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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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的考察，来研究
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
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整体研究的素材
和前资。
巴尔扎克曾说：“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
史。”《人间喜剧》就是这样一部内容丰赡的巨著。说它是一部历史巨著，
主要是这位艺术大师写出了那个特定时期的整体形象，这整体形象包含了这
个社会的思想史、情感史、风尚习俗，而这些又是通过生动形象的各种人物
来体现的。
同样，“18 世纪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11 页）《实践理性批判》是思维性极
强的哲学著作，但18 世纪德国那种普鲁士式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通过思想的
折光，在这本书上反映出来，而且反映得是那样的完整和深刻。这也昭示我
们，文化是一个整体，为了把握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历史活动，需要从文
学、历史、哲学等等的著作中，以及遗存的文物群体中，作广泛而细心的考
察，把那些最足以说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来，并尽可能作立体交叉的研
究，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管是一个人、一群人，或是一个社会），站起
来，活起来。使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个时代，迎面所接触的是那个社会所特有
的色彩和音响。
如果说《欧根·奥涅金》是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话，那么，
从诗歌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杜甫的诗正是唐朝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
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杜诗中，集中地出现了大唐帝国由盛到衰这一转变
时期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杜诗描绘了这个社会的多样而曲折的过程，
充分地反映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而与此同时，诗人又把生活本身的丰富多
样的面貌，精细地描画出来，使我们看到盛唐时代从通都大邑到乡野镇落各
不相同的生活场景。杜诗被号称为“诗史”，就是以其深邃的历史内容和多
彩的世态人情所获得的。李商隐生活在与杜甫不同的年代，那是一个“夕阳
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使人眷恋而又充满失望的年代。李商隐的诗充分发
展了主观抒情的特点，但我们通过他那瑰丽奇伟而又带有浓厚感伤情调的诗
句，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政治斗争的脉搏。中晚唐腐朽势力的猖獗，革新派的
被扼杀，唐朝廷的一蹶不振，腐败的风气弥满朝野，是李商隐悲剧的根源。
作为李商隐沉博绮丽而又扑朔迷离的富有悲剧色彩的诗歌的背景，正是大唐
帝国在激烈的自我斗争中从腐败走向灭亡的历史。在同时代找不到任何一部
历史著作，能够像玉溪生诗集所揭橥的那样，使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情
绪的真谛。
从研究一个作家、学者，或者政治人物着手，来展示一个时代，已经成
为许多著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了，其中还曾产生过一些杰作。但是，是否可以
抓住某一历史时期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叙述的线索，把一些零散的社会
现象和人物行迹串连起来，使内容的覆盖面更大一些呢？
鉴于社会是在不断的发展，社会生活又是如此的纷繁多彩，研究方式也
应有所更新，要善于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住恰当的中介环
节。
由此，我想到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于7 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
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 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象科举制度那
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
形态呢？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难以忘却周进这个老童生。他受了大半辈
子屈辱，后来跟随一些买卖人到贡院观看，一阵心酸，一头撞在号板上，不
省人事。往前推七八百年，我们看唐代人的一则记载：
苗给事子儹应举次，而给事以中风语涩，而心中至切。临试，又疾亟。
儹乃为状，请许入试否。给事犹能把笔，淡墨为书曰：“入！入！”其父子
之情切如此。（《刘宾客嘉话录》）
这真是一则传神的小品。苗给事为苗粲，是个老练世故的官僚，在官场
中混了许多年。他懂得科举入仕对保持门风家世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即使得
了中风病，连话也说不出来，但一听说儿子要进考，就急忙叫人给他一支笔，
淡墨写了两个“入”字。有其父乃有其子，苗粲的儿子也顾不得侍奉病情危
急的老父亲，赶紧入闱应试。苗粲与周进，时代不同，身分地位不同，但他
们的精神状态与思维方式却又何其相似！
不妨再举一例。北宋初年人钱易，写了一部名为《南部新书》的笔记，
多记中晚唐情事，其中有一则说：
杜羔妻柳氏，善为诗。羔屡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
