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敬意，我个人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批评者和捍卫者的著作中，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根据能证明有关分配份额的不可理喻的成见。
　　　　只要我们陷于传统的用一般均衡概念铸造而成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震撼世界的答案。我重复一遍，在那种理论中，收入的职能分配可以说是由资源在居民户、他们的偏好、厂商的生产函数、居民户和厂商的行为动机之间的最初分配“决定的”。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取得均衡（如果确实取得的话），或者为什么它应不断取得，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没能对收入的职能分配作出因果解释。简而言之，比其它们的许多对手希望我们所相信的，新古典的和新新古典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要朴素得多。正如哈恩（1972年，第2页）正确地指出的：
　　　　一种分配理论如果利用永久均衡中的完全竞争模型，我就称它为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对于回答为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这种理论并不是举手便能解决的。问题是因我们对社会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感兴趣而提出的，而社会阶级并不是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变量……一方面，新古典的实践者还忍不住使这种理论对社会性问题作出简单回答的诱惑。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深受这种问题不恰当的模型影响……其中特别粗陋的地方其逻辑基础已经受到批评。
三、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检验
　　　　要素定价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是一种最朴素的理论，也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它的表述是如此的一般化，以致于它对回答劳动市场上工资结构之类的具体问题，毫无用处。瑟罗（1975年，第211—30页）在他的书中通过一系列问题对此作了精彩的说明。
　　　　工人每段时间都付给与他们的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吗？
　　　　或者，他们在其整个工作生命期过程中都付给与他们的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吗？如果加里·贝克尔关于“普通培训”和“专门培训”的区分值得置信的话（见布劳格，1972年，第192—9页），那么，工人接受普通培训的收益必定小于他们当时的边际产量，而接受专门培训的收益则相反。普通培训不考虑工人为谁工作，只是提高受训者的生产力；而专门培训则只是增强现在提供训练的厂商中受训者未来的生产力。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没有支付普通培训练费用的动力，因为他们无法保证他们能雇用到受训的工人。结果，普通培训的费用就落到了受训者身上，其表现形式是受训期的收益降低。另一方面，接受专门培训的工人得到的收益，必须足以使工人有呆在提供训练的企业的动力，使厂商能通过对受训工人支付低于他们的边际产量的工资而扣下这些专门培训费用。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年轻工人的工资，则只有那些受到专门培训的青年工人才能期望得到与他们的当其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可是，如果我们考察老年工人的工资，则只有早年受过普通训练的人才能期望得到与他们的当其边际产量一致的收益；一般地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只有少数工人才能得到他们的当其边际产量。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检验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各个工人是否得到他们的边际产量，或者，具有相同的技术的一组工人所得的工资是否大致相等（比如说由于确定掌握同一技术的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差异的困难），是否有理由使某些技术类型的工人得到高于他们的各自边际产量的收益，使另一些技术类型的工人则得到低于他们的各自边际产量的收益。类似的争论还发生在其它工人集团（如特定行业中一定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准的工人）中，在这些行业中，至少是起初由于精确度量个人边际产量的困难，厂商再次给这些集团付以相等的工资。如果象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许多行业的工作是由一批工人协调努力而完成的，那么，这批工人的每个成员将会仅仅由于他们各人对产出的贡献无法确定，而不仅开始时，而且整个工作生涯中都只能得到他们的平均边际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也不可能恰好得到与他自己具体的边际产量相等的收益。我们又一次看到，检验边际生产力理论比较静态的预言何其困难。
