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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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方镇幕府与文学的关系上作进一步的探索，而要想深入，必须在史的方面
下工夫，于是决定着手作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考。我赞同他的计划，在通信中
就编纂等一些问题彼此切磋。我原以为这件工作总得做上十年八年，不想伟
华同志锐志奋进，在短短几年内即完成这四五十万字的大书。但随后在出版
上又遇到种种困难，几经磨折，现在终于有机会得以问世，总算皇天不负苦
心人。他来信要我作序，我觉得在当前出版难、写书难，特别是搞考证资料
难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我是理应为这部著作说几句话的。这不但是为伟华
同志本人，也是为了在目前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氛围中相濡以沫。
我在写完《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后，于1984 年为该书作序，其中说：“我
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一代知
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入手，掌
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如果可能，
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
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也是知识分
子的生活。”我这里提到的唐代社会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
即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
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他们的人数虽不多，
但看看这一类知识分子，几经奋斗，历尽艰辛，得以升高位，享殊荣，而一
旦败亡，则丧身破家。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
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他们有的后来也跻升
庙堂，但大部分则浮沉世俗，是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两类
知识分子是很值得研究的，可惜我后来牵于人事，未能有充裕时间从事于斯。
正因为此，我在看到伟华同志的《唐代幕府与文学》一稿时，觉得竟有
志同道合者在，不禁为之跃然。伟华同志有志于深入这一领域，且决定从治
史着手，这既表明他勤奋，也确显示他的见识。因为考唐代方镇，吴廷燮的
《唐方镇年表》虽已花了一番工夫，但可补正者正复不少。无论如何，方镇
终究是方面大官，史料记载较多。现在要考其属下僚佐，而且要尽可能确定
其年份，可以说比考方镇要难得多。首先对唐方镇僚佐的职掌作具体考述的，
当首推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于本世纪60 年代所作的《唐代方镇使府僚佐
考》，载于《新亚学报》第七卷第二期及《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
现在是要考列各方镇使府内各僚佐的姓名及任职年份，其所下的工夫就远非
一、二篇论文所能比。我觉得伟华同志之难能可贵处，不仅在于甘坐冷板凳
来遍检各类史书、文集、笔记、杂纂，以及新出土的碑志，还在于能细心考
绎其间的差异，纠正不少文献记载上的错讹。今谨就翻阅所及，举数例如下：
例一，邠宁韦丹，韩愈所作墓志、杜牧所作遗爱碑及《新唐书》本传，
皆云韦丹曾佐邠宁幕府，但未言任何幕职。今据《金石萃编》所载《姜嫄公
新庙碑》文末所署，考知韦丹在幕府任节度判官。
例二，邠宁张抗，《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殿中监张公（九皋）神道碑》
载次子张祝，而碑文载其余子之名皆从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正作
抗。
例三，平卢李戡，《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作平卢节度判官。《新唐书》
本传载“平卢节度使王彦威表为巡官”，此正与《樊川文集》卷九《唐故平
卢等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合。
例四，河阳韦珩，《全唐文》卷六四九元稹《授韦珩等京兆府美原等县
令制》：“敕河阳节度参议兼监察御史韦珩。。可守美原令。”而《册府元
龟》卷六九九《牧守部·谴让》：“穆宗长庆元年六月知怀州河南节度参谋
兼监察御史韦珩奏”。二者比勘，其所任官职应从《册府元龟》作节度参谋，
而非节度参议，其从事之节镇应从《全唐文》作河阳，而非河南。《全唐文》
与《册府元龟》正可彼此校正。
例五，忠武军段瓌，曾在王茂元幕。《樊南文集》卷二有《为濮阳公陈
许奏韩琮等四人充判官状》，其中即提及段瓌。《全唐文》卷七五九有段瓌
小传，称“王茂元帅陈，表为判官”，此不误，但所载《举人自代状》，却
正是李商隐上述奏状，《全唐文》误属段瓌。
书中尽可能利用经过整理出版的唐代墓志，但并不盲从，而是细心核阅
原文，稽考有关史籍，以纠正编著者的错失。如前几年出版的《隋唐五代墓
志汇编》，此书虽汇集了不少新出土的墓志拓片，但由于编者粗心大意，著
录时可说是错误百出。就伟华同志所指出的，如天平军崔成相，《隋唐五代
墓志汇编》洛阳卷第十四册有《崔君夫人李氏墓志》，《汇编》编者谓此志
为崔德裕作。按此文署“堂弟特进行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国公德裕撰”。墓
主为李氏，则其堂弟当然也姓李，怎么可能姓崔呢？所署官职勋阶也正与李
德裕相合。且此志中明明记有“夫人赵郡赞皇人。。祖赠太师赞皇文献公讳
栖筠”，也可与两《唐书》之李栖筠、李德裕传对看。书中考崔成相事，同
时也纠正《汇编》著录之误。类是者又如凤翔孙纾，《汇编》洛阳卷第十五
册《孙君妻李氏墓志》，有云“再从侄孙前凤翔节度掌书记试秘书省校书郎
