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书话-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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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改恶，我也不很明白，但是我个人总还是喜欢那旧式的花纸的。花纸之
中我又喜欢《老鼠嫁女》，其次才是《八大锤》，至于寓意全然不懂，譬如
松树枝上蹲着一只老活狲，枝下挂着一个大黄蜂窠，我也只当作活狲和黄蜂
窠看罢了，看看又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玩。自然，标榜风雅的艺术画在现今当
为志士们所斥弃了，这个本来我也不懂得，然而民间画里那画以载道的画实
在也难以佩服，画固不足观，其所表示者亦都是士大夫的陈腐思想也。
从希腊的画廊派哲人说起，说到琉璃厂的卖字画的席棚，又转到乡下的
花纸，简直是乱跑野马，一点没有头绪，而我所要说的实在又并不是这些，
乃是李洗岑先生的文集《画廊集》耳。洗岑在集子里原有一篇谈年画的文章，
而其坚苦卓绝的生活确也有点画廊派的流风，那么要把上文勾搭过去似亦未
始不可以，反正天地万物没有绝无关系的，总可说得通，只看怎么说法。话
虽如此，我究竟不是在乱扯做策论，上边这趟野马不肯让它白跑，仍旧要骑
了去拜客的。我很主观的觉得洗岑写文章正是画廊派摆画摊，这是一件难事
情。画廊派思想如上边说过太为贤者说法，是不合于一般人的脾胃的，不但
决做不成群众的祭师，便是街头讲道理也难得一个听客。至于年画乃是要主
顾来买的，其制作更大不易，我们即使能为妇孺画《老鼠嫁女》以至《八大
锤》，若挂印封侯、时来福凑这种厌胜画，如何画得好乎？但是画棚里所最
多行销的却正是此厌胜画也，盖文以载道的主义为中国上下所崇奉，咒语与
口号与读经，一也，符篆与标语与文学，二也，画则其图说也。吾见洗岑集
中没有厌胜文，知其不能画此同类的画，画廊的生意岂能发达乎，虽然，洗
岑有那种坚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画或文之生意好与不好亦自不足论也，我
的这篇小文乃不免为徒费的诡辩矣。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记于北平。
□1935 年3 月刊《水星》1 卷6 期，署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现代作家笔名录序
辑录前人别号的书，宋有徐光溥的《自号录》一卷。清葛万里有《别号
录》九卷，却未见到。史梦兰的《异号类编》里第十二十三两卷为自表类，
可以算在里边。近人陈氏编有《室名索引》，已行于世，若袁君之《现代作
家笔名录》，则又别开生面而很有意思者也。
关于别号的发达变迁，说起来也很好玩。《异号类编》上史一经序云：
“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形骸，兀傲
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
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鹖冠之流盖其著也。”明沈承有《即山集》，
其《赠偶伯瑞序》有云：
“近古有别号者，不过畸人韵士，实实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
借湖山云树作美题目以拟话耳。即不然者，亦时人慕其风流，后人追其轶事，
而村墟市巷，两两三三，信口指点，相传以为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
利齿儿可多啖得也。”
上文所引，前者可以说是宋以前的情形，后者是明以前的情形吧，明清
以来则如即山所说，“未叶浮薄，始成滥觞，而吴侬好事，更饮狂药，”结
果便是：
“每见岁时社腊，杯酒相喧，主宾杂坐，敬拳龋齿，曰桥曰楼，曰松曰
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呕。”这里所说是市井小儿模拟风雅，而其实在动因
还是在于一般俗文学之发达，自小说戏曲以至俗谣徘文莫不兴盛，作者各署
别号，虽其时本为公开秘密，但人情难免拘于传统，唯正经文字始肯用真姓
名耳。及今研究此类俗文学者对于别号的探讨还是一件难事，没有什么好的
工具可以弄的清楚。到了近来情形又有改变，新闻杂志多了，作者也多起来，
大抵都用别号，或者照新式即称为笔名。这个原因我从前在《谈虎集》里曾
经分作三种：
其一最普通的是怕招怨。古人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现在更不劳重
复申明。
其二是求变化。有些人担任一种定期刊的编辑，常要做许多文章，倘若
永远署一个名字，未免要令诸者觉得单调，所以多用几个别名把它变化一下。
其三是不求闻达。但是现在还得加上一条：
其四是化装。言论不大自由，有些人的名字用不出去，只好时常换，有
如亡命客的化装逃难。也有所谓东瓜咬不着咬瓤子的，政治方面不敢说却来
找文学方面的同行出气，这情形亦可怜悯，但其行径则有如暴客的化装吓人
也。出板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胡里胡涂，有时须去弄清
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袁君编著笔名录，使读者可以参考，
是极有用处的事，至于供编目者的利用，这在我不在图书馆办事过的人看来
似乎倒还在其次了。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记于北平。
□1935 年4 月14 日刊《大公报》，暑名知堂
□收入《苦茶随笔》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新文学的散文可以说是始于文学革命。在清末戊戌前后也曾有过白话运
动，但这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学的。我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中这样
说过：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
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
般国民都认识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瞭一点，所以认为用白
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
话文有两点不同。
“第一，现在的白话文是话怎么说便怎么写，那时候却是由古文翻白话。
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光绪辛丑出板》之一，序
文的起头是这样：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古以来，女人
有名气的极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
的书。。。
“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唉，我如今想
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又翻
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对什
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的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而以
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的平民
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用古文，
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只
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而我们可以
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而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变法的馀波之
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邓恭三纪录）
话虽如此，那时对于言文问题也有很高明的意见的，如黄遵宪在光绪十
三年（一八八七）著《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二》记日本文字，末
云：
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
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
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自《凡将》《训纂》逮夫《广韵》《集韵》，增益之字积世愈多，
