濡沫集-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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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独独没有卢文弨。这难道是当时搞名单的人把他漏掉了？那末为什么
竟没有人提出加以纠正呢？

我于是书性大发，把卢文弨的《抱经堂文集》二十四卷，冒着酷暑，翻
阅了一遍。又连类而及，查核了与卢同时的几个学者的集子，如翁方纲的《复
初斋文集》，段玉裁的《经韵楼集》，臧庸的《拜经堂文集》，吴骞的《愚
谷一存》，以及《清史稿》、《清史列传》，终可以下一断语，即：卢文弨
虽生活在乾隆盛世，并且与《四库》馆中学人如戴震、王念孙、翁方纲、谢
墉等都有交往，但他自己却确确实实没有进入过《四库全书》馆，始终未参
与其事。

翁方纲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和文论家，段玉裁是有名的小学家，臧、吴二
人自称是卢的学生，他们于经学史学都极有根柢。翁、段写有卢的墓志，臧
写有卢的行状，吴则为《抱经堂集》作序。概括诸人所述，卢的生平大致是：

卢文弨字绍弓，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乾隆十七
年，以一甲第三人成进士。按当时制度，一甲前三名即可授翰林院编修。二
十九年，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三十一年，会试
同考官，提督湖南学政。过了两年，不知怎的，他忽然对学政发表一些意见，
不合朝中某些人的心意，竟被“降调还都”。于是第二年，他就索性辞官回
杭州。吴骞说得很明确：“俄因言事，议左迁。旋请养归，遂不复出，林居
余二十年。”

卢文弨是乾隆三十四年辞官归里的，“林居余二十年”，则至少已是乾
隆五十四年。而《四库全书》开始修纂，是在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大致完
成。这就是说，在这十年中，卢文弨都不在北京。

那末卢文弨这些年在做些什么呢？传记资料表明，他这些年历主钟山、
崇文、紫阳、晋阳等书院，一边讲课，一边校书，完全是自己做学问。这从
他的文集中也可得到证实。为避免繁琐，我不一一举其文章的卷第、篇名，
大致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在金陵（南京）钟山书院，四十三年到
四十五年，在杭州崇文、紫阳书院，四十六、四十七年，在太原晋阳书院。
这些，都可从其所作序跋题记中找到根据。


卢文弨一般不讲大理论，不像有些学问家动辄以宏观阔论惊世骇俗。他
一生埋头校勘群籍。他自己说：“余今年七十有六矣，目眵神昏，而复自力
为此，亦不专望于子孙，第使古人之遗编完善，悉复其旧，俾后之学者亦获
得见完书。”这样的工作，恐怕要被一些人瞧不起的，认为坐图书馆、藏书
楼，搞搞目录版本，算得上什么学问，只不过什么什么们而已。但历史是最
好的见证人，卢文弨一生校定的古籍，镂版行世的如《经典释文》、《逸周
书》、《贾谊新书》、《春秋繁露》等等，都是流传不衰的佳书，他的《群
书拾补》，其精审的校勘更是某些浮言空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古人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上之是非，只能靠实实在在的工夫才
能辨析，绝非一时意气之盛所能取胜。写至此，忽然想到《南齐书·王僧虔
传》所引王僧虔诫子书中的几句话，姑引于此，借以作结：“汝开《老子》
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王弼）何所道，平叔（何晏）何所说，马（融）、
郑（玄）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
事！”


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

1995　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建系70　周年暨复建10　周年，《清华大学学报》
特辟“清华人文传统和学术风格笔谈”一栏，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于1951
年秋考入清华中文系，第二年夏即因院系调整，合并到北大。在清华虽然只
有一年，但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却至今不能忘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一
辈子的治学道路即是从清华这一年起步的。

清华的中文、外文、历史、哲学等系虽然在1952　年撤销了，但清华特有
的学术风格并未消失，在一定意义上说，随着这些系的学者在不同的工作岗
位上从事于教学和研究，清华的人文传统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扬。我在一
年级听过李广田、王瑶、陈梦家、孙毓棠等先生的课，又因当时所谓思想改
造运动，有幸旁听过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等先生的检讨，在北
大及毕业以后，又得到钱钟书、余冠英、浦江清、吴组缃等先生的教谕。各
位先生，包括在此之前的闻一多、朱自清，及再早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
恪等前辈学者，他们的专业领域各有不同，学术路数各有特色，但我感到其
中总有一种共同的、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中很值得探讨、很值得珍视的东
西。

