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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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古今中外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
单朴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
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
为什么读书是一件“好事”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幼稚而又突兀。这就等于问“为什么人要吃
饭”一样。因为没有人反对吃饭，也没有人说“读书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却认为，凡事都必须问一个“为什么”，事出都有因，不应当
马马虎虎，等闲视之。现在就谈一谈我个人的认识，谈一谈读书为什么是一
件好事。
凡是事情古老的，我们常总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我现在还要从盘古
开天地以前谈起，从人类脱离了兽界进入人界开始谈。人变成了人以后，就
开始积累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也就是越积越多。禽兽
似乎没有发现有这种本领。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
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不但能随时增加智慧，而且根据我
的观察，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如物体从高空下坠一般。到了今天，达到
了知识爆炸的水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克隆”使全世界的人都大吃一惊。
有的人竟忧心忡忡，不知这种技术发展伊于胡底。信耶稣教的人担心将来一
旦“克隆”出来了人，他们的上帝将向何处躲藏。
人类千百年以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一是实物，比如长城等等，
二是书籍，以后者为主。在发明文字以前，保存智慧靠记忆；文字发明了以
后，则使用书籍，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搬到纸上，就形成了书籍，
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的智慧的宝库。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
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
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常常想，人类向前发展，有如接力赛跑，第一代人
跑第一棒；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及至第三棒，第四棒，永远跑下
去，永无穷尽，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
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这样一来，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
什么呢？
但是，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历代都有“读书无用论”的说法。读书的知
识分子，古代通称之为“秀才”，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比如说什么“秀才
造反，三年不成”，是取笑秀才的无能。这话不无道理。在古代——请注意，
我说的是“在古代”，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造反而成功者几乎都是不识
字的痞子流氓，中国历史上两个马上皇帝，开国“英主”，刘邦和朱元璋，
都属此类。诗人只有慨叹“可惜刘项不读书”。“秀才”最多也只有成为这
一批地痞流氓的“帮忙”或者“帮闲”。帮不上的就只好慨叹“儒冠多误身”
了。
但是，话还要再说回来，中国悠久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是这一
批地痞流氓，还是“秀才”？答案皎如天日。这一批“读书无用论”的现身
“说法”者的“高祖”、“太祖”之类，除了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之外，只给
后代留下了什么陵之类，供今天搞旅游的人赚钱而已。他们对我们国家毫无
贡献可言。
总而言之，“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书海浮槎》，实在也是天下一件“好
事”。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这一套书写这样一篇短序。
1997。4。8
洒扫封尘启迪来者
——读《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陈寅恪是一位史学家，但是他的成就的意义和影响并不限于历史学界。
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思想史，要研究自清末特别自“五四”以
后，一部分上层知识界人士怎样企求将传统的治学格局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
合，以开拓一条新的学术途径，希望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那末，陈寅恪
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代表人物。
陈寅恪的研究，在“文革”及“文革”以前的十几年中，似乎是一个禁
区。近些年来，他的著作陆续出版和重印，受到学术和读书界的注意。这不
能不说是这几年来我们文化学术界健康发展和开放精神的反映。
1988 年下半年，中山大学曾举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陈寅恪学术讨论会。
使人高兴的是，继这次会议之后，由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发起，邀集大
陆和港台约30 多位专家撰文，编辑了一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
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六篇，记述陈
寅恪的事迹，研讨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第二部分27 篇，大致是就陈寅恪
生平曾经涉及过的领域，分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几方面，进行专
题探讨。这种用论文集的形式纪念某一位有造诣有影响的学者，是一种值得
提倡的方式，因为这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位学者的治学轮廓，更为重要的，
是可以使后学者知道，我们应当怎样在前人已经修建的道路上再往前延伸，
让后来者有这样一种信念：任何大师的成就都是可以突破的，我们要铺设我
们将要行经的那一段路程。
陈寅恪生于光绪十六年（1890），死于1969 年的“文革”浩劫中，终年
80 岁。这80 年，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他的祖、父两代曾是他们那一
时代的改革家，热心参与政治，但受到政治的牵累，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受到
革职的处分。父亲散原老人，在后半生以诗文自娱，有盛名于东南，但最终
仍逃不脱时代的劫难，——在他晚年移居旧都北平不久，芦沟桥炮声起，日
本侵略军进城，老人不胜家国之悲，一气之下，绝食而死。比较起来，陈寅
恪倒是走着一条平静的学者道路，长期不太过问政治。即使处于中国人民在
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激荡年代，他似乎也力争过一种书斋式的生
活，搞他的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中古史研究。
但这只是这位学者的表面现象。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恐怕没有一个有
良心、有正义感的读书人是会真正漠视政治的。我们从陈寅恪留存的旧体诗
中，可以真切地感觉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在这位学者心灵上所加的
重压。不过对于陈寅恪那样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又长期留学欧美诸国，直
接受到过资本主义文化熏陶，具有相当高的中西文化修养的人来说，这种重
压表现的，不是直接的呐喊怒吼，而是冷静的、从容的对本土文化的观察和
体验，对外来文化追求一种理性的比较和分析。这种学术心态，贯串在他的
几乎所有著作中。我认为，我们现在研究陈寅恪，除了研究他所论述过的一
个个专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稍稍超脱一点，对他的这种学术心态（包
括其长处和弱点），作一些整体性的探索。
闻一多有一首题为《祈祷》的诗，其中说：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这种热烈而深沉的故国乔木之思正是那一时代不少诗人、学者，以各种
不同方式挽救民族于危亡以报效祖国的根本动力。陈寅恪又何尝没有这种爱
国的赤子之忧，不过他走着适合自己方式的道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
从不同的途径，探讨我们固有文化在自己时代的使命——这将使我们更为清
