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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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早就说过，“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似乎注定是一条清贫的道
路。但他老人家也一再地说：“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岂无他好，
乐是幽居”。我想，这是包括汝煜同志在内的我们许多古典文学研究者的素
愿。正因如此，当索引稿完成之后，汝煜同志又约胡可先同志，利用索引的
成果，又开始一项更为艰苦也更为深入的工程，这就是这部《全唐诗人名考》。
但与此同时，出版难的问题也更进一步发展了。时到如今，已不是我1988
年所写的在质量上提高、于竞争中取胜的问题，而在一定程度上说，似乎能
否达到出版，或能否有较多的印数，是与质量无关的，而且有时越是质量高
的书稿却越不易于出版。两千多年前的宋玉所说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想
不到在今天倒真的印证了。现在，汝煜同志身患重病，我见到江苏教育出版
社排印出来的这部《人名考》的校样，真不禁感慨系之。江苏教育出版社出
版此书是要负担经济亏损的，我们要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做了一件
大好事。但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有因著者病重才开始安排出版这样使人
联想很多的情况出现。说到底，我对我们的出版事业以及整个学术文化事业
仍抱乐观的态度，我坚信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肯定能在改革开
放的新时期中，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伟大的古代文化精华注入于有
生命力的现代文化之中，开出璀灿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目前的困难终
归是暂时的，我们，包括学术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仍要努力工作，为我们
共同的美好前景作出我们自己的那怕微末一点的贡献。
在唐代人物考证中，清代学者做了不少工作。徐松的《登科记考》，赵
钺、劳格的《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劳格的《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
与《读书杂识》，沈炳震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等等，是综合性的考
索，另有几部著名的别集注本，也都分别考查出不少诗文中提到的人名。但
在这方面真正对我们有所启发，并奠定人物考证基础的，是近现代两位大学
者，那就是陈寅恪先生与岑仲勉先生。陈先生有几篇很精的考证著作，但总
的说来，他是以一定的理论体系来统摄全局见长的，有些史学史著作把他归
之于史料学派，并不确切。关于这点，我曾有《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
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刊《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
年12 月）。岑仲勉先生则可以说倾其主要精力用于唐代人物与史事的考证，
在这方面，他创获最多，现今可资利用者也最多。他们两位都是史学家，很
奇怪的是，后起的史学工作者，在1949 年以后，却并未继续他们的工作。无
论是研究历史或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在1949 年至“文革”前的一段长时期中，
所着重研讨的差不多都是大问题，而视资料的搜寻考订为琐屑饾饤。1978 年
以后，唐代文学研究呈全面繁荣局面，有几部理论研究的专著问世，为人瞩
目，同时又有更多的考证专书与论文，而这些考证之作，往往涉足文与史两
个领域，并不纯粹是文学研究，但从事于斯的差不多都是古典文学研究者，
几乎没有专业的史学研究者，这倒是近十年来唐代研究中值得思考的现象。
一门学问，越是发展，就越是要综合，要及时概括已有的成果，以便使
这些成果有效地传达给同行，使他们从已有的基点出发更向前沿伸，而不要
在原来的水平上重复已知的结论。正因为此，我在1982 年西安的全国唐代文
学学会成立的会议上，建议编印《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集合研究者的共同
努力，逐年把研究成果记录下来。这一建议为学会所接受，而《年鉴》遂主
要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与我负责，从1982 年按年出版，现在已出
到1987 年。现在，汝煜同志与可先同志的这部《人名考》，其中一部分也是
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把自清代迄今的有关唐代文史方面的学术论著逐一翻
检，广泛搜集已有的唐诗人名考订的成果。书前所列的《编号表》，就是他
们所搜得的以往成果的目录。可以看出，其中除少数为清人及陈、岑两位前
辈著作外，绝大部分是最近十年来的新著，而这些新著，大多数又出于中青
年学者之手。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唐代文学研究基础的深厚，也钦佩吴、胡