　　　　无论是在产品市场还是在要素市场，即使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这些困难也会存在。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行业的工资是非竞争性的，是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确定的，而在规模报酬递增情形下，某些投入必定付以低于其边际产量的收益，这些投入很可能就是劳动投入。而且，观察到的工资也许是非均衡的工资，在任何情形下，工资都会受到各地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条件的影响，更不用说工人之间心理收入偏好的分布不一了。
　　　　也许我们现在足可提出，著名的或不著名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在剖析观察到的相对工资模型中，从未发生过太大的作用。因此，无须惊奇，它很少得到检验，而且尽管为对它进行检验花费了很大力气，但结果仍然是无法定论。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迹象的话，那么，我们最可以说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精确地预示行业和职业间工资差异的长期变动方面，相当成功；而在精确地预示工资差异短期变动方面，出奇地不成功（见伯顿等，1971年，尤其是第275—80页；珀尔曼，1969年，第4、5章）①。因此，边际生产力要素价格理论的经验地位仍未确定。当然，许多其它经济理论的实际状况也是这样，只不过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确定它适用的具体问题的范围时带有比其它理论更多的缺陷。所以，在整个很长的历史中，它基本上一直是一个没有特定内容的完全一般的命题。
①通过对有关生产函数的文献的审查，沃尔特斯（1963年，第11页）作出结论说：“经过对总生产函数问题的调查，人们或许很容易怀疑运用象总生产函数这样的概念是否具有很大意义。我们在现代经济中所发现的竞争与技术条件的类型表明，我们不可能满足具有实用价值的总生产函数的基本要求，这大概对于同一行业或狭小经济部门的厂商才可能出现例外。”
①由于自始至终带有波普主义的风韵，珀尔曼关于劳动经济学的教科书在
①利普西（1979年，第409—10页）大概是教科书作者中唯一赞同本的人，并怀疑如果会有可以检验的宏观收入分配理论，将会是一种边际生产力理论。然而，希克斯（1965年，第172页）仍然坚持旧的理论内容中还有一些有生命的东西。　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章　剑桥之争种种
一、资本的度量
　　　　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自其问世以来即时时受到批评，而利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则至少是在最近被人们基本上全盘接受了。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琼·罗宾逊以及一大批其它剑桥经济学家（也就是英国的剑桥学派）曾对所谓的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发起了一场全面的攻击，矛头所指主要是新古典要素决定价格理论中的希克斯的两种投入一种产出这种简化模型。他们争论说，在经济中，资本的存量是各种不同的机械的集合，而不是同质的具有购买力的资金的集合，因此，虽然“劳动”和“土地”明显地可用它们自己的技术单位进行度量，但资本的存量却无法用其自己的技术单位计算价值；资本的估价必须以某一特定利率为先在条件，而这就意味着，除非作循环推理，否则，利率就不可能由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所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不可能解释利率的决定。
　　　　如果我们用非整合的（disaggregated）瓦尔拉斯解释取代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简单化阐述，上述的许多批评就会落空。在非整合的瓦尔拉斯解释中，既没有运用总生产函数概念，也没有把总资本存量作为经济变量的观念。而且，资本物品的加总所形成的独特困难既没有在劳动投入的加总中遇到、也没有涉及实物产出的加总这种思想，只不过是一种流行的误解（布劳格，1978年，第490页）。
　　　　即使有必要用资本自身的技术单位对资本进行度量，以便对处于不同的稳定均衡状态的经济进行总体比较，但只要我们关心的只是围绕均衡位置的边际变动，就象我们为了进行定性微积分时所做的那样，也不会产生为了度量资本而寻找一种自然单位问题。对于这种边际变动，不同的资本物品实际上会加总为一种具有购买力的资金；投资于竞争性活动的货币资本的始终一致的均衡利率，只有当投资者不考虑资本物品的实际实物差异时才会出现。
二、资本需求函数的存在性
　　　　但是，剑桥的批评家们还有其它招数。在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中，一种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是唯一地与相对要素价格相联系的，具体说来，利息率的下降或工资率的上升，必然提高经济的平均资本B劳动比率。可是，剑桥的批评家争论说，不管我们对边际生产力理论作怎样的解释，也不可能表明利率的下降将总是按同一方向改变目前最有利可图的所有适用技术的等级，以至于提高经济的总的资本密集程度。这是由于双重转换或再转换（reswitc－hing）现象的作用，这种现象甚至在严格的新古典完全竞争条件下，在信息完全、连续调整、微观生产函数平滑可微、以及利润最大化行为下，也可能发生。据说转换现象破坏了新古典分配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因为，如果在利率和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单调关系，我们就必须放弃用经济中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解释利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利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本质，而且，事实上我们还必须摈弃把资本需求当作利率的反函数的一切观念。