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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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由这几个极少的例子，已足可看出士人心态的研究对于文学思
想史与一般的作家作品研究的意义。这是宗强兄经过几年的思考，继《隋唐
五代文学思想史》之后对学术界所作的贡献。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有象《玄
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样著作的出现，有象罗宗强同志学识修养与人品操守
那样的学者在不断工作，作出成绩，是不是标志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走
向成熟呢？我谨借此表示这一虔诚的愿望。
1990 年秋冬之际，于北京
注：该文是为罗宗强《玄学与魏晋人士心态》所作的序。
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
道衡先生于1985 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他的《中古文学史论文集》时，我正
任中华书局副总编，分管文学编辑室的业务。在此之前，中华书局也出版过
一些学术论文集，但著者都是七八十岁或已去世的老学者，如游国恩、余冠
英、王季思，以及孙楷第等久负盛名的前辈耆宿。那时道衡先生只不过50
开外，按照中华书局的惯例，似还轮不到编印个人学术论文集。文学编辑室
诸同仁遂为此事与我商量，我们一致认为此例当破，遂毅然付印，结果反应
极佳，赞誉中华书局不但为中古文学研究作了一件好事，也为像道衡先生那
样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的学者稍给予精神上的慰藉。
现在，我忝为中华书局总编，却接到道衡先生告知，说他应台湾文津出
版社之请，拟将近年所作之文续编成集，并请我为文集作序。我很惭愧在我
主笔政之际未能将道衡先生有关中古文学研究论文编成续集在中华出版，但
也欣喜台湾的出版界同仁有学术眼光，能将大陆的高水平著作及时介绍给台
湾学界，也预祝道衡先生的新著能为海峡两岸的文化学术交流作出新的贡
献。
我于中古文学，虽有爱好，却无研究。50 年代时曾在北京大学随先师浦
江清先生治两宋文学，后又在中华书局于编务之暇辑成《黄庭坚和江西诗
派》、《杨万里与范成大》两部研究资料汇编。因探索唐宋诗之异同乃对唐
代文学发生兴趣，这是六七十年代之际事。又受到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
源略论稿》通贯几代史事的治史方法的启发，乃又从唐代上溯魏晋，写了几
篇考证文章，不久却又因种种原因，重理唐宋文史。可以说我对魏晋南北朝
文学是浅尝辄止的，但也因职业和兴趣的原因，对这一段的文学研究，一直
颇为关注，也还因此，道衡先生的文章，在其发表之初，我即大多拜读，现
在结集成书，又使我能有机会来思考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中古文学的研究，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确是较为冷寂的。过去
也有些文章探究其原因，往往归结为这一阶段的文学自身比之唐宋明清来，
无论内容与形式，有种种不足。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与实际
总还隔了一层。我想研究人数的多少与研究成果的丰歉不一定成正比，而一
个时期文学成就的高低也不一定即决定研究水平的高低。我有一个想法，魏
晋南北朝文学，或通常所说的中古文学，较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其研究
难度相对来说似乎较大，因而出成果也较不易。一个人研究某一唐代诗人、
宋代词家，或者元明清的某一部戏曲、小说，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即能有
所成，但在相同时间内来研究中古时期的某一作家作品而要有所得，却难得
多。人往往有避难就易的习性，如果能俯拾即得，为什么还要去跋涉长途呢？
这样，中古文学就自然难以形成热门或热点，正像自然科学中有些领域和课
题，虽然本身或许蕴含较大的价值，但由于研究难度高，不能短期见效，它
就始终只能为少数人在实验室、在野外默默地进行着。
那么中古文学研究之难又在何处呢？这当然也不是短短几句话就能够说
全的，而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见，难以一概。我觉得中古文
学研究之难，主要不在于如后代那样需用全力搜寻大量的不经见的材料，而
是要在较高的学识素养上来细心研索材料，又要兼具文学、史学、经学的根
柢，把研究对象放在社会文化的整体历史背景下加以观照。本世纪以来凡在
这一领域作出较大成就者，如刘师培、鲁迅、陈寅恪、唐长孺等，都莫不如
此。在当今，我认为曹道衡先生即是继这些前辈学者，在中古文学研究中创
获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我想我的学力实还不足以来概括道衡先生的治学业绩，这里只就我所见
及的谈几点他在中古文学研究中的创新之功。一是他对整个北朝（包括十六
国）文学的研究，从搜集零散的材料到董理成系统的脉络，使我们对北朝的
辞赋、诗歌，以及整个学术文化，有一个清晰的、合乎历史发展实际的认识。
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而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对当时整个南北朝文学有整
体的把握。二是他对不少作家作品以及某些文学事件的考证，可以作为科学
的结论而为人们所引用。时代较早的，如关于《两都赋》、《二京赋》的写
作年代和主旨，然后，从东汉末及建安，依次而下，如桓谭、曹丕曹植、陆
机陆云、干宝、郭璞、鲍照、江淹、裴子野、王琰、何逊、王褒、邢劭、任
昉等等，有关他们的生平、行迹、交游、著作，都有精细的考证。应该说，
