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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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说：“从前我翻译《盘庚》、《金滕》的时候只32 岁，年轻胆大，凭着
一股勇气，几天之内就译出来了。现在呢？年纪大了已不止一倍，读书越多，
胆子越小。而且这是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自有其当代的学术水平，也有其国
际的汉学水平，不容许我轻率从事，否则就对不起党和人民政府以及一般读
者对我的期望。所以我计划，每译成一篇，即由你局油印分发给各专家评定，
这是《尚书今译》的群众路线，非走不可。”信后附了一个名单，有历史学
家（郭沫若、范文澜、尹达、侯外庐等），有文字学家（唐兰、容庚、于省
吾等），有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陈乃乾、顾廷龙等），有地理学家（谭
其骧、史念海等），有语言学家（王力、魏建功、高名凯等），有自然科技
史家（钱宝琮等），共四十余人。《尚书》今译走群众路线，这确也是新鲜
事。
信的第四点，说自己年龄已是67 岁，健康又不太佳，因此提出请中华书
局提供一至两名助手，帮他搜集材料。这也是情理中事。
信的最后说：“总之，整理《尚书》不是一件可以急见功效的事：必须
集中了版本校勘之后方始可以写出一个定本；必须把各时代的解释细细研究
之后方始可以有所取舍，确定经文的意义；经文有了确定的意义之后方始可
以着手标点和翻译。又《尚书》是哪种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成书之后又在封
建社会里起过怎么样的作用，我们该把这些情况列举出来，为中国历史增加
些资料；《尚书》是怎样编写的，各篇的文字和它们的出现有些什么问题，
它的事件先后和写作先后又有些什么样的矛盾，我们也该细细地批判，为古
籍校订学增加些资料。”这一段话不啻是研治《尚书》的入门之学，确实为
顾先生数十年间的治学经验之谈。
我已把信抄录了很多，但我还想抄录一段，这段话就不止是治学了，而
更见出一位真正对学问、对事业负责的读书人的人品：“我自知，自己功力
不够，工作上存在许多缺点，好在有几十位专家在，只要我诚心诚意去请教，
未必不能讨论出一点道理来。我相信，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下，将来各种重要
古籍都得译为今语，我这个工作虽然做得慢一点，对于你局的整理古籍工作
也许可以奠定一部分的基础；而我个人到了晚年，能在科学院的领导和你局
的协助之下作出一点贡献，更是莫大的光荣了。”
我想，这就是一位文化工作者的良知。文化学术上的成就，不必靠广告
效应，不必求吹捧评奖，它自能在历史上显示出其价值和力量。
学养深厚与纵逸自如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到，钱钟书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作出的贡
献，他所达到的成就，以及这些贡献和成就在文化学术史上的意义，在古典
文学界，并未有真正的认识，因而也未能被充分的理解，而所以如此，是因
为缺乏研究。
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需要提高，提高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要向前辈学
者学习。这就是说，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我们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特别
是对一些有突出成就，能体现一代学术发展的大师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
作细致的、虚心的研究。这也就是古典文学研究要取得当代意识的一项必不
可少的工作。在我们的面前，已经有了《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
注》、《七缀集》这样壁立千仞的著作，我们如果不对它们进行研究，而还
不断地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已知的认识，怎么有真正的研究可言呢？钱先生
在治学上对我们后辈的启示，就是树立一个高标准，使我们懂得，这才是真
正的做学问，这样的治学才真正在学术上有意义，这才使一切有志者不致浅
尝辄止，而奋进不已。我想，真正静下心来读钱先生的著作，都会有这样的
一种感觉。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辈，或比我们晚一些的，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所获
有多有少，笔法有新有旧，但似乎总有一种程式，不管搞一个作家论或作品
研究，或一个时代、一个命题的探讨，总摆脱不开一种固定的格局。而钱先
生却不然，在他那里，似乎已纵逸于一切程式或格局之外。钱先生没有特地
写什么作家评论，或什么某某研究、某某诗评，他似乎在行文中偶一涉及，
但就是这些看来不经意的寥寥数语，却正是作家、作品研究的精髓所在。这
种能超然于程式、格局的学术研究，古人往往用化境加以形容，正是我们要
着力研究之点。这可能会突破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的较为单
一的缺陷，使研究者视野能有所开阔，从而活跃研究的空气，丰富研究的内
容。
但钱先生的这种超然于程式，是他深厚的学养之必然，学养不到这一步，
勉强模仿，就会显得做作。钱先生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总背景下加以
观照，自然就目光四射，举重若轻。他又把中国文学放在古今学术的大系统