纾撰”。此处并可参《汇编》第十三册之《孙简墓志》，称“第五男前京兆
府渭南县尉集贤校理纾书”，可见《李氏墓志》撰者为孙纾。而《汇编》编
者却误作李纾，另于《孙简墓志》处之孙纾，又将其姓名写作孙理纾，其原
因乃误读文中之“集贤校理纾书”，以“理纾”为其名。《汇编》之误不一
而足，于此也可见伟华同志读书之细与考校之精。
我在这里之所以不惮其烦地举这些看似琐细的例子，是想说明，真正做
学问，是不能大而化之的。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光是一般性地讲讲，一二
篇文章也就够了，但若想在这方面作深一层的研讨，就得作史料的搜辑与分
析。治史对于治文，是能起去浮返本的作用的。我们看了本书所考出的各方
镇僚佐姓名，就能看出有些大镇，如并州、幽州、淮南、宣歙、荆南、西川
等，不但僚佐的人数多，且人才也特别集中，这就无异于当时的文士分布图，
可以见出当时（特别是中晚唐）人才流动的有趣的走向。这必定会丰富我们
对唐代节镇幕府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当然，考方镇僚佐，确有一定的难处，这方面的史料较为零散，不易考
见某一方镇在其任期内究竟集中多少文士，现在所列出的僚佐也不一定即能
确切反映当时的实际人数。且有不少材料所记较为浮泛，不易考定其任何职，
在何年；因此一不小心，就容易搞错。不过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已经提供一
个扎实的基础，足可供人们作进一步的研讨。伟华同志还年轻，一定能以此
为新的起点，在文史结合上勤奋探索，作出不断的贡献。
1993 年岁末于北京
注：该文是为戴伟华《唐方镇幕僚文职考》所作的序。
他山之石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耶稣会士抱着传教的虔诚，越过重洋，在明朝末年来
到中国，开始接触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
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如果按照《国际政策的文化基础之研究》作
者诺思罗普（F·S·C·Northrop）所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政
治而在于文化，这种分歧深深植根于各自传统的不同概念之中，那末，四百
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
两种以上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
繁复的图象。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
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从这个
背景上说，斯蒂芬·欧文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诗》被介绍到中国来，它的意
义就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增加一本优秀的汉译名著，而且还在于它是文化交
流的链索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环节。
在探索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斯·韦
伯（Max Weber，1864—1920）。他的思想和著作日益受到中国读书界的注意，
特别是近几年显得十分突出。是他扬弃了在他之前的欧洲学者的共同学风，
即服从于自己的时代背景和相应的要求，按照西方人的思想模式来理解中国
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正是从韦伯开始，主张应当密切联系社会历史的实际
状况来研究观念的形成和演变轨迹。这就为尔后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格
局，那就是要对中国的文化真正有所了解，就应当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产生、
发展的历史背景，努力依循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来进行课题的研究。这种情况，
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学者那里，表现得更其明显。
关于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美国密执安州立
大学人文系及语言学系教授李珍华博士的《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载《唐
代文学研究年鉴》第一辑，1983）是最清楚、概括的一篇。这篇文章讲的虽
然是美国的唐诗研究，实际上足以反映美国于本世纪50 年代以来汉学研究的
巨大进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上一世纪同一时期法国学者对中国那些平庸的
言情小说《平山冷燕》、《玉娇李》的推崇，和本世纪近三十余年来美国学
者（包括美籍华人学者）对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的认真探讨，相距真不可
以道里计。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以绵密的材料考证见长，而美国
在这方面却常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
正是从李珍华先生的文章中，使我知道欧文先生在唐诗研究中取得的成
就。李珍华先生把欧文先生列为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而称为
“特别值得一提”，并推许出版于1977 年的《初唐诗》为“一本杰作”，说
“把整个初唐诗作一系统性处理，欧氏可以说是第一人”。李珍华先生对欧
洲文化与美国文学均有深邃的认识，而又对唐诗、特别是初盛唐诗有较深的
把握，因此我想他的话是可信的。由于我参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编辑，
较早读到其中的文稿，因此李先生特别提及的欧文先生著作给我的印象很
深，并盼望能早日见到全书的中文译本。现在依靠贾晋华同志的努力，这个
