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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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踏实的钻研、探求。
在古代文学方面，近些年来，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发掘，来研究作家作
品与某些文学现象，已引起重视，文学与历史、艺术等交叉研究，即所谓比
较文学，也成为热门。但恐怕很少人会想到，启功先生在30 年前，即已郑重
提出，并作出极为扎实的范例。他的《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写于1961
年，在当时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啻为空谷足音。我觉得，年轻的研究者倘有志
涉足于古代文学这一领域，这篇文章是不可不读的。启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
明确提出：“碑帖中的材料，门类不一，例如除可供研究文字学和书法艺术
的资料外，还有许多关于古代历史、文学史和工艺美术等等方面的资料。”
接着文章具体论证了古代碑刻资料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即1。作品的校勘，2。
集外作品的补编，3。作家、作品的史实考证，4。创作技巧的研究。启功先生
所举的实例，上起晋代的《左棻墓志》，王羲之的《兰亭序》，下至明代董
其昌的《剑合斋帖》，例子之繁富，考辨之精当，是我所读过的同类文章中
所少见的，极富启发，现姑举一例。文中说：“其他像《忆旧游寄谯郡元参
军》诗，有黄庭坚的草书写本，异同也不少。。。这《忆旧游》一诗，校注
《李集》的人却还没有利用过。”事实确实如此。如李白诗中有“君家严君
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行来北凉岁
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这里“北
凉”二字，黄庭坚草书写作“北京”，应当说是正确的，因为这几句写北上
太行，到太原游览，又说这位元参军之父这时正好作尹并州。唐时太原称北
京。这点为李白集作注的清人王琦已注意到，他说北凉即张掖郡，在西北，
而此诗“上文言并州、太行，下文言晋词，中间忽言北凉不合，当是北京讹
耳”。可惜他没有看到黄山谷的写本，只能疑其误。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
卷二十九跋文，因看到山谷写本，即指出“行来北京岁月深，集本作凉，非”。
启功先生作此文时，校订李白集者，还没有利用前人已有的资料。限于篇幅，
我在这里，只能就平日读书所得，举此一例，但于此已可表明，启功先生在
文中所举的不少例子，可供我们进一步研讨发挥的正复不少。古典文学在与
出土文献、考古发掘作互相结合、比较的研究，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它可以
使我们的理论探讨更有一个坚实的事实依据。这一点，在近年来秦汉史研究
因山东、湖南、湖北、甘肃等地陆续发掘的帛书、简牍而呈现十分活跃的状
态，可以得到证明。
启功先生在利用碑刻材料时，能以其深厚的学识素养，广泛引用书面文
献，使他的结论建立在众多信实的材料基础上。如《坚净居艺谈》中的《颜
书竹山联句》，引近人岑仲勉《贞石证史》，又引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指出岑氏之说尚可商榷。《李后主临江仙词》，二三千字的短文，引用了宋
人《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耆旧续闻》、《墨庄漫录》、《宣
和书谱》，明人的《剑合斋帖》、《淳熙续帖》，以及近人唐圭璋、王仲闻
两家的李煜词校注本。这里还应提到的是《山水画南北宗说辨》一文。此文
初稿作于1954 年，1980 年为编集《丛稿》，作了重订。这是《丛稿》中一
篇重头文章。文章从梳理材料着手，逐层驳斥了董其昌所说的，唐宋以来，
画家也如禅宗那样分南北二宗，北宗以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为祖，南宗以王
维为祖。经过令人信服的论证，启功先生明确指出：“我们在明末以前，直
溯到唐代的各项史料中，绝对没有见过唐代山水分南北两宗的说法。。。更
没见有拿禅家的南北宗比附画派的痕迹。”应当说，对董其昌的所谓画分南
北宗之说，近代学者虽也有人提出疑问，但从来没有人像启功先生那样作过
如此全面的论证，经过这篇文章的分辩、论析，应当说是有了科学的结论了。
但可惜，近些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些关于王维的论著，还是依袭旧说，
以王维之所谓南宗画引申来论其诗歌艺术，这样其论据的前提即建立在非事
实的沙滩上。
最后还应提到的是，启功先生无论是作长篇专论，还是短篇题跋，他都
能把复杂的学术问题，以朴素简括的文字，说得明明白白，行文如行云流水，
而又间以风趣幽默，使人在得到学术进益的同时，又享受到读书的乐趣。这
是启功先生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这样的学风，正是启功先生光风霁月般的人
品的映照，更值得我们深入的研求。