中加以考察，这样就能明其异同，观其通变。在探索某一创作意向时，他又
会通各种文学体裁，启人心智，又涉笔成趣。论陶渊明《闲情赋》的“瞬美
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二句，除了引诗文作例证外，还引了《聊斋志异》
的《青梅》，《绿野仙踪》第60 回写齐蕙娘，《儿女英雄传》的第38 回。
这样的情况在《管锥编》中到处可见。有些人的诗文笔记，特别是明清人的
一些作品，似乎除了钱先生引述过以外，过去再也没有人提起过。经钱先生
一加引述，使这些本来似乎无甚意义的作品获得新的价值，也使读者在认识
和鉴赏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让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会有如此丰富的
宝藏。
对于古典文学界来说，研究钱先生的著作应该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目
前已有一些研究者在做，他们正在取得成绩，但这种研究格局的数量和规模
还远远不够，与钱先生的贡献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太不相称。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无论国外或国内，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在现有的基点再往前延
伸，就必须明白钱钟书的著作已经谈到了什么，而要研讨当代的中国古典文
学现状和发展线索，则钱钟书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学术课题，这个课题将能养
成一代新的学风：一种严肃的、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融合中西文化、广博
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不拘一格、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
读《汪辟疆文集》所想到的
承程千帆先生的好意，寄赠给我一部由他整理编录，而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的《汪辟疆文集》。汪辟疆先生，作为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的研究专
家，恐怕现在中年以下的学者知道的是极少的了。我第一次读他的书，是50
年代时由他校录的《唐人小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感到这是鲁
迅先生《唐宋传奇集》以外研读唐代传奇的最切实用的入门书。书中于每篇
作品之后所作的考证，列述作者经历、故事源流和后世演变等等，对于初学
者不啻开启进入唐人艺术世界的大门。现在读到这部近70 万字的文集，真有
如过屠门而大嚼，虽当酷暑，也像五柳先生所自赏的那样，“孟夏草木长，
时还读我书”起来。
汪先生名国恒，字辟疆，又字竺云，号方湖，1887 年出生于江西彭泽。
1909 年入当时的京师大学堂，1912 年毕业。他长期执教于过去的中央大学及
后来改名的南京大学。1966 年3 月去世，时值“文革”前夕，但终究没有逃
脱劫难。——他自清末至一九五四年数十年间从未间断的百册以上的日记全
部被掠，残存的仅三册，一册是一位教授在南京夫子庙的冷摊上买回，另外
两册是掠夺者于匆忙中遗落。见到《文集》前面影印的两张日记残叶，望着
那正楷书写、一笔不苟的隽洁书迹，真令人痛惜。
通读文集全书，深感这位学者治学门庭的宏阔。他研究版本目录，又对
杨守敬的《水经注疏》颇下一番功夫，写出几篇结实的考订文章；又研究汉
魏古诗和唐人近体诗，他的几篇谈李商隐的文章，至今尚能给人启发，他在
日记中说的“义山人地寒微，但知有知己之感，实无恩牛怨李之成见”，寥
寥数语，明达透澈。不过我认为，文集中最好的还是论近代诗派的几篇，特
别是《近代诗派与地域》及《光宣以来诗坛旁记》。60 年代时我在《中华文
史论丛》上读到他的《论高密诗派》，觉得以这样的冷题目作如此细文章，
真是高手，现在读到这两篇，益觉其大手笔。汪先生对清诗有通盘的考察，
他独具只眼，认为清诗“以近代为极盛”，而这又与“世方多难”有关。他
特别深究于光宣五十年间的诗人与诗派，所举上百个诗家，列述其事迹与风
格特点，真如数家珍。由于家世和交游的关系，汪先生与诗坛前辈及并世名
家多有往还酬唱，因此不但他的记述确实可信，他的评论也充满韵味。光宣
的诗坛是直接“五四”的，但我们研究“五四”诗歌，往往忽略其前承，似
乎那时是石破天惊，忽然产生出白话诗来似的。汪先生这几篇文章，真可为
当今研究者所取资。现在对这一阶段的诗歌能如此熟悉，而又具通识的，以
笔者所见，也只有钱钟书先生和钱仲联先生两位了。
文集中所记近代诗派，不仅于文学研究者有益，且对研究近代社会与思
想，都提供了不少真切生动的材料。如那位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张之洞，《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有记道：“文襄（张之洞谥）奖新学，而喜
旧文。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作，顿足骂道：‘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
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把这位“洋务”人物的面貌讽刺得入
木三分。
程千帆先生是汪辟疆先生的学生，他在编录文集时也已届70 余高龄，但
在后记中仍口口声声称老师如何如何。前辈风范，令人钦仰。中国近代学人，
博洽者有之，专精者有之，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他们的著作多有散佚。学术
界和出版界真应该组织人力，逐步地将这些著作整理、编印出来。对于学术
