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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京剧-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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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牌当时可供表演的戏剧舞台多达800处,不仅有戏园、戏楼,还有花戏台。 戏园,在石牌镇就有3家。上镇横街的长乐大戏院可容纳观众600多人,专供徽调、皮簧班演出。 戏楼通常在祠堂内。祠堂戏楼通常只唱大戏,每年做冬至节、族内有人中举、升官以及族内官绅庆寿等,都要聘戏班在戏楼演出。此外,祠堂大修落成,也必邀班唱戏以示祝贺。 《都剧赋》描述:“徽班日失丽,始自石牌”。表明安庆的徽班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辉煌,很多京剧前辈名伶都是这一带的人,因而有“无石不成班”的说法。 
  在石牌的弹丸之地涌现出了郝天秀、程长庚、杨月楼等多位开一代风气的宗师,四大徽班进京,皇帝为安庆艺人精美绝伦的行头、装饰惊叹不已,“安庆色艺最优!”“无石(牌)不成班!”之说一时间广为流传。细心的京剧票友不难发现,京剧的唱腔中有很多字辞的发音是与北京方言不相同的,如果你对安庆地区的方言有所了解,就会发现, 这些字辞却与安庆方言里的发音一模一样。 四大徽班进京之后,石牌艺人仍源源不断进京,继续充实四大徽班的演出阵容,至同治年间,石牌艺人进京几近百人。 虽然当时徽班和伶工大批外流,本地徽班也同样有所发展。 
  安庆民国初期就有“民众”大戏院,当时全国京剧名角基本上都在此演出过,他们都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安庆登台,戏剧大家曹禺到怀宁石碑镇,下车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朝圣”。京剧界老科班出来的人,不在安庆演上十天,不唱连本,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角”。 从安庆古镇石牌乡野间发源的徽剧,走出了古镇,走到了北京,徽班进京的辉煌历史光环至今还笼罩着古镇石牌。安庆是中国较早接受现代文明的城市之一,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安庆还是享誉世界,极具地方特色的戏剧黄梅戏的故乡。程长庚纪念馆,位于安庆潜山县;馆内珍藏三百多件珍贵的实物和图片资料,再现了京剧艺术的发起壮大此外。还有程长庚故居供戏迷瞻仰。 
  戏班斗艺 
  据史料记载,“梨园演戏,高宗(乾隆)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也就是说,官府公事演戏由两淮盐务衙门负责,两淮盐务要蓄养花、雅两部以备南巡演出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称乱弹。 承担具体演出任务的戏班大多是由安徽盐商出资组建的,叫内班。最初的戏班为盐商徐尚志(晋商)出资组建的老徐班,以后盐商黄元德(徽商)、张大安、汪启源(徽商)、程谦德、洪充实(徽商)、江春(徽商)等也相继组班。 徽商江春自立门户组建了春台班,为了充实力量,他征聘四方名旦如苏州的杨八官、安庆的郝天秀等为春台班台柱。郝天秀的表演柔媚动人,直令观众销魂,人称“坑死人”。秦腔名角魏长生擅演花旦, 来扬州投靠江春。江春对魏长生极其敬重,演戏一出,赠白银一千两。这些名角的加盟,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扬州京、秦等腔的互相融合、吸收,进一步促进了花部的发展。 三庆班的高朗亭、春台班的郝天秀都是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享誉江南的。扬州盐商为演出需要,还聘请了一些精于词曲的名家,提供优厚的条件,长期供养他们。 大洪班和春台班更是“聚众美而大备”。一出《桃花扇》费银16万,一出《长生殿》费银至四十余万。这种排场除清内廷,其他人实难匹敌。 
  苏唱街梨园 
  徽班进京的出发地在扬州,身怀绝技的优伶们,出发前一定要到位于苏唱街的梨园总局碰碰头,商量一下出发日程和演出剧目,并在那里一起摆个身段、甩两下水袖、扬几声珠圆玉润的歌喉。有时干脆排演几出折子戏,或是《游园》,或是《思凡》,声情并茂,婀娜多姿,那时的苏唱街,十分热闹! 