读冷僻书
我长期在出版社工作，因为职业上的缘故，与一些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多
有所接触，承蒙他们不弃，常常收到他们的新著。久而久之，读这些所赠的
书，就成为一种癖好。为什么呢？说来也有点意思，我虽然身在出版社，职
业是编书，但近些年来却很少跑书店。就以我工作地点最近的王府井新华书
店而言，这几年来书确实添了不少，一走进店堂，使人目迷五色，我似乎觉
得是到了新潮时装店，找不到适合我穿的中老年服装，往往乘兴而去，废然
而返，后来就渐渐不去了。倒是不时接到的赠书，却如远道而至的故人，不
拘形迹，可以放怀而谈。它们好些是冷僻书，其中不少是我所不懂的，或者
是过去所未曾闻见的。既然是友人相赠，自然得略为披览，却想不到大有所
获。我觉得读冷僻书，犹如吃青皮橄榄，或喝毛尖绿茶，初似生涩，终有一
种回味。不像赶时髦，趋热门，热闹一阵子，脑子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剩下。
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以他两大厚本明式家具研究而饮誉中外，去年冬天
却想不到在三联书店出了一本小册子，名《北京鸽哨》。别看轻这总共只八
十几页、不到五万字的小书，却是“绝活”。鸽哨者，即系于鸽子尾巴上的
壶卢，又名哨子。不要以为这只是纤末细小的东西，却是倾注了好几辈民间
匠人心血的精致的手工艺品。这种玩艺儿，我国南北都有制作，但以旧日北
京为最精。北京现在是高楼林立，车如流水，已经很难领略到晴空中群鸽飞
翔时传出的忽远忽近、倏疾倏徐那种清响的情趣了，书中所描述的鸽哨品种，
如胡芦类、联筒类、星排类、星眼类，等等，以及自晚清以来民间艺人的种
种精品，读来使人似乎顿然超越于日常的琐屑，回复到一种悠闲的岁月。世
襄先生在自序中说他从小就好于“秋斗蟋蟀，冬怀鸣虫”，而养鸽放飞，更
是常年癖好，“今年逾古稀，又撰此稿，信是终身痼疾，无可救药矣！不觉
自叹，还复自笑也。”寥寥数语，不是正显示了这位渊博学者的一颗童心吗？
这对于为纷扰的世事感到困乏的许多人来说，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去年的阳历岁暮，我又有幸得到傅熹年先生所赠《藏园群书题记》一厚
册。这是与《北京鸽哨》完全不同风格的纯学术性专著，却同样是冷僻书。
熹年先生为整理其祖父藏园翁的藏书题跋，化了不少工夫。他的“整理题记”
是1981 年写成的，书却是1989 年下半年才印出。其间种种曲折，不必细说，
总之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最终的全部稿费充购书之用了结；而即使如此，
上海古籍出版社肯定还是要赔不少钱的，——全书85 万字，印了3000 册，
出版社至少得赔上万元钱。虽然拖了几年，终于印出，也为学术界做了一件
大好事。增湘先生数十年间累积的题跋，得此一编，成为完帙，实在方便读
者。我在接到书的当晚，一口气读了有关唐宋人别集、总集的题跋，真如过
屠门而大嚼，抬头不觉已过了午夜。
阳历元旦刚过，又收到两部书，那就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李审言文集》
和中华书局陈抗同志所赠《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这两部书也
称得上是冷而又冷的。
李审言，名详，江苏兴化人，清末民初的一位学者。编印他的文集，确
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即使搞中国古典文学，年龄在50 上下的人，知道
李详名字的也已相当的少了，至于40 以下的中青年学者，我敢担保，百分之
八九十恐怕是没有听说过这名字的。李详写得一手好骈文，从其乡先辈汪中
（容甫）入手，上追汉魏六朝，其治学则以《文选》为重点，尤精于李善注
的研讨，而骈体与选学，恰恰是“五四”以来所反对、鄙薄的，因而李详的
著作也就长期受到冷落了。我自己也只是在六十年代初为了查证杜诗的几条
注和汪中《哀盐船文》的几个字义，翻阅过他的零星篇章。这次通览全书，
想不到他除了选学、杜诗以外，还对陶潜、庾信、王安石的诗文，以及《世
说新语》、《文心雕龙》、《颜氏家训》，都下过工夫，其中之详赡精切堪
与我所读过的北方大学者高阆仙先生几部笺注相颉颃。这部文集约90 万字，
近1500 页，精装两册，印数仅两千，可以想见，江苏古籍出版社也是要赔不
少钱的。
所谓古文字，就是自汉字产生以来至小篆的文字，大致包括甲骨文、金
文、陶文、玉石文、简帛文等等。近些年来，这些古老的文字，引起不少人
的兴趣，以致古文字学成为文献学中的一个热点。但这门学科专著多，供初
学者学习的范本少，而这一《商周古文字读本》却以文选、通论、常用词解
释的有机组合，提供读者学习古文字以从感性到理性的完整的知识，使得我
这个门外汉也领受到一种涉足陌生境地所产生的新鲜感与喜悦感。
俗话说，熟能生巧。套用这句话，年终与岁首，读了这四部书，感到冷
能避俗。
会心处不必在远
——读王世襄《说葫芦》
王世襄先生新著《说葫芦》，写就于1992 年1 月，1993 年8 月于香港
出版，并由香港中华书局发行。全书精装一厚册，除文字说明外，尚有彩色
图188 幅，黑白插图26 幅。每件实物都有详实的文字说明。全部中文文字都
有英译。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有关文化艺术与工艺美术专著从内容到装帧形式
都臻于上乘的极为难得的精品。
王世襄先生的书，我读得不多，读过的有《明式家具研究》、《刻竹小