有关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考证文章，这些年来确也不少，但有些文章每使我
想起王国维的两段话，一是《毛公鼎考释·序》：“自来释古器者，欲就无
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能，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又一是他为容庚《金
文编》所作序中云：
孔子曰“多闻阙义”，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许叔重撰
《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至晋荀勖
寻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形写之，犹此志也。
宋刘原父、杨南仲辈释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俅、薛尚功之书出，
每器必有释文，虽字之不可识者，亦必附会穿凿以释之，甚失古人阙义之旨。
以我所见，一些考证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文章，所持证据尚不足，即强
为立说，并自诩为创见。我想，我们搞考证的，其弊有时倒不在下不了结论，
而是如王国维所说，虽“绝不可识者”，也“必附会穿凿以释之”。对比之
下，道衡先生的考证，既精细，又通达。他的有些推论，应当说是有充分根
据的，如本书《论王琰和他的〈冥祥记〉》，援引《隋书·经籍志》等书，
推论王曼颖为王琰之子，又从证实王琰生活的年代，甚富新见，且极有论据，
但他还是作为推论看待，仍不作为结论。
我感到，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进展到现在，各种论点、说法已有不少，
需要有人作一种科学归纳的工作，把能够成立的，符合于文学史实际的，就
作为定论肯定下来。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所必需做的学术积累的工作。这
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应当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往前开拓，能作为定论的点越
多，就标志这一学术发展水平越高。我相信，如果有人对中古文学研究来做
这方面的工作，则道衡先生论著中可以作为科学结论而列入学术成果积累
的，当居首列。
其三，道衡先生治中古文学，还不限于具体问题的考证，而还在于达识。
他往往把某一作家或作品与社会历史、学术文化贯通联系，从而使人们对此
问题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如本书论陶渊明，从其文风与为人考察晋宋
之际有一江州文人集团的存在，他们与长江下游及浙江地区的高门大族文人
有明显的不同。又如论《雪赋》与《月赋》，能与作者身世遭遇及政治变故
联系起来，分析二者风格的差异。著者对经学素有根柢，正因如此，书中对
《大狗赋》作者贾岱宗的时代，才能纠前代典籍之失，并进一步讨论伪《古
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由此还解决了南北学术交流的一个大问题。我由
此想到，中古文学研究之相对冷寂，未始不是好事。因为这段文学研究所要
求的知识水准高，这才不至于滥。我们可以在报刊上看到唐宋诗词、明清小
说的不少陈词滥调，因为这类文章容易做，而相比之下，这样的文章在中古
文学研究中就少得多。中古文学研究能保持学术领域中的严肃性，是很不容
易的。我想，这是与在这一领域中有像道衡先生那样具有高标格的研究者，
有很大的关系。
当今在大陆治魏晋南北朝文学，学识、人品为我钦仰者，有道衡先生和
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宗强教授。他们治学的侧重各有所不同，但兼具
专精与宏通，则为学界所认同。我所庆幸的，是我于数年前曾为罗先生的《玄
学与魏晋文人心态》一书作过序，今又能为道衡先生的第二本论文专集写序。
两位先生的学术成就都迥然出于我之上，我谨当追随他们之后，继续就力之
所能，为学术界尽一点微力。这也就是我之所以不避僭越而敢于写这篇序文
的私意所在。
1993 年5 月
注：该文是为曹道衡《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所作的序。
一种开拓的胸怀
程章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完成于1989 年夏，那
时他将近26 岁。在写成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部著作又为江苏古籍出版社
接受出版。这是我所知道的在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界中，出版几十万字专著的
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步入
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在80 年代中后期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到
这个研究行列中来，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近十年来随着
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育起来的开阔而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他们又大多在前
辈学者的指导下，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因此又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
的基本功。这一切，我觉得，预示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较早地在整体上
走向成熟。