晰地认识陈寅恪，也将更为清晰地使后来者认识和选择新时代文化的正确道
路和走向。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从这本新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得到
一定的启示。
陈寅恪史事新证
近日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很受
启发。这部书最大的特点，也是最有意义的，是搜集了不少档案材料，及有
关人物的书信、日记、谈话、回忆，好些是第一次公之于世的，对研究陈寅
恪晚期的人生态度和学术思想，极有参考价值。
我过去也写过几篇关于陈寅恪研究的文章，自谓对他前期的几部著作和
有关隋唐史的文章多少有所把握，对他五六十年代所写的《论再生缘》与《柳
如是别传》，虽心向往之，有所研索，但总想多了解一些这位大学者当时的
人生思考和学术心态，而又苦于材料不多，且公之于世的又大多一般，因此
总是未敢贸然着笔。读了《最后二十年》，不敢说都解决了问题，但确比过
去了解得具体了。对陆键东同志的辛勤搜求之功，是应该表示谢意的。
我从1958 年起即在中华书局工作，《最后二十年》有几处提及中华书局，
自然引起我的兴趣。书中提到1961 年3 月上旬郭沫若曾去陈府访问，说郭的
过访，令北京学界再次瞩目这位传统史学大师。又说同年5 月上旬中华书局
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曾专程去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
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页320 引1961 年《陈寅恪近况》，说
“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云云。
从这一叙述中，似乎金灿然去访晤陈寅恪，是受到郭沫若的影响，或可
能是郭回到北京后曾对金灿然有所建议。但我从中华书局的档案材料中获
知，在此之前，中华书局已在准备编印陈的文集。我在1995 年初曾写过《齐
燕铭同志与古籍整理出版》一文，刊于国家古籍小组办公室编的《古籍整理
出版情况简报》同年第3 期。该文曾述及齐燕铭对出版陈寅恪著作的态度，
但限于篇幅，未能详述，今因《最后二十年》读后，补充一些材料于下，以
供参阅。
1960 年8 月22 日，金灿然曾给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组长齐燕铭一信，信中说：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
考。（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
陈先生在被批判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
三要稿酬高。（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
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售价定得很高。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
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稿子，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
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按杨荣国此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从金灿然这封信中可知1960 年8
月杨即建议编印陈寅恪的文集。信中所述关于《论再生缘》的情况，也是杨
告知的。
齐燕铭在接到此信后，于当日即批示：“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
教部门考虑。”可见齐的态度是积极而又慎重的。在这之后，金灿然即与杨
荣国通讯谈此事，现在中华书局文书档案中保留有金于12 月12 日给杨荣国
的信：
荣国同志：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
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
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
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
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寄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
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这封信所提供的信息很重要。从中可见，关于出陈的文集，金灿然是请
示过周扬、郭沫若的，他们二人都表示同意，则周、郭去广州会晤陈寅恪前
已知此事。另外，在那种年月，要出版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是需
向中宣部请示的，并且还要叫人写有关政治、思想情况，这对于了解具体环
境下的学者生涯，是很有意思的。
杨荣国在接到信后，于同月21 日复信：
金灿然同志：两函均奉悉。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寄许立群同志处，
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
杨荣国所写关于陈的材料，当时不知内容如何，待查。金灿然在接到杨
信后，即令中华书局那时的历史一组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
开一目录，并说此事要在新年前办完。现在这份目录还保留着，我看所收陈
的文章篇目是相当全的，可见金灿然对此事抓得很紧。但他又在杨的信上写
道：“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谈。”
金灿然是一位相当重视学术，也极为爱才的文化领导人，但在当时他确实也
有顾虑，这也可以见出那一时期特殊政治情势下的一种特殊心态，恐怕现在
一些年轻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了。
金灿然随即于1961 年1 月6 日再次给齐燕铭写信，说：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
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
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篇日附上（不全）。请考虑
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
约了可能有些麻烦。
齐燕铭于3 月在金的信后作了政策性的批示：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
（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
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
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
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齐燕铭的这段话，应当说是相当通情达理的。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有
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在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十分注意于对周边国家的关
系，中华书局编辑部当时还特地起草过一个题为《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涉及
我国同友邻国家关系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长达好几千字，可见
非同一般。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齐燕铭不得不提及，但是他还是提
到其他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这确实表现出齐的灼识和勇气。
接着就是《最后二十年》所述金灿然于该年5 月上旬去广州拜访陈寅恪，
向他组约《论再生缘》稿。但是很奇怪，在这之后，中华方面就再也未提出
版陈寅恪文集事，中华是否去函与陈联系，还是通过杨荣国与陈洽商，或陈
是如何答复，现在都无材料，只知后来陈的《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
编辑所（即“文革”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编印。但在1966 年3 月中华
书局总编室的《情况反映》中，还有一份中华上编所提供的材料，说他们在
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
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
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这样的评价，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可
以理解的。
《最后二十年》曾述及1961 年3 月郭沫若会晤陈寅恪，陈曾向郭建议组
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页319）。我起初曾怀疑后
来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是否即是郭返京后传达陈的信息。后来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