则文字出于后人创造者多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见孽生之字为古所未见今所未闻者乎。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
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
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今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
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
就是《白话丛书》的编者裘廷梁在代序《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戊戌七月）
中也有这样的话：
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
之学，何至闇没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
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志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
且夫文字至无奇也，苍颉沮诵造字之人也，其功与造话同，而后人独视文字为至珍
贵之物，从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创造文字之旨也。今夫一大之为天也，山水土之为地也，
亦后之人踵事增华从而粉饰之耳，彼其造字之始本无精义，不过有事可指则指之，有形可
象则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穷，则亦任意涂抹，强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结绳之用而已。今
好古者不闻其尊绳也，而独尊文字，吾乌知其果何说。或曰，会意谐声非文字精义耶？曰，
会意谐声，便记认而已，何精义之有。中文也，西文也，横直不同而为用同。文言也，白
话也，繁简不同而为用同。只有迟速，更无精粗，必欲重此而轻彼，吾又乌知其何说也。
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汉以前书曰群经曰诸子曰传记，其为言也必先有所以为言
者存，今虽以白活代之，质干具存，不损其美。汉后说理记事之书，去其肤浅，删其繁复，
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栋，效颦以为工，学步以为巧，调朱傅粉以为妍，使以白话
译之，外美既去，陋质悉呈，好古之士将骇而走耳。
又有云：“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
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
来文字一大厄。”黄氏云：
“居今之日读古人书，徒以父兄师长递相传授，童而习焉，不知其艰，
苟迹其异同之故，其与异国之人进象胥舌人而后通其言辞者，相去能几何
哉。”二者意思相似，都说得很通达，“手口异国”一语更很得要领，这种
态度颇有点近于一元化的了，但是这总是极少数，在那时办白话报等的人大
都只注重政治上的效用也是事实，而且无论理论如何写出来的白话文还不能
够造成文艺作品，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种企图。十二年后即宣统庚戌（一九一
０）在东京的旧《民报》社员编刊一种《教育今语杂志》，于“共和纪元二
千七百五十一年”一月创刊，共出了六册，内容于社说外分中国文字学、群
经学、诸子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学等七门，用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
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如发刊缘起中所说，“期邦人诸友发思古之幽情，
勉为炎黄之肖子焉。”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那时钱君还
不叫作“玄同”，只单名一个“夏”字，取其为“中国人也”的意思，在《今
语杂志》中署名“浑然”，撰过两篇关于文字学的文章，第一册里有一篇《共
和纪年说》，主张用周召共和来做中国纪年，也是他所写的。今抄录一节，
可以见当时的文体与论调：
还有那外国人打进来，灭了我国，自称皇帝，像那元朝的样子，我们中国人倘然还
有一口气没有绝，总不应该扁扁服服，做他的奴隶牛马，自称大元国的百姓。他的国号纪
年不但和我们不相干，并且是我们所绝不应该承认他的。但是从宋帝赵昺赴海以后，天完
帝徐寿辉起义以前，这七十一年中间中国竟没有皇帝，到这种时候用皇帝来纪年的竟没有
法子想了，就是真讲爱国保种的也止好老老面皮用元朝来纪年了。你们想，中国史上用外
国人纪年，道理上怎么讲得过去，况且中国没有皇帝可纪元的时候还不止宋和天完间的七
十一年么？
那时的作者自然也是意不在文，因为目的还是教育以及政治的，其用白话乃
是一种手段，引渡读者由浅入深以进于古学之堂奥者也。
民国六年以至八年文学革命的风潮勃兴，渐以奠定新文学的基础，白话
被认为国语了，文学是应当“国语的”了，评论小说诗戏曲都发达起来了，
这是很热闹的一个时代，但是白话文自身的生长却还很有限，而且也还没有
独立的这种品类，虽然在《新青年》等杂志上所谓随感录的小文字已经很多。
八年三月我在《每周评论》上登过一篇小文，题曰《祖先崇拜》，其首两节
云：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
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
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
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
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
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
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种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
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藉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
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无论一个人怎样爱惜他自己所做的文章，我总不能说上边的这两节写得
好，它只是顽强地主张自己的意见，至多能说得理圆，却没有什么馀情，这
与浑然先生的那篇正是同等的作品。民国十五年五月我写了一篇五百字的小
文，投寄《晨报》，那时还没有副刊，便登在“第七版”上，题曰《美文》：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
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
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
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
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
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
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
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
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
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需用自己的文句与
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
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
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垂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
来，岂不好么。”
《浪漫谈》里较好的一篇我记得是讲北京街道的，作者是罗志希，此外
的却都记不得了。《晨报》第七版不久改成副刊，是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
店，影响于文坛者颇大，因为每日出版，适宜于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