两同志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他们细心地把发表于各地报刊上的论文收集起
来，研究它们的论点，肯定它们的成果，吸收到考订中去，并一一加以注明。
这种求实的、充分尊重别人劳动的学风是我们学术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我们
多么需要这种造福于他人的踏踏实实的工作。
本书在积累已有成果的同时，还上溯唐宋时的众多史籍，独立进行研索。
据《前言》统计，书中共搜辑他人成果约3440 余人次，自己考出的人名约
3860 余人次，合起来总数约7300 余人次。这些考订，部分曾发表于《徐州
师院学报》，我已陆续拜读过，得益不少，有些问题也与作者讨论过。这次
又读了排印出来的部分校样，更感到这确是一部切实有用、使大家都会受益
的好书，也感到作者在治学态度上给人以不少启发之处。
书中不仅对众多的以行第、别称、官职、谥号相称的人物考出其本名，
而且也连带地指出《全唐诗》的错讹。如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考
出侍御为侍郎之误；张说《节义太子杨妃挽歌二首》，考明节义为节愍之误。
凡有确凿根据的，作者并不依违两可，而是明确断定是非。如沈佺期《李员
外秦援宅观妓》，考订中引用《旧唐书·中宗纪》，《通鉴考异》引《纪闻》，
《通鉴》胡注引《旧唐书》，指出当时任补阙、考动员外郎者有李秦授，而
无李秦援；又引劳格《郎官考》所引《沈云卿集》之同一诗题，亦作李秦授，
又引《太平广记》等的记载，并参以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然后
作出“是李秦援为李秦授之误无疑”的明确的结论。另外有些地方，虽有旁
证，却未能达到确证程度者，作者并不遽下断语，而是仅指出可疑之点，示
人以继续研讨的余地。如张说《赠工部尚书冯公挽歌三首》，疑此冯公为冯
元常，据新旧《唐书》的《冯元常传》所载事迹与诗中所述相对勘，谓均相
合，但作者以为“唯其赠官工部尚书，史不载，俟考”。又如沈佺期《李舍
人山园送庞邵》，疑此李舍人为李峤，据《旧唐书》本传，峤曾由润州司马
诏入，转凤阁舍人，又引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李峤于神通三年闰10
月以凤阁舍人知天侍，则李峤曾任凤阁舍人是肯定的。但沈诗中仅称李舍人，
当时李姓任舍人之职者是否仅李峤一人，而舍人之职称除凤阁外还有其他，
故诗中之李舍人是否即为李峤、尚未可必，作者仍以“疑为”表明自己的意
向。我觉得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近些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考证
之风颇盛，这对于整个研究来说是有益的，但有些考证之作，所持的证据尚
不足，就以全称判断肯定是非，强为立说，誉为创见，这使我想起王国维为
容庚《金文编》所作序中的一段话，他说：
孔子曰“多闻阙义”，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许叔重撰
《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至晋荀勖
寻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隶写之，犹此志也。
宋刘原父、杨南仲辈释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俅、薛尚功之书出，
每器必有释文，虽字之绝不可识者，亦必附会穿凿以释之，甚失古人阙义之
旨。王国维认为阙义之说，“盖为一切学问言”，这话是有道理的。搞考证，
其弊有时倒不在下不了结论，而是如王国维所说，虽“绝不可释者”，也“必
附会穿凿以释之”。我想，我们搞考证的人要尽力克服或避免这种毛病。
我还是想到了陶渊明的另一首诗：“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
云胡以亲？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欢心孔洽，栋宇惟邻”（《答庞参军》）。
我与吴汝煜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84 年冬在夏门，那时中华书局为组织编写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邀约部分专家学者，在厦门大学开会商议。我们时
常面对远方的水天一色，畅叙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有共同的爱好和志趣。
但他在徐州，我在北京，除了几次参加学术会议，很少见面，比起陶诗所说
的“栋宇惟邻”来，相差实远。但书信是不断的，他给我的信总是那么谦逊、
周详。现在他积劳成疾，以后要编写这样的著作恐怕是很困难的了，什么时
候我又能为汝煜同志的新著作我所能作的一篇小序呢？默诵“我求良友，实
觏怀人”，我实已难以为言。
1990 年1 月27 日，庚午年初旦
注：该文是为呈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所作的序。
坎坷的经历与纯真的追求
我曾为吴汝煜、胡可先同志《全唐诗人名考》作序，现在，我又为陶敏
同志的这部《全唐诗人名考证》作序。为这两部性质相近而各有特色的著作
的出版，能尽我的一点微力，表达我对著者的钦佩之情和谢意，我觉得这是
我的荣幸。
吴、胡两位的《全唐诗人名考》约60 余万字，陶敏同志的《全唐诗人名
考证》80 余万字。它们都是有益于学林的好书，不过比较而言，前者以相当
的篇幅总括已有的成果，而以平实见长，后者则颇着眼于力破陈说，以独创
新见引人注目。我曾在好几处说过，在近代治唐史学者中，倾其主要精力用
于人物与史事考证的，创获最多，可资利用的成果也最丰硕的，要算岑仲勉