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
诗，即时回去。（丁卷）
看来这位“善为诗”的柳氏，真是酸腐得厉害。在她眼中，丈夫的才奇
不奇，是以是否及第为标准的。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
写的鲁小姐。这位小姐自幼禀承庭训，把八股制艺一套弄得很熟，不想招来
一个女婿蘧公孙却是自名风流的名士，不把举业放在心上。家里人见她平时
“愁眉泪眼，长吁短叹”，就劝她，说这位新姑爷真是“少年名士”，不想
她却说：“自古及今，几曾看见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个名士的。”这真
是既可悲可叹，又令人忍俊不禁。
唐代人有时不免带着浪漫主义的情调来称颂进士试，他们把进士及第比
为登龙门，说一个读书人登科后，“十数年间”就能“拟迹庙堂”，“台阁
清选，莫不由兹”。张籍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这是
说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名扬天下。而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
安花”，则是写寒士中举后的喜悦心情。但是在这些得意、喜悦的背后，却
不知道有多少屡试不第的悲酸，请看贫寒士人夫妻的遭遇：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
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
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衰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
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唐摭言》
卷八）
这是极有代表性的唐代进士考试中的悲剧，这种悲剧对于一些出身贫寒
的读书人来说，并非绝无仅有。而以往这类具有典型意义的材料，却多被忽
视。
唐代进士科所取的人数，前后期有所不同，但大致在30 人左右。据唐宋
人的统计，录取的名额约占考试人数的百分之二、三。明经科较多，约100
人到200 人之间。进士、明经加起来，也不过占考试者总人数的十分之一。
可以想见，风尘仆仆奔波于长安道上的，绝大部分是落第者。公乘亿考了将
近30 次，还有的则是终生不第。这种落第的失望与悲哀，屡见于唐人的诗文
中。韩愈在回忆屡试不利、困居长安时，发出了极为沉痛的叹息：
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
（《与李翱书》）
五代人王定保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
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卷九）科
举制度的发展，使得争取科举及第成为获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袭门第的重要
途径，它牵连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科举在唐朝的发展，
事实上就研究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
我在研究唐朝文学时，每每有一种意趣，很想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有唐
一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由此研究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从科举
入手，掌握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许可以从更广的背景来认识唐代的文学。
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样在地方节
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这两项专题的内容，其重点
也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
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隔。魏晋时期的知
识分子与唐代不同，我的老师林庚先生曾以饮酒作为比喻，说“魏晋人好酒，
酒似乎专为人可以忘掉一切”，“酒对于魏晋人是消极的，是中年人饮闷酒
的方式；唐人的饮酒却是开朗的，酒喝下去是为了更兴奋更痛快的歌唱，所
以杜甫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名句”。（《中国文学简史》第259—260
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年版）同样，宋代知识分子的气质又与唐人不
同，宋代的作家更带有学者的气质与修养。明代的知识分子，清人批评他们
不学无术，游谈无根，但明代中后期文人的某种狂放不羁却也非清代士人拘
守于繁琐饾饤之学所能及。我们闭眼一想，就会自然地想到各个历史时期的
文化风貌，与当时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知识分子
既然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为什么不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呢？
基于一定的考虑，我决定本书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或
论述的方式。我想尽可能地引用有关的材料，将这些材料按各专题加以介绍。
科举制牵涉的面太广，其本身也有不少细节需要弄清，我的史学修养不够，
在涉猎中感到有些问题很棘手。我期待着有真正专题研究性质的唐代科举史
著作的产生。我只是把科举作为中介环节，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来进一步
研究唐代文学是在怎样的一种具体环境中进行的，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习俗
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充分发达的时期。唐代文化是有着强烈的吸