  苏唱街,是老扬州惟一保存下来的与戏班直接有关的街道。当年盐商徐尚志从苏州招徕昆腔艺人办起的扬州第一个昆腔班“老徐班”,就在这条街上。昆曲的老家在苏州,所以又有苏昆之称,这条小街居留过不少唱苏昆的艺人,扬州人就把它命名为苏唱街。 
  徽班进京 
  公元1790年,徽班以唱祝寿戏开始进京艺术之旅。 经过多年沧桑,在不断吸纳中,徽班“合五方之音为一致”的同时逐渐失去自己的颜色。徽班的历史结束了,而脱胎于徽班的京剧终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瑰宝,对于徽班来说,可谓涅盘 。 
  三庆班首发献艺 
  1790年秋,为庆祝乾隆八旬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安徽人)在安庆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参加祝寿演出。这个徽班以唱二簧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个诸腔并奏的戏班。 这次北京的祝寿演出规模盛大,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高粱桥,每隔数十步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妍。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还没有歇下,后面又已开场,群戏荟萃,众艺争胜。在这场艺术竞赛当中,第一次进京的三庆徽班即崭露头角,引人瞩目。三庆班的高朗亭是安徽安庆人,入京时才十六岁,演旦角,擅长二簧腔,技艺精湛。《目下看花记》称他:“宛然巾帼,无分毫矫强。不必征歌,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 
  四大徽班进京 
  三庆班进京获得成功后,又有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等徽班进入北京,并逐渐称雄于京华的剧坛。这就是所谓的“四大徽班进京”。 
  四大徽班各有所长,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的说法,轴子指以连演整本大戏著称,曲子指擅长演唱昆曲,把子指以武戏取胜,孩子指以童伶见长。 
  在捧旦之风十分火爆的京城,技艺不凡的高朗亭自然受宠。抵达北京后,他接替原三庆班班主余老四掌班,一做就是30多年,同时还担任了京师戏曲界行会组织“精忠庙”的会首,通过精忠庙对北京的戏班、戏园实行行政管理,他也成为梨园领袖。继高朗亭之后,程长庚、徐小香、杨月楼、刘赶三等人均任过此职。 
  至嘉庆初,徽班在北京戏曲舞台上已取得主导地位,据《梦华琐簿》记载:“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相杂适均矣。” 
  四大徽班进京献艺,揭开了200多年波澜壮阔的中国京剧史的序幕。 
  在京的各声腔剧种的艺人,面对徽班无所不能、无所不精的艺术优势,无力与之竞争,多半都转而归附徽班。他们中有京师舞台各声腔剧种的名优,如加入春台班的湖北汉戏名优米喜子、李凤林,加入四喜班的湖南乱弹(皮黄)名优韩小玉,加入三庆班的北京籍京腔演员王全福等,于是就形成了多种声腔剧种荟萃徽班之势。也因此,徽班在诸腔杂奏的过程中,从“两下锅”“三下锅”到“风搅雪”,逐渐侧重皮黄戏的演出。 
  形成与传播
  京剧前身是清初流行于江南地区,以唱吹腔、高拨子、二黄为主的徽班。徽班流动性强,与其他剧种接触频繁,在声腔上互有交流渗透,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也搬演了不少昆腔戏,还吸收了啰啰腔和其他一些杂曲。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高朗亭(名月官)为首的第一个徽班(三庆班)进入北京,参加乾隆帝八十寿辰庆祝演出。《扬州画舫录》载:“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庆。”