先生。我觉得，在目前，真正按照岑先生的治学格局走而心不旁鹜的，于中
青年学者中，一是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再一位就是本书著者陶敏。陈尚君同
志曾以《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第二十四辑）一文，使人们叹服其资
料掌握的广博和论析的精细，他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登
科记考补正》一系列唐代史料的辑补工作，使人们感到他的工夫的厚实。而
陶敏同志，则真正是沈潜于史料的海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不限于一
家一集，既广泛占有资料，又穷究史源，而其笔力所向，则集中于攻人物考
证，看来范围稍窄，却所获极精，也正因为拿出来的是精品，因而使人感到
内涵的深广。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例一：《全唐诗》卷七二三收有李洞《上灵州令狐相公》七绝一首：“征
蛮破虏汉功臣，提剑归来万里身。笑倚凌烟金柱看，形容憔悴老于真。”本
书认为唐末无以姓令狐为宰相而领灵州者，首句“征蛮破虏”云云，亦与灵
州不合。此诗《文苑英华》卷二六二题作《赠高仆射自安西赴阙》，云安西，
亦与“征蛮”不合，且安西自贞元三年陷蕃后唐朝廷即未曾除授官吏。经考
证，此处安西当作安南，而高仆射即为高骈。据《新唐书》本传，高骈于咸
通中为安南都护，大破南诏兵，“拔安南，斩蛮帅段酋迁，降附诸洞二万计”，
乃以安南都护府为静海军，授骈为节度使，后又加检校尚书右仆射。李洞这
首诗，即于高骈为检校尚书右仆射自安南还朝时所作。这样，就不仅考证出
人名，而且纠正了《全唐诗》和《文苑英华》的文字之误。
例二：《全唐诗》卷一二七载王维《和宋中丞夏日游福贤观天长寺寺即
陈左相宅所施之作》。此诗自清人赵殿成注，至现代学者如陈铁民、张清华
同志所作年谱，杨军同志所作诗文系年，都定于天宝时所作，即以陈希烈时
任左相。但他们都未注意到诗的首二句“已相殷王国，空余尚父溪”的用典。
诗盖谓陈希烈于天宝中为左相兼兵部尚书，深受唐玄宗的信任，而安史之乱
兵陷京洛，陈希烈竟相安禄山，犹太公望被周武王尊为“尚父”而竟相周之
敌国殷；今陈希烈乱平后被杀，唯余旧溪，受人凭吊。诗题中之宋中丞即宋
若思，也是在安史乱起后任为御史中丞，至德二载（757）尚在位。此诗当作
于肃宗时，绝不可能作于天宝中。如此，则不仅考姓名，而且订作年，于旧
说也多所匡正。
与此类似的，又如例三：《全唐诗》卷二○一岑参《崔仓曹席上送殷寅
充石相判官赴淮南》。此处石为右之讹，前人的意见一致，但右相为谁，却
众说不一。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谓“右相即中书令，崔圆曾为之，罢相
后出镇淮南，寅盖充圆之判官”。李嘉言《岑诗系年》则以为是元载，陈铁
民等《岑参集校注》谓指刘晏，他们都认为诗即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
这些说法表面看起来似都有一定道理，但他们却偏偏忽略了殷寅生平的资
料。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九，殷寅天宝四载（745）进士登第。又颜真卿《殷
践猷碣》（《全唐文》卷三四四）载：“三子：摄、寅、克齐等”。又谓寅
曾任永宁尉，后因事贬为澄城丞。这篇墓碣又说寅“久疾将殁，顾瞻太夫人，
欲诀不忍”。则殷寅死于其母之前，而其母乃卒于乾元元年（758）。又据《旧
唐书·杨国忠传》：“会（李）林甫卒，遂代为右相。。。凡领四十余使。”
李林甫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卒，时岑参正在长安，诗题之右相盖指杨国忠。殷
寅既卒于乾元元前之前，则诗作于广德元年即不可能，右相指崔园、元载、
刘晏等说也无从着落。
对陶敏同志来说，他的工夫不仅仅在对资料的广泛搜辑，还在于他对这
些资料的精思。如《全唐诗》卷四九二载殷尧藩《送白舍人渡江》，一般都
以此诗为殷与白居易交往之证，但引用者却未注意到诗中“铁锁已沉王浚筏，
投鞭难阻谢玄兵”一联。此处反用历史故实，用来描述南北对峙，南方对北
方作战获得大胜，中唐时期何来此种情势？陶敏同志于此产生疑问，乃进而
搜寻资料，终于在明人史谨的《独醉亭集》卷中发现此诗，而“白舍人”三
字则为作伪者所加，诗之末句“回首钟声隔凤城”之“钟声”，史谨原诗作
钟山，改作之迹更为明显。《唐音丁签》所说宋本殷集实为明人伪造，陶敏
同志由此更考得《全唐诗》中殷之《春游》即为元人虞集《城东观杏花》，
《帝京二首》等三诗为明吴伯宗诗，《暮春述怀》等十六首为明史谨诗。他
又有《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辩》一文，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是近
年来唐诗学界考辨唐集的力作之一。
陶敏同志并不专注于某一家的考证，正由于他能博采众书，融会贯通，
遂能收左右逢源之功。如他对孟浩然诗中张明府、张郎中，储光羲诗中张侍
御的考证，即十分精采。孟浩然有《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
《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等诗，储光羲亦有《同侍张侍御宴北楼》
诗。由于孟浩然与张子容有交往，有诗相赠答，因此有些研究者以为孟浩然
诗中的张明府、张郎中即指张子容。本书据两《唐书》的有关纪传，《全石
补正》卷五四之《张点墓志》，《唐会要》《两浙金石志》卷二《唐徐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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