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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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事实上的历史是怎样地‘行为不当’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第120页）。他本人在写尤勒的多面体数学原理史这本著名的著作时遵从了这种劝说（见拉卡多斯，1976年）。①
拉卡多斯设想，按这种方式写科学史事实上只需要很少的注脚来提及外在的历史。
为了回答拉卡多斯对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诬蔑，库恩缩小拉卡多斯的理论和他的理论的差别，说：“虽然他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他的分析工具则恰如所需地和我的相近：硬核，在保险带中发挥作用以及退步情形和我的范例、正规科学以及危机是很靠近的同义词。”（见卡恩，1970年b，第256页）。然而，库恩坚持说“拉卡多斯所想象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哲学杜撰出来的例子。按这种做法，历史基本上不再对先前的哲学地位有丝毫影响，因为正是哲学排外地塑造了历史”（见库恩，1971年，第143页）。拉卡多斯回答了这种争论，声称自己的科学史编纂学方法完全能够在事后指出新颖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在的科学史学家的方法，这些事实是没料到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编纂的研究框架方法论”将通过科研框架方法论自我维护：当和仅当这个框架促使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时，这个框架就被证明是“进步的”（见拉卡多斯，1978年，Ⅰ，第131—6页）。这样，方法论的好坏就处在检验之中：要看看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富有成效地构思了自然的或社会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不是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那样，把每几百年的科学历史分割开来提炼所得神分裂症，特别是由于拉卡多斯无论是对科学家、对学术刊物还是对科研基金都没有做特别的时间限制。费叶拉本德骂道（见费叶拉本德，1976年第324页注），“一个贼想偷多少就能偷多少，而警察和公众却因为他对谁都告诉说他是一个贼就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人们可以评评这种轻浮的观点。”
很清楚，拉卡多斯努力把评价和建议分开，坚持显然是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然而他的方法论在科学史上是不是能够成为科研框架的基础，必须由它的经过严格检验的成功或者其他失败、甚至是重大的失败来判断。①
四、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在拉卡多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弱化波普主义的“进攻性”特征和放宽他的方法论所容许的界限这种趋势。其他近年的对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例如汉森、波拉尼和图尔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费叶拉本德在这方面走得更远。②
所有上述批评家都反对实证主义对“发现的来龙去脉”和“证明的来龙去脉”的划分（特别请参见图尔明，1972年，第478—84页；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5，14章）。当然，他们也同意不能把对理论的逻辑的和经验的证明简化为对理论的历史渊源的阐述，但是他们完全拒绝把正当的事后评价和对理论起源的研究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他们都跟着库恩和拉卡多斯反对波普主义的属于完全脱离历史的科学哲学的科研框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更加重复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基本是公共的和合作的性质：从可回答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可检验性是科学的特点，单是这一特点就使科学和其他人类思维活动区别开来。甚至在波拉尼的《个人知识》这本标题突出的书里，关于科学的基本论点和标题也是矛盾的：不管是什么科学知识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知识，个人知识是不能传达给其他人的（例见波拉尼，1958年，第21，153，164，183，292—4页；又见齐曼，1967年，1978年）。
对于个人的知识是不是能够被强迫传达给其他人这种观点大家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对于科学理论应该以观察来评价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这至少在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观察者的。然而，一旦承认这一点，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将会被新的观察所改变就立即变得很明显，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演化因素就悄悄地潜入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之中。于是，波普主义者对“遗传谬误”的攻击，历史的渊源和经验性的正确之间的搅混，都接踵而来了。
在科学理论新观点中的另一个固执的看法是认为所有经验性的观察都必定是装满了理论的，甚至普通的感知活动，例如看、触、听，都是深深地以先前的概念化为条件的；汉森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见汉森，1965年，第7页），他说：“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①从这一特别的方面看，科学理论的新观点向着波普的观点方面靠拢。波普很早以前就很欣赏这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求以可观察的理论预言来对理论进行有魄力的检验，而同时又承认所有的观察实际上都是用理论来解释的。波普不躲避这一显现出来的矛盾，而是明智地拒绝对观察这个术语下定义：“我认为（观察）应该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术语使得它在使用中变得足够精确。”（见波普，1965年，第103页；又第107页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总象是一种使人绝望的劝告：看来是给了我们外衣，结果却发现这外衣是透明的。②但是那些吸取了杜海姆的不可驳论题的意义以及拉卡多斯主义关于所有检验都涉及到在事实和两个对抗理论之间的三角斗争的教训的人，他们在前进中将承认经验观察都充满理论的性质。
是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带有理论的，但是事实不必要完全由它们所支持的理论来组成。看起来有三种事实。有的事实是人们观察到的事件，在那里观察是大量的或自供证据的，因而人们所追究的事实通常是绝对地被接受的。但是还有的是推断的事实，例如原子和基因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确实是直接的经验资料，然而这样的事实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的地位为依据的。最后，还有更多的假说的事实，在那里证据既是可疑的又是受竞争性解释支配的（例如，心灵感应，吵闹鬼和ＵFＯ景观）；世界当然充满了神秘的“事实”，这些“事实”还有待于理性解释（见米切尔，1974年）。总之，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理论的，因为即使在人们所追究的某种理论是假的时候，事实还可以是真的；事实和很多理论在低水平上也许是一致的，然而在高水平上又是互相抵触的；在细察事实的过程中总是牵涉到更多和更少地易错的理论之间的相对比较。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得不到完全的确定的知识，在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那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中就没有什么固有的不满意的东西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装满理论的事实这个概念和库恩主义的关于在接续的理论、范例或科研框架中内容的丧失从而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即使不是严格地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但也难以比较这个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状态，在那里不管在互相抵触的理论之间进行什么样的理性选择都显得没有基础。费叶拉本德在《反方法》一书中以极大的智慧和雄辩进行争论的正是这种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甚至说对于他的态度用“轻率的达达主义（Dadaism）”比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来描述更好（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1，189—96页）。费叶拉本德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智力发展被很好地描述为“一个从极端波普主义的波普到极端库恩主义的库恩的旅行”（见巴斯卡，1975年，第39页）。