刊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杨懋建《梦华琐簿》也说:“而三庆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万寿入都祝匣时,称'三庆徽',是为徽班鼻祖。”伍子舒在《随园诗话》批注中则更具体指出是“闽浙总督伍纳拉命浙江盐商偕安庆徽人都祝厘。”随后还有不少徽班陆续进京。著名的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班,虽然和春成立于嘉庆八年(1803),迟于三庆十三年,但后世仍并称之为“四大徽班进京”。 
  乾隆、嘉庆年间,北京文物荟萃,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剧种艺人麇集。北京舞台昆腔、京腔、秦腔三足鼎立、相互对峙。徽班到京,首先致力于“合京秦二腔”。当时秦腔、京腔基本上同台演出,“京秦不分”(《扬州画舫录》),徽班发扬其博采众长的传统,广泛吸收秦腔(包括部分京腔)的剧目和表演方法,同时继承了众多的昆腔剧目(还排演了昆腔大戏《桃花扇》)及其舞台艺术体制,因而在艺术上得到迅速提高。 
  徽班本身的艺术特色,是它能够在争衡中取胜的主要原因。在声腔方面,除了所唱二黄调以新声夺人而外,它“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日下看花记》);在剧目方面,题材广阔,形式多样;在表演方面,纯朴真切,行当齐全文武兼重,因此适合广大观众的欣赏要求。 
  在演出安排上,据《梦华琐簿》载,四大徽班“各擅胜场”。三庆以“轴子”取胜(连日接演新戏),四喜以“曲子”取胜(善唱昆曲),和春以“把子”取胜(善演武戏),春台以“孩子”取胜(以童伶为号召)。在艺术和经营上备有侧重点,能够发挥专长,取得较快进展。至道光后期,徽班已在北京占据优势。《梦华琐簿》说:〃今乐部皖人最多,吴人亚之,蜀人绝无知名者矣。〃又说:〃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徽班成长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它向京剧擅变的过程。这一嬗变的完成,主要标志为徽汉合流和皮黄交融,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两种腔调为主的板腔体唱腔音乐体系,使唱念做打表演体系逐步完善。最早随同徽班进京的汉调演员是米应先(又名米喜子),湖北崇阳人(一说安徽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约于嘉庆年间加入春台徽班进京演唱,演正生,擅红生戏,声望极隆(见《梦华琐簿》及李登齐《常谈丛录》)。被视为著名汉调演员余三胜的先驱(当时曲艺唱词有〃亚赛当年米应先〃之句)。道光年间(1821…1849),汉调演员至京加入徽班演唱的逐渐增多,著名的有王洪贵、李六。粟海庵居士《燕台鸿爪集》(约作于道光十二年以前)说:〃京师尚楚调。乐工中如王洪贵、李六善为新声称于时。〃楚调即汉调,也就是西皮调。可见当时北京已流行西皮调,王洪贵、李六〃善为新声〃,又推动了西皮调的革新发展。在徽、汉演员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实现了西皮与二黄两种腔调的交融。开始不同的剧目,根据不同的来源,分别唱西皮或二黄;后来,有些戏就兼唱西皮和二黄,甚至在同一唱段中先唱二黄,后转西皮,并能相互协调,浑然一体。《罗成叫关》(源出徽调《淤泥河》)就是一个例子。声韵方面,形成〃中州韵、湖广音〃的格律,字声间杂京音、鄂音,兼用北京、湖北两种四声调值,分别尖团字音,按照〃十三辙〃押韵。二黄的伴奏乐器,几经反复,终于在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废笛;而与西皮统一使用胡琴(定弦不同),但唱吹腔时仍按徽班传统用笛伴奏。 