章灿同志是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程千帆教授和周勋初教授的研究生。
1989 年夏，我应程、周两位先生之邀，为章灿同志博士论文写评阅意见及任
答辩委员。我在评阅意见中对论文的总评价是：“材料详备，学风笃实，能
充分吸取传统治学的优点，又能兼采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长处，因此其整体论
述，实而不固，华而不泛，史论结合，时出新意。”当时山东大学龚克昌先
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先生，他们四位
所写的同行专家评议，与我的看法一致。当然，评阅意见限于体例，不能写
得很多，更不能允分展开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评论。这次我又承邀为本书写
序，用几天的时间将原来的论文重读了一遍，感到一种前此未曾有过的特殊
的享受，深深地觉得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确实还大有可为。
近些年来报刊上不断有文章提出，长时期来辞赋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赋
体文学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而所以致此的原因，则是由于人们在观念上
对赋的评价过低，认为赋，特别是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两汉大赋，不过是润
色鸿业的宫廷文学，是追求铺张扬厉、华艳靡丽的形式主义作品。这些文章
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造成辞赋研究为人忽视的原因是否仅仅如此呢？这里
我想提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我觉得，研究同创作一样，繁荣的局面是要靠作品来支撑的。没有一定
数量的有水平的作品产生，谈不上创作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论
著问世，则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势必形成冷落的局面。
在古典文学界，近十年来，像《文心雕龙》研究，唐宋诗研究，《红楼梦》
研究，等等，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注意，甚至成为热门，究其原因，也还在于
在那些学科中不断地产生有较大突破和创新的论著。就科学的意义上说，研
究客体是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与创新
的程度。我对辞赋没有专门的研究，但由于工作的缘故，也陆陆续续读过一
些文章与专著。我觉得，辞赋研究冷落的局面是否还可从研究本身找一找原
因呢？以我个人的浏览所及，除了少数几家论著之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
内，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免有些陈陈相因，缺乏新鲜感，出色的论著
不多，这样，比起别的领域来，就显得停滞和冷落。
从这样的一种学术背景来看章灿同志的这部《魏晋南北朝赋史》，就更
易见出这部书给我们的研究带来的值得珍视的某些东西。章灿同志是一位年
轻的研究者，他的这部书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某些具体的结论，还不如说
是这位年轻的涉猎者，在步入辞赋这一瑰丽而辽阔的天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
开拓胸怀，一种力求重新认识这一境域的探索精神。
在第一章中，作者对全书曾有一个概括的说明，说这部书“试图通过对
魏晋南北朝赋史的宏观把握，鸟瞰二至七世纪赋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分析历
代社会心理和文学思潮对赋体发展的影响；追寻赋体在拓宽自己的题材领
域、表现空间和丰富提高艺术表现手段方面的前进足迹；同时探讨赋与同时
代其他文体（尤其是诗）的关系，考察人们对赋的观念评论的变迁，并希望
透过这一段赋史，观察作为其背景的中古文学和文化现象。”根据全书的论
述，也可知作者想作两方面的考察。一种是历史的考察：纵向的是上溯赋体
的起源，它怎样从民间走向上层，怎样从两汉步入魏晋，而在魏晋南北朝又
怎样按其自身的演进而划分成几个阶段；横向的则是社会生活、时代思潮给
予赋的影响，赋怎样在与其他文学样式交叉影响下前进，而摆脱过去作家作
品论的单一模式。另一种是把赋真正作为文学而加以美学的考察，而不是把
它仅仅作为文体作文献上的考述。因而作者把文笔深入到赋家的内心，探寻
他们的审美心理，他们的感情世界，赋体文学在形象地把握宇宙万物中与其
他文学样式相较，怎样显示其优越性和不足。这种对赋体文学所作的历史的
美学的考察，使得这部书具备较高的学术层次，也会使人感到辞赋的研究确
有值得探讨、值得付出精力的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如果要说贡献的话，那
末这部书的贡献倒不一定在研讨魏晋南北朝赋本身（虽然其中不乏精采的论
述），而是它对文学爱好者的吸引，使他们觉得千百年前古老体式的辞赋，
也是与他们的感情相近的，辞赋的世界并不是枯燥乏味的沙漠，而是他们可
以亲近的，可以得到多种愉悦的人间。
本书的研究，还有两点使人感兴趣。一种是充分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
把作者搜寻到的大量材料，用统计、数字、表格列出，这样作不仅仅是使读
者醒目，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加强我们作文学研究时的科学观念。我们研究的
是文学作品，我们作的是文学研究，但这种研究也必然要求一种科学的精密
与准确。审美研究与科学上的精密与准确的要求，二者不是互相排斥，而应
当是彼此促进的。周勋初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