《反方法》一书所争论的首先是，不管科学方法论的圣典是怎样看起来有理的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这种圣典对科学史的某些侵犯都不是无罪的；更甚地，某些伟大的科学家只有通过精心地打破稳固的科研框架的每一个法规才取得了成功（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3页；又第9章）。该书所争论的第二点是，关于科学是通过把旧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特例和更一般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论题是一种神话：在对抗的和科学的理论之间的重叠是如此之小，使得甚至是复杂的证伪主义也被迫在理性估价中抛锚（同上书，第177—8页）。第三点是，不管人们对科学进步是如何想象和如何衡量的，它都不可阻拦地发生了，因为科学家从来就不会被任何科学哲学所羁绊：科学哲学只不过是某种“冒牌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发现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不会阻止进步的唯一原则是：“顺其自然”（见同上书，第302，23页）。
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更有甚者，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区分开来（同上，第179，297页）。他解释说，“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会象‘顺其自然’一样空虚和不确定；‘顺其自然’并不表达任何我自己的信念，而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危险境地的一种诙谐的总结”（见费叶拉本德，1978年，188页；又127—8，１４２—3，186—8页）。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一个人就还必须是反达达主义者”）。
但是，费叶拉本德并不只是想把方法论的重要性降低到适当的地位；他的芒刺所对准的真正靶子是科学本身的压制性影响，特别是对准认为科学的建立使科学本身能够发现揭示真理的正确方法这种假设：国家和科学应该分开，以便父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学习魔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见费叶拉本德，1975年，第299页）。最终的、更高层次的唯一价值是自由而不是科学。正象一个批评家所说的：“对于费拉本德来说，唯一名符其实的自由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见巴斯卡，1975年，第42页）。在最后，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一书终于以爱的力量的哲学代替了科学哲学。①
五、回到最初的原则
象费叶拉本德一样极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愿主义，不但成功地消灭了它自己的分析和建议，并且也消灭了认为它有所贡献的课题，而我们又想从这些东西中得出什么呢？经过许多世纪的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归纳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结论说，科学等同于神话，科学中的一切都象梦一样消失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并不比核物理学好或者坏——不管怎么样，对于相命，占星术总有一些应验的证据，它从一个人降生时星座的位置上预言了个人的职业选择；①巫婆能够和电子一样真实——其事实是两个世纪多来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巫术（见第45页，特雷弗－罗珀，1969年）；的确一直有外层空间的超人在拜访我们，因为冯·达尼肯这样说了，他运用的是古老的验证戏法，这种戏法不需要参考其他得到很好地证实的解释；埃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想让我们相信，金星是大概在公元前1500年由木星发射的，差点和地球相撞，只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才固定在现在的轨道上，如果考虑到当代的灾难就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说明了圣经或多或少是正确的；②植物有感情，能接收人类的谈话；③信念医疗等同于现代医学；作为对无神论的回答，唯灵论又回到商业中来。
如果我们抗拒上述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要充分清楚这种抗拒力是不能以认识论这块假定的稳固基岩做基础的。我们也不能依赖实践，正象列宁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社会集团的实践是以特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因而我们是不能依赖这种实践经验的；实践将会证明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和耶路撒冷草案的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这就象相信在莫斯科审判中判定托洛斯基分子的阴谋一样容易，这只不过是愚弄大众舆论的想象的罪名。①我们能给顺其自然的哲学的唯一回答是科学的典范所提供的诫律。尽管有所有的那些不足，科学还是迄今人类所设计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唯一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系统；不管知识的惯性，不管内在的保守主义，也不管等级的封闭以把异教徒迫于绝境，科学社团还是保持忠于知识竞争的典范，在那里不允许有证据和辩论之外的其他武器。个别的科学家有时候是缺乏那些典范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社团就是开放社会中的范例。
六、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在说到科学时，我们至此还很少提到社会科学，更少提到经济学。然而，为了完成我们后面要分析的经济方法论的背景工作，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一个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著名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科学而不管它们的学科内容，或者社会科学应该运用它独有的探索逻辑吗？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哲学中寻找如何更好地模仿物理学、化学和生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对自己的学科内容有直觉的理解力，而自然科学家是有点反对这种理解力的。甚至那些坚决地坚持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家，有时候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制定特殊的探讨方法。因此，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首先宣布了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所有理论的或一般化的科学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后就为社会科学规定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社会理论的任务是以描述的和唯名论的方式仔细地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以个人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等。”（见波普1957年，第130，136页）。所有这些至少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点混乱的。
让我们从对关于科学单一体的教条或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的争论进行分类开始。没人否认社会科学经常使用和自然科学中通常的方法不同的研究技术，例如，和很多自然科学中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技术相比，在人类学中用的是现场观察技术，在社会学中用的是社会调查技术，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用的是多变异统计分析技术。然而，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并不比自然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大，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并不是和研究的技术有关，而是和理论的“证明的来龙去脉”有关。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受或者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基本原理。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有区别的方法论，就是鼓吹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或者假说在方法上应该是正确的，而这种方法和证实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假说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是惊人的。对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的绝对的否认，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
对于上述教条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反对观点。旧的反对观点是某些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属于新康德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围绕着Verstehen（文化知解）或“悟”这个概念的。旧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晚期著作，这些著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这些活动好象总是由社会法规控制着。让我们挨个来看这两个观点。
德文Verstehen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的知识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