这种共性是什么？我想很难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宏观微观相结合，似
乎过于笼统。疑古、释古，也似乎只就研究范围的某一方面而言（如特别是
对过去历史的态度）。我建议，是否可就清华人文学系，从20　年代起在学术
上有突出成就的学者，有计划地逐一对他们进行具体的研究。我想，这样的
学者至少总得有二三十位。如果我们对这二三十位学者治学道路和著作成果
一一加以剖析和总结，并联系他们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和思想环境，我们就
会对清华的总的学术风格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曾对陈寅恪和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思想作过一点探索，写过几篇文章，
也细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古代文史研究的论著，再结合大学
时听课所得，清华的学风使我受到教益的，可以说有这样三点：一是视野开
阔，不局限于某一细小局部，能从一个时代的文化总体来把握所研究的课题，
整个研究思路总蕴含有一种清晰的文化意识。二是能着眼于当前的现实，具
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而又能沟通古今，并不牵强于什么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
三是对中华的历史和文化有强烈深沉的爱（如闻一多在一首诗中深情地吟
咏：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但在清理传统时总保持一种理性的自觉，这种
理性精神是清华学风中最可珍贵的。


热中求冷

《中国文化报》的编辑陆璐，写信给我，说她负责的“文化生活”版近
期内新开辟“人生旋律”栏目，要我写一篇短文。一见“人生旋律”四字，
不知怎地，就忽然联想起目下所谓“潇洒走一回”的时髦语。我从1958　年开
始就一直做编辑，每天无非是伏案看书，执笔改稿，而且做的又是古籍编辑，
面对的无非是圈圈点点，早已被人讥嘲为“短饤之学”。这样的生活，实在
无“旋律”可言，因此苦于无从下笔，不敢交稿。

但年岁毕竟大了，可能是人生通病，年纪越大，越爱回头看，觉得有些
事，细嚼起来倒还有味道。这样，慢慢地也领悟出人生经历中的一些道理。

我于1955　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留校做助教。开头几年似乎过
得还不错。正好碰上所谓“向科学进军”，又所谓“风华正茂”，年轻人在
一起，颇有点“指点江山”的劲头，头脑发热。忽然，1958　年初通知我，说
因1957　年夏中文系几个人想搞同仁刊物，我也在内，就补划我为右派。随即
从北大贬出，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那时自我感觉似乎忽然
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　号，整个布局由几个四合院组成。我所
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
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
能觉得需要一个助手，也或许看我刚被从大学贬出，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
做这一项事，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慈铭的日
记中补辑旧编所漏收的部分。

李慈铭也可算是我的乡先辈，小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
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是把读他
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
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
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有家的人都走了，我
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花，就着斜阳余晖，
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
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
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忘了自己罪人的
身份。

那时商务总编是陈翰伯。他也是文人，对像我这样的人似乎不放在心上，
有点听之任之的味道。在商务只几个月，后来改入中华书局。商务那段短暂
而悠闲的生活，算是“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这种“热
中求冷”，或许也可算是“人生旋律”吧。

1958　年7　月到中华书局，马上转入纷繁紧迫的编书生涯。刚到中华，在
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在1958　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
要推倒重来，说是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毒
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300　首来加以消毒。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要揭露其
黑暗面，重点收录所谓民间谣谚，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再加上白居易、杜
荀鹤等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不只选诗，还要在注中表现批判的观点。我从
北大出来，总算学过一些新理论，就把我作为主要劳力，晚上加班，星期天
上班，赶在当年国庆节前出书。那时编辑室一位副主任，自称“三八式”干


