态度是一个保健的态度；健是目的，保是手段，须要做大人的随时随地的注意，
但是注意的时候，却又应该谨慎地处之，不要让儿童注意到你在注意它。童年的性
爱的冲动往往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大人注意不得当，就可以化不自觉的为自觉
的，这种自觉对儿童并没有甚么好处。儿童自有其不自觉的性的活动，保健的任务
不在呵斥禁止以至于倾心于责罚这一类的活动，而在使这一类活动对于本人或对其
他的儿童不发生身体上的损伤。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儿童一般的天性与个别的
性格，应该精心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