  道光末年,西皮戏大量涌现,徽班中皮黄并奏习以为常。据刊于道光二十五年的杨静亭《都门纪略》载,三庆班程长庚、四喜班张二奎、春台班余三胜和李六、和春班王洪贵等常演的剧目,如《文昭关》《捉放曹》《定军山》《击鼓骂曹》《扫雪打碗》等,与嗣后京剧舞台常见的传统剧目已大体相同,徽班向京剧的擅变到此已基本完成(虽然当时还不称京剧)。另一种说法,认为谭鑫培成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京剧才算形成。理由是到那时皮黄戏从音乐、表演,到唱念的字音、声韵,才具备了严格的规范;而在此以前,即程长庚时代,仍属徽调范畴。 
  同治六年(1867),京剧传到上海。新建的满庭芳戏园从天津约来京班,受到观众欢迎。同年,丹桂茶园通过北京的三庆班,又约来大批著名京剧演员,其中有老生夏奎章(夏月润之父)、熊金桂(熊文通之父),花旦冯三喜(冯子和之父)等。他们都在上海落户,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京剧世家。嗣后,更多的京角陆续南下,知名的有周春奎、孙菊仙、杨月楼、孙春恒、黄月山、李春来、刘永春以及梆子花旦田际云(响九霄)等,从而使上海成为与北京并立的另一个京剧中心。
  在这之前,约在咸丰初年,上海已有昆班和徽班演出。京剧进上海后,也出现了京徽同台、京昆同台以及京梆(梆子)同台的局面。这对南方京剧特点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徽班杰出演员王鸿寿(三麻子)到沪后,经常参加京班演出,并把一些徽调剧目如《徐策跑城》、《扫松下书》、《雪拥蓝关》等带进了京班,把徽调的主要腔调之一〃高拨子〃纳入到京剧音乐里,还把徽班的某些红生戏及其表演方法吸收到京剧中。这对扩大京剧上演剧目和丰富舞台艺术起了一定作用。此外,梆子艺人田际云在上海的艺术活动,对南派京剧的发展也有所影响。他的〃灯彩戏〃《斗牛宫》等,实为后来〃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的滥筋。从光绪五年(1879)起,谭鑫培六次到沪,后来梅兰芳等名演员也经常到沪演出,促进了北派、南派京剧交流,加速了京剧艺术的发展。 
  京剧在进入上海之前,即咸丰十年(1860)之后,随商旅往来及戏班的流动演出,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如天津及其周围的河北一带为京剧最早的传播地区之一。道光末年,余三胜即在天津活动(他和他父亲死后都葬在天津);丑角演员刘赶三先在天津的票房活动,后来才到北京〃下海〃。老生演员孙菊仙也曾经是夭津的票友。山东是徽班进出北京的必经之地,山东帮商人又是北京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因而山东很早就有京剧演出。曲阜孔府早在乾隆时就有安徽艺人入府演戏。京剧的较早流布地区还有安徽、湖北和东北三省。至20世纪初,南至闽、粤,东至浙江,北至黑龙江,西至云南,都有京剧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京剧在四川、陕西、贵州、广西等地也有了较大发展。 
  1919年,梅兰芳率剧团赴日本演出,京剧艺术首次向海外传播;1924年,他再度率剧团到日本演出,1930年,梅又率由二十人组成的剧组到美国访问演出,取得很大成功。1934年,他应邀去欧洲访问,在苏联演出,受到欧洲戏剧界的重视。此后,世界各地把京剧看成中国的演剧学派。
  京剧的形成大约有150年左右。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南久享盛名的徽班〃三庆班〃入京为清高宗(乾隆帝)的八旬〃万寿〃祝寿。徽班是指演徽调或徽戏的戏班,清代初年在南方深受欢迎。继此,许多徽班接踵而来,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习称〃四大徽班〃。他们在演出上各具特色,三庆擅演整本大戏;四喜长于昆腔剧目;春台多青少年为主的童伶;和春武戏出众。 
  徽调多为二黄调、高拨子、吹腔、四平调等,间或亦有西皮调、昆腔和弋腔;而汉调演员演的则是西皮调和二黄调。徽、汉两班合作,两调合流,经过一个时期的互相融会吸收,再加上京音化,又从昆曲、弋腔、秦腔不断汲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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