部，解放前曾在邓拓同志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就请邓拓当顾问，请
他阅稿，又请他写“前言”。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书一出来，
马上向上级献礼，真是热昏了头。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　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把《新编唐诗三百首》
也端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
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描绘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正好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寂静时，读到《人民日报》的
这一揭批文章，真是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
的，只不过选后给邓拓看看，怎么忽然变成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
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我一看就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他是明
白前后过程的，但却要曲意为此。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
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家农舍昏微的灯光下，面对这篇檄文，真感
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人生旋律中热、冷两方面，确可以来回转换，关键是自己如何把握。限
于篇幅，不得不打住了。临了，还想说一点，1969　年至1973　年我随文化部
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最后一二年，人走得差不多了，由热转冷，劳动
战地变成休闲场所，晚饭后我有时找萧乾、楼适夷诸先生聊天，后即转入屋
内，点起煤油灯看书。咸宁地处楚泽，广漠的平野常见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
晚间我遥望窗外，月光下的远山平湖，仿佛看到这屈子行吟的故土总有一些
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这时心也就渐渐平静下来，埋首于眼前
友人从远地寄来的旧书中。


书香飘入百姓家

1996　年3　月，浙江宁波市由《宁波日报》、新江厦商城、市图书馆、天
一阁共同发起，举办宁波市首届十佳藏书家庭评选活动。经过两个多月的紧
张工作，这一评选活动终于在5　月下旬圆满告成。由于我是宁波人，又在出
版社工作，长期与书打交道，因此《宁波日报》特地邀请我参加5　月31　日在
宁波举行的十佳藏书家庭颁奖仪式，以及同时举行的“家庭藏书与文化建设”
座谈会。我这次在宁波虽短短几天，却受到很大的启发。

据介绍，评选活动开始时，四家发起单位根据全市居民家庭藏书情况，
规定藏书量在1000　册以上者可以报名，结果全市范围内有182　人报名。其中
既有机关干部和大中小学教师，也有工人、农民、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涉
及各个行业各种职业。评选工作人员逐户登门走访，详细记录，最后评选委
员会根据藏书数量、藏书条件、藏书特色、藏书历史，逐项评估打分，评出
十佳藏书家庭。

之所以说是藏书家庭，而不说是藏书家，据说根据现代中国的生活条件，
如果得不到家庭的理解与支持，要有一定的藏书是很难想象的。家人的理解
与支持，实是家庭藏书的基础。如这次被评为十佳之一的童可权，为宁海中
学一位教师。他藏书6000　多册，可以说蔚为大观，但这全靠他的妻子鼎力相
助。他的妻子善于裁缝手艺，80　年代中期她只身西赴兰州，北上哈尔滨，又
南下广州，设摊裁剪衣服，用十指辛苦挣来的钱供这位教书先生来大笔购书，
毫无怨言。

另有一位入选“十佳”的，是一位照相馆经理，名杨曙光。他藏有7000
余册书，还一年订阅30　几种杂志。他家一间14　平方米的大间和一间7　平方
米的小间全堆满了书，夫妇俩只好挤在另一小房间住。幸好他的妻子张可可
也是书迷，因此住房虽挤，却也自得其乐。今年3　月中旬，张可可还在《宁
波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读〈红楼〉考据》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周汝昌的
《红楼艺术》、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以及清人甫塘逸士的《续阅微草堂
笔记》等，真不容易。杨曙光自己也说，他是搞摄影的，他所藏文史哲类的
书似乎与其专业关系不大，但他认为，如果不能体验唐诗宋词的意境，不能
进入莎士比亚、黑格尔的世界，是不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的，这样对摄影艺
术也就不可能有所提高或升华。作为一个普通摄影师，有这样一个文化家庭，
有这样一种文化意识，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现代化道路迈进
上一个极为可喜的标志。

藏书首先是购书，而购书则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目下不难看到某
些“大款”，为了装点门面，买几套豪华精装本，在装修一新的客厅中摆几
只大书柜，以附庸风雅。这次宁波市评出的“十佳”，无一例外都是普通的
工薪阶层，收入是不高的。他们为了买书，多年以来总是节衣缩食。“十佳”
之一的李建成，是宁波市钢锯厂的工人，他爱好中国书法艺术，总想把这方
面的书买齐了。他说：“有时为了配齐一套好书，我消耗了很多心血。”平
平常常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位工人同志在购书过程中饱尝到多少艰
辛。

但收获仍是很大的。宁波师院中文系主任贺圣谟，自述“从青年时代起
即有意设计一个中国的文学研究者、文学教学工作者的理想藏书结构：博罗
古今、以用为主”。至今积书十六橱（架），有不少初版新文学作品，国内


研究文学的同行常向他索借。另一位“十佳”童银舫，是慈溪匡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