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对转换概念有效性的大辩论。对这场“大转换辩论”的历史现在已没有必要再作回顾了，因为G。哈考特（1972年，第4章）已经运用现代经济思想对这个不寻常而富有启发性的小插曲作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在这场大辩论中，萨缪尔森因早先否认转换的可能性（只有特殊情况例外）而无条件认输。转换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最简单的论述要数萨缪尔森1966年在无条件投降时所作的说明，即它是在没有任何机器情况下以不等的劳动数量和相等的时间生产既定的产品的两种生产方法的转换（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532页）。不难表明，运用劳动较少的生产方法并不一定在所有利率上都是比较有利的一种方法：如果它的劳动是在生产周期的前期运用的，则当利率很高时，由于它的工资支付额按复利较快地增长，它将成为两种生产方法中成本较高的一种。要说明两种生产方法运用劳动时的下述模式也是不困难的：在两种方法中，运用劳动较少的一种方法，当利率很低时，它是较为有利的；当利率比较高时，它将成为获利比较少的一种生产方法；而当着利率仍进一步上升时，它将再次成为赢利较多的一种生产方法。这就是再转换现象。这是一个简单例子，是由利率变动对于在不同的日期用于以相等的时间生产相同的产品的各种技术方法的劳动投入的比较成本的复合利息效应形成的。在比较复杂的例子中，这种转换将既来自对相同的生产方法交错运用投入，又来自各种技术方法酝酿期的不同，以及这种生产方法的产出有时作为其它生产方法的投入。
三、转换的经验意义
　　　　现在每个人都同意转换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每个人都认识到它有可能破坏资本密集程度和相对要素价格之间必然存在单调关系的概念。可是，怎样才能发生转换？萨缪尔森在承认转换定理正确性的同时，表示对它的经验意义有些怀疑，而希克斯（1973年，第44页）最近则推测：“转换看来象是处于事物边缘、也就是一触即发的状态”。另一方面，剑桥经济学家们则坚持认为转换及其有关的资本逆流（reversing）现象（当利率提高时，以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替代较高的）事实上极可能就是一般规律，但他们既不努力测度实际经济中转换的经验意义，也不讨论我们应该如何测度问题。很明显，这决非举手之劳。严格来讲，作为相对要素价格变动结果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将引起可以替代的均衡稳定状态之之别。每当我们碰到象美国这种资本充足的国家的利率将低于象印度这样的劳动力充裕国家，这种命题，我们都会想起历史上的那种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
　　　　面对众所周知的检验比较静态命题问题，加上讨厌通过对生产过程长度及其有关投入的时间模型的大量微观研究而调查出转换的范围，剑桥经济学家们在有关阻止转换的条件的分析性定理中找到了避难所。其中最著名的是，为了防止在技术系数固定的n个部门的模型中转换的发生，在我们的模型中必须至少有一种资本物品在下列意义上是例外物品：
　　　　（１）经济中的所有投入都用于那种资本物品的生产；（２）它是根据一种平滑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而自己生产的，且函数中的系数可变。剑桥经济学家们显然已经发现这些条件过于严格，以至于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转换是普遍规律，没有例外（哈考特，1972年，第171页注释），然而，其它学者沿着同样的路线最后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埃尔蒂斯，1973年，第115—16，123—5页）。与此相似，研究表明，转换的经验意义取决于（１）利率是否跌到某一关键水平以下；（２）当厂商再采用某些以前用过的技术时，产品价格是否下降（弗格森和艾伦，1970年）。迄今为止在文字上争论的要点似乎是在度量一种经济中投入替代性大小的基础上对转换可能性的度量，对于这种文字争论我们还无法看到其终结，这些度量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剑桥学派热衷的模型总是利用里昂惕夫的线性技术——每个部门的每种产品都只以唯一一种系数固定的技术生产——这自然就把要素替代的负担都压在消费者选择一种产出组合而不选择另一种产出组合身上了，而不同的组合则意味着不同的技术和因此而用秘密手段进行投入替代。换言之，即便在由假定前提排除投入替代的最坏情形下，大规模的某种程度的投入替代也会由于最终需求（包括国外买主的需求）模型而再度发生。如果我们把活动分析当作描述面向企业的技术可能性的一种形式，这种技术可能性代表生产系数完全固定和完全可变之间的一种状态，则上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参见布劳格，1978年，第454—7页）。因此，技术之间的转换事实上是不明显的。如果没有发生转换，资本逆流也是可能的（哈考特，1972年，第128—9，145—6页），但要取得这种结果必须采用更加曲折的技术假设——如不同技术的投入系数差距甚大。假如我们连使自己相信转换是一种常见现象也做不到，则要我们自己相信资本逆流可能发生就难上加难了。
　　　　因此，直到“经济计量学家为我们找到答案”时为止，弗格森（1969年，第XVII，266页）关于新古典寓言的著名的“信任”宣言不会有什么问题。萨缪尔森（1976年，第618页）在其基础教材的最新版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还没有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