遗产，似也不应厚古而薄今。不少中国近代学者，在风雨飘摇、世路坎坷中，
默默地著书作文，这些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积累的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想起一则“附记”
前些天看《光明日报》5 月2 日的《史学》副刊，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不意发现吕叔湘先生一篇文章，题目是《书柴德赓〈史籍举要〉》。吕先生
是语言学家，却在历史学的副刊上发表有关史籍介绍的书评，不免引起我的
兴趣，就不管这一版面上题目看来重要得多的几篇宏文，专心读了这一豆腐
干式的短文。
说是豆腐干式，确也不错，我曾大致数了一下，全文只不过720 字光景，
加上标题的位置，也不过800 多一些。写得极朴素。不过700 来字的文章，
讲出了全书的主要优点，举出了读者看得明白也看了信服的例证，而行文又
清晰、自然，真是一篇难得读到的书评。
吕叔湘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国内外著名的语言学权威，他的几本论汉语语
法的专著，我在大学时是作为教材研读的，工作以后因为忙，读他的专门论
文少了，但仍不时读到他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的介绍英国文学的小品，
感到非常有味道。却没有想到，他能放下大学者的架子，破门而出，写史学
方面的小文章，而又写得那么普普通通，似乎很不起眼，却又是那么富有见
地。
由此我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前，吕叔湘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新整理
出版的某些古籍中标点上的错误，题目叫《整理古籍的第一关》。这篇文章
引起了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反应很好。文中引了唐人李济翁
《资暇集》中一句话：“学识如何观点书。”吕先生把“点书”是作为句读
或标点来理解的。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位中年教师吕友仁，是70 年代末
上海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的，与我相熟，他写了一篇小文章给我，提出与吕
先生意见不同的理解，认为李济翁的所谓点书，系指音训而言，其含义是在
一个字的某个角上用红笔加个点，以表示该字的正确读音，这是一种标音手
段，是当时的习惯作法，而与“句读”无关。
吕友仁同志的文章，意见新奇可喜，论证详细平实。他作为晚辈，不敢
直接寄给吕先生，只叫我看看。我觉得文章写得很好，未征得他的同意，就
告诉吕先生了。吕先生很快从我处要了去，过了不多久，复信告我，说他已
将此文推荐给《中国语文》，并已直接与吕友仁同志联系。1989 年第4 期的
《中国语文》刊登了吕友仁的文章，文后吕先生还特地写了一则“附记”，
其中说：“早些时在傅璇琮同志处看到这篇文稿，很高兴有人指出我引书不
加审核，因而误解文义。当初我确是看见别人文章里引用《资暇集》和《日
知录》，没有去核对原书就引用了。这种粗疏的学风应该得到纠正。”
读了这几句，我真是非常感动。吕友仁怎么能同吕叔湘这位大学者相比
呢？但大学者却把这位晚辈的纠误之文主动推荐给语言学的专门刊物上登
载，还特地检讨自己写文章时的疏忽，并把这一疏忽提到学风的高度。至此
我才进一步体会到古人所说“学问乃天下之公器”这句话，也真正理解了“盛
德”这一词的含义。
学术理性的启示
我于1958 年夏进中华书局，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审读、加工了不少书
稿。我始终觉得当编辑是一个乐事，从来不相信“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话。
编辑的劳动不纯粹是支出，稿子无论合用不合用，经过阅读，付出了劳力，
同时也增加了知识，长进了学问。
可惜自80 年代初以来，由于种种偶然的因素，我逐渐脱离了具体的编辑
岗位，进入了所谓的领导层，同时也就失去了安静地阅读、加工书稿的乐趣。
在我的记忆中，我作为责任编辑，编发的最后一部书稿，就是启功先生的《启
功丛稿》，时间是在1981 年5 月。那时我虽已担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
主任，还能抽出时间发一些书稿。这部将近28 万字的著作，5 月份发，同年
12 月印出，加上送启功先生校阅一次，我校读两遍，整个排校、印装过程是
相当紧凑的，按现在的速度算是够快的了。
但是说实在话，当初我虽说对启功先生的这部《丛稿》读过不止三四遍，
但限于自己的学识，体会还是不深。过了10 年，正如白居易所说，年岁渐长，
阅事渐多，近日重读这部著作，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享受到一种
在学识追求上得到极大满足的愉悦。
启功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大书法家，这大家都知道，但对于他的书法的
体味、研究，却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而对于他的著作，如他关于古代书画
碑刻的考证，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与语言的论述，却更非一般匆匆浏览就能
指说一二。启功先生作为著名书法家、文学史家、文物鉴定家，他的涉及中
国文化几个重要方面的卓越成就，督促我们不能只限于赞叹、仰慕，而要进
行踏实的钻研、探求。
在古代文学方面，近些年来，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发掘，来研究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