引力的。今年八、九月间，笔者在兰州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
尔后又随会议的代表一起去敦煌参观。车过河西走廊，在晨曦中远望嘉峪关
的雄姿，一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胧地感觉到，
我们伟大民族的根应该就在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
碛，灼热的阳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睁不开来。但就在一大片沙砾中
间，竟生长着一株株直径仅有几厘米的小草，虽然矮小，却顽强地生长着，
经历了大风、酷热、严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这也许就是生命的奇迹，
同时也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道路吧。来到敦煌，我们观看了从北魏到
宋元的石窟佛像，那种种奇采异姿，一下子征服了我们。我们又在暮色苍茫
中登上鸣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历史的情景与现实融合为一。敦煌学的先
驱者之一向达先生，在1956 年初，结集其一生的心血，刊出论文集《唐代长
安与西域文明》。这位老学者结合自身的经历，叙述了敦煌学艰难曲折的发
展历程，他在自序中说：“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
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
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埴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
这几句饱含感情的话语诉说了半世沧桑。到过敦煌的人，会更真切地感到敦
煌学以及我们整个人文科学，变化是多么巨大。我又想，敦煌在当时虽被称
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但它终究还处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艺术已经是那
样的不可逾越，那末那时的文化中心长安与洛阳，该更是如何辉煌绚丽！但
俯仰之间，已成陈迹。除了极少的文物遗留外，整个文化的活的情景已不可
复见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后人，我们在努力开辟新的前进道路的同时，
尽可能重现我们祖先的灿烂时代的生活图景，将不至于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历
史癖吧。
1984 年12 月
《唐诗论学丛稿》后记
“文革”结束后的初几年，就我所接触的一些学术界朋友，不论年轻或
年老，都有一种兴奋的心情，觉得一场恶梦已成过去，我们已经失去得太多，
我们要用自己的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而我们又相信，只要靠勤奋，我们肯
定会重新获得。那时国家的前途与个人的追求看来是那样地吻合，人们真纯
地相信，我们应当努力尽自己的一点微力，来奉献给这个重新给大家带来希
望的美好的社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不少想法是很幼稚的，但正像建国
初期那样，在幼稚中包含着十分难得的真挚的愿望。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我连续写了几部专著。《唐代诗人丛考》出版得最
早，出版后，我听到了一些赞扬的话。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一种克制的习性。
我觉得这本书只不过适逢其会，只不过许多朋友由于种种原因还来不及拿起
笔的时候，我因为在中华书局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在“文革”后半期有几
年桃源式的生活，避热偷偷地看了一些书，这样就比别人较早地拿出一些东
西来。书和人一样，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机缘。在这点上，确实是
需要有一些自觉。
我觉得，由于主观和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古典文学研究的真正繁荣，
在近时期内恐怕是不会达到的，但我坚信，标志着真正繁荣的高水平著作的
大量涌现，这种局面必然会到来。而在此之前，我们应当尽各人之所能，多
做一些实际工作，力争缩短这一进程，为后来者多创造一些便于攀登高峰的
条件。我所写的几本所谓专著，以及所编的几部资料和索引（如《江西诗派
和黄庭坚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唐五代人物
传记资料综合索引》），自问都有为后来者铺路的性质。我希望多做一些实
在的事，这不但在自己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在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中，我总也
力求组织一些切实有用的书稿，使我们的学术工作有一个丰厚的基础。
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大部分是1986 年以后写的。在此之前，我集中写
作《唐代诗人丛考》、《李德裕年谱》、《唐代科举与文学》。从1985 年开
始，组织《唐才子传校笺》的编纂。书中的笺证除了由我自己担任的以外，
大部分由我约请各地学术界的朋友撰写。我希望通过这部书，显示我国唐诗
学者在作家考证方面的工力，赶上日本学者所已达到的不低的水平。我深感，
个人写作专著，毕竟较还单纯，组织学术上相当规模的工程，却有意想不到
的繁杂，有时需要化费更多的心力。这样，计划中的项目不得不放弃了。与
此同时，我在中华书局所担任的工作也有所加重，我不得不拿出相当多的时
间参与制订出书计划与处理编辑工作中的日常事务。工作的需要使我与学术
界接触的范围大大越过唐代文学界。与学术界较为广泛的联系，一方面是我
的义务，也可以尽我的能力和职权范围的可能，多组织一些真正有用的书稿，
帮助解决出书中的某些困难，而且从中也使自己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展，志趣
有所提高。顾炎武在与朋友的一封书信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