愿望得以实现，甚感欣慰，我想我们国内的唐诗研究者也会从这一译著中获
得启发。贾晋华同志前数年从厦门大学周祖譔先生研治唐代文学，她的硕士
学位论文论皎然《诗式》及大历时期江南诗风的特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
她的对文学演进的内部规律与外界社会文化思潮相互影响的研究，与欧文先
生的治学，也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以贾晋华同志对唐诗所具有的修养来从事
于本书的翻译，必能准确表达原书的胜义，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中，初唐诗的研究在我国整个唐诗研究中是一个极
为薄弱的环节。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时，那就是足有90 年的光景，占
了唐代历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对于这一阶段文学研究不足，就不可能充分说
明盛唐的高潮。对这90 年时期的文学，过去的论著往往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
认识，细节研究非常缺乏，这种情况在最近四、五年内才有所变化。作为近
体的律诗，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轨迹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诗，特别是盛唐、
中唐时一些大家所擅长运用的七古，怎样从南北朝的涓涓细流，经过初唐作
家的多方尝试和大胆变革，而汇成长江大河，这中间有什么规律和经验可求？
由“四杰”而陈子昂，而沈、宋，是怎样一步步递嬗演进的？当时的社会思
潮、文化氛围给予诗人和诗风以什么样的影响？初唐时期几个帝王的宫廷政
治和文化生活，赋予文学风格以什么样的特色？这些，都需要作细致的分析，
而近几年来我国初唐文学研究的进展，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
探讨。从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来看，欧文先生作于1977 年的这本《初唐诗》，
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作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
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
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虽然近几年来中
国学者的论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学研究的进
程，但欧文先生的贡献还是应该受到中国同行的赞许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初唐诗》之后，作者又于1981 年出版了《盛唐诗》，
更进一步论述了初唐与盛唐的关系，并对盛唐诗人作了使人感兴趣的分类（如
把张说、张九龄、王维作为“京城诗人”，把孟浩然等作为“非京城诗人”，
把王昌龄、高适、岑参作为处于两者之间的诗人，“京城诗人”多用律体，
“非京城诗人”多用古体）。欧文先生近年来的研究格局似更为放开，由论
述诗歌创作进而研讨诗歌理论。他说他更强烈地感觉到诗歌中那些无法为文
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他仍然相信文学史是基本的，但它需要由对诗歌的其他
方面的探讨来补充。为此，他又撰写了关于中国诗论的论文，结果结集八篇
文章，起名为《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于1985 年由威
斯康辛大学出版。紧接着又是一组八篇文章的集子：《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心
得》，哈佛，1986。他自己说这八篇文章是一种反系统的处理，将互不相关
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尝试着使单篇的诗作和散文焕发出生命力。这样做，
作者也抱着一种希望，这就是打破美国的中国文学狭窄阅读圈子，寻求更多
的读者。
欧文先生的学术著作在其已经完成尚未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
更有新的进展。他认为，过去大部分论述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英文著作，
都倾向于运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而在他的这部近著里，却试图向英
语读者表明，作为中国诗歌基础的概念和趣味，与西方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
的；各种传统的文学思想都具有伟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是各不相同的。
欧文先生的这一认识确值得赞许，这是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尊重的态
度，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达到真正清晰的理解。这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在独
立的研究中摆脱西方习以为常的观念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富有洞见的
认识。
近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人们对研究现状仍不
满意，这种不满意是多种多样的。在我所接触的一些研究者中，越来越感到
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结构需要有所反省，这就是说，研究结构存在不合理的情
况。有些课题投入的力量多，成果却并不多，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一窝蜂，赶
热门，结果却出现了不少缺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