言》、《鸽哨》、《蟋蟀谱集成》以及这部《说葫芦》。读王先生的书，总
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如《世说新语》所记简文入华林园所说的一段话：“会
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虫鱼自来亲人。”确
实如此，凡读过王世襄先生以上这几部书的，都自然会有一种一竹一木、一
虫一鸟“自来亲人”之感。
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可能不大容易说清楚，但这种感受，这种情思，
我认为是真挚的，而且有一种精神上自我享受的雅致。
就以这本《说葫芦》来说吧。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七章，讲葫芦的各
种装饰方法和实物；下卷五章，讲几种鸣虫如蝈蝈、蛐蛐、油壶鲁等的畜养
和欣赏。我们现在在大都市生活，不要说用葫芦来做成各种装饰物，恐怕连
吃新鲜葫芦也是不太多的了。至于蝈蝈、蛐蛐、油壶鲁，不要说见到它们的
样子，一般人连它们的叫声也不一定能听得到了。每天一早起来，忙于吃早
点，收拾东西，接着是挤车、赶路，下午下班，又忙于买菜、接孩子，哪来
这种闲工夫，挣钱还来不及呢，是不是？现代化的生活，固然使我们获得不
少新的知识与享受，但那种忙碌与浮躁，真也不知道丢掉了人间原有的多少
乐趣。读王世襄先生的书，使我们进入返归自然的境界，让人再次享受童年
天真的欢悦。也仿佛使人感悟到陶渊明所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那
种明智的超脱。
我非常欣赏启功先生为此书所写序言的最后几句话，说王世襄先生的
书，“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就以这本书来说，从古到今，葫芦最大量的还不是作为价廉可口的蔬菜，最
多做成实用舀水的壶、瓢，但我们的祖先，却用勒扎、刀刻、针划、刃押、
火烫等手艺，做成各种盘、碗、瓶、盂、罐，各种乐器，以及鼻烟壶、首饰、
鸣哨等等器物。看了书中一幅幅精美的图片，使人难以想象这些竟是出于过
去颓垣败墙间的葫芦。中华民族璀璨文化充溢于人世间的一木一石，让人由
衷地对祖国历史传统产生一种亲切而厚实的感情。
我不懂葫芦，小时虽也捉过蟋蟀玩，但比起王先生来则实在是算不得一
回事。但我却极为欣赏王世襄先生对每件实物、每一图片所加的说明，这些
说明，都可以单独成篇，远可以与《世说新语》比美，近乃超越于《浮生六
记》。如不信，不妨抄几则以飨读者，也作为本文的结语。如289 页记“官
模子扬帆出海图蝈蝈葫芦”，云：“大江水阔流急，舳胪相接，双桅张帆，
似将出海远航。江边树木楼阁，堤岸石阶，纤悉可数。唯纹细景繁，须旋转
谛视，始得其全。”——按此可见写景之清远。
239 页记“紫红大蝈蝈葫芦”，云：“三十年代初，虫估吕虎臣设葫芦
摊于东安市场，与星命馆向心处相对。其最高层囊匣成行，此葫芦位居正中，
号称镇摊之宝。几次问鼎，以索价奇昂，无力致之。不意20 年后，于挂货铺
复见，付值不过虎臣所索之什一。原装锦匣犹存，而虎臣谢世有年矣。”—
—按此寓人事沧桑于恬淡笔墨之间，使人起悠然之思。
又46 页记畜虫葫芦所用之模子，有云：“官模子瓦范烧成未用者，往年
亦曾在冷摊觅得。十年浩劫，被当作手榴弹于谩骂声中掷碎，惜哉！”——
此又可见此老之幽默会心处。
读《日本汉诗选评》
我看过的日本汉文著作，印象最深的有两部，一是被称为弘法大师的空
海所著《文镜秘府论》，另一是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前者把中国
古典韵文的格律知识和写作手法介绍给日本学人，却无意中保存了久已在中
土失传的好几种唐代诗学著作，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韵文史料；后
者记述了作者从山东半岛登陆，怎样步行鲁中平原，穿越太行山，进入五台
山佛寺，又怎样从晋北迤逦南行，晋谒唐朝的国都长安，恰好碰到了武宗灭
佛，又被赶走，经东南回国，其写封建大帝国的通都大邑到荒野村落，真切
生动，比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两部书的作者都是僧人，唐朝时都到过中国，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有
极高的汉文化修养，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因为读过这两部
书，早有一个念头，想再读一些彼土文士所写的汉诗，藉以窥见其诗心与文
情。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程千帆、孙望两位先生选评、吴锦等先生
注解的《日本汉诗选评》，大大满足了我久已渴念的夙愿。我觉得，这本书
的编选出版，对于进一步沟通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对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古
典诗歌在历史上的域外传播，认识日本古代诗人的汉文化造诣和精致玄微的
审美心理，都是极为有益的。
日本古代写作汉诗，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可上溯到我国的初唐时期。
在这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