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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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高坝大库将近四年的几上几下，稳健派最后的王牌是舍不得“八百里秦川”。连地球那一端的美国人都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用当时水电总局副局长，后来长江上的三峡工程最主要的反对者李锐的话说，是“他淹得起，我们淹不起”。但苏联人那时在中国的气势，未曾经过的人是难于想像的。于是，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实，早在1960年，科洛略夫的师辈，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就说过：
你们中国为治理黄河聘任专家，找错了门儿，找到电站工业部，派给你们一个水工专家。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儿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9＇
他认为，一门心思高库大坝发电，不仅对中国，对苏联也是一样，淹没了最富饶的土地，造成农田的匮乏。河流的全流域开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设想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这一见解，当时没能也以“老大哥”意见的方式传到中国。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将临时性的黄河研究组正式改为国家建制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该《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读者在这里应已注意到这一运用与日本方案的区别：下泄量小了近一倍，它意味着对下游不致决口的水量的推算：这一数字越小，水库容量就应越大；坝就应越高。究竟日本人用的数据对，还是中共浪漫派的对？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②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 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 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读者可能还记得王化云拍胸脯的保证是30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怎么能说得过去？ 问题于是集中到唯一可避免此结局的“上游减沙效益”上。
但如何减沙呢？ 好大喜功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着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和怎么上。于是，在向苏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而到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可减少100％＇10＇。
不知草拟和批准这一任务的人，对自己当年的豪迈到如此程度有没有一点反省。有趣的是，这“青出于蓝”的气概连他们的老大哥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修改意见：“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小学生做算术题般地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末期减少50％”。＇11＇
如果读者有机会到豫、鲁一带旅行，不难见到今天的，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的黄河。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在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已断流19次。＇12＇
邓子恢再舍不得百万亩耕地，此时也已无能为力。1955年夏天，他代表国务院，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按照上述思路，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那时没有电子计票机，《报告》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世界的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13＇。没多久，邓子恢，这个中共党内不合时宜的务实的人，则被认为“犯了政治性错误”，成了合作化问题上著名的“小脚女人”，从此失去了对重大问题、包括三门峡工程上的发言权。
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将三门峡工程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在中方提出的设计任务书里，要求：“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间，每隔5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8000立方米/秒降至6000立方米/秒；并考虑了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
1956年4月，苏联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考虑到50年之后的灌溉和发电要求，他们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为360米；如果希望寿命为100年，水位当为370米。
1956年7月，国家建委审查同意了苏联的360米方案。它意味着：淹没333万亩，移民90万。对此，陕西省是难于接受的。我们后来读到的周恩来出面苦劝陕西“五老七贤”，说明“淹一家救万家”，要求他们顾全大局作奉献，就是在这前后。关于这点，上面提到过的中国水利界鼻祖李仪祉的侄子，原西北水利部长李赋都晚年回忆道：
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迁就了周恩来和李葆华（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1955年，李葆华每天缠着我，赋都，你不表态我交不了差（五老七贤要靠他带头）弄成这个样子，西北局骂我一辈子。真是罪有应得。＇14＇
但欢欣鼓舞者正大有人在。虽然对苏方的设计要到这年年底才完成，第二年（1957）的2月才在北京审查，三门峡工程局不但已经成立，更迫不及待地于1956年9月就已派团访苏“学习苏联水电建设的全面经验”（局长张铁铮语）了。团内秘书王庭济32年之后这样描述：
当时是何等兴奋与激动，真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谁也不顾家，不考虑爱人怎么办，想的是我们将亲手建成我国第一座百米大坝、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15＇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七、被迫改建
开工一年后，土石方已开挖600万立米，混凝土已浇灌3万立米，由于陕西省“极力反对，虽然定下来了，仍要求翻案”＇16＇，1958年4月21至25日，在那次因推动灾难性的大跃进而青史留名的成都会议之后，周恩来赶到正在施工的三门峡工地。
平心而论，他是来召开现场会议、作调和工作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反“反冒进”正箭在弦上，但还须照顾几亿人吃饭穿衣，周恩来处境可谓“唯煎（艰）”。他怎么会不懂陕西人所持的立场与立论！ 但那是什么时候？！完全没谱儿的梦＇17＇还要硬上，何况人大已经通过了的三门峡这种伟大的政治工程？ 唯一可行的似乎是“保持精神但抽换实质”：工程不变，只将具体运作改变。也就是说，大坝按苏联方案建好了，但水蓄到多高，可以再讨论。换句话说，一旦蓄水，到底能容忍淹掉多少地、搬迁多少人，总有个商量余地。
随他一道露面的，还有两位：彭德怀与习仲勋。谁都知道这两人对西北局的影响力。他们同意了，陕西省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使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两难的心境＇18＇，偶然被记录下来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4月21日下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悬挂图表，突然，总理只身走进了会议室，……在一张表明水库正常高水位分别为360、350、340米的方案时，各项水库参数和工程特性的图表前，总理站住了。
“为什么没有335米方案？”（读者可能还记得，这是温善章的低坝方案）
“335米的库容太小了。”工地上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答。
“你们就知道大。”周恩来说＇19＇。
据确切的记载，直到1964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总理才明确承认“规划的时候，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够”＇20＇。而在五八年的现场会上，他只是一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有意识地要树立对立面”；也居然真的从政治上保护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着困难，敢于反映，敢于说出来……不是反对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建设的前提下，争论如何建法，那是允许争论的。”＇21＇这似乎不能简单地看做让陕西人放胆说话来出出气了事——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民政厅长、农林厅长，还有河南、山西省长都到了——他可能正要借言之有据的反对意见，煞一煞无所顾忌的头脑发热风。
据在场的人回忆，1958年的这次现场会争论热烈，陕西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从可以查到的文献看，周恩来确实尽力维护：为把水位降下来，当时真是半米半米地争，只望少淹点耕地、少迁移些人口。
习仲勋这回像他历来一样，扮演的是“听中央招呼的陕西人”的角色。他的态度是：“同意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蓄水先控制在340米”；彭老总这回有点像被临时拉来当差的，只大而化之地应主持人之请讲了些“从六亿人口出发，对六亿人民有利就作，不利就不作”的话，还以他历来的风格，就移民补偿不够和新建办公大楼提出批评，说是“缺乏群众观点”。倒是他最后的一句结语，似乎带出了些情绪——对刚刚过去的反右和一年之后到来的反右倾。他说的是：“我这只是意见，究竟是香花、是毒草，是人的语言，还是狗屁，要大家来鉴别。”＇22＇
最后定盘子的，是周恩来的总结。他一共谈了12个问题，语气之间，几乎遮掩不住的，是对浪漫派总体性的无奈、迁就，以及在具体处置上的争夺——典型的周恩来风格。
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坝到底筑到多高、水蓄到多高——这直接牵涉到淹没和迁移人口；二是泄水深孔孔底高程——这牵涉到能把多少泥沙冲出去。周恩来在他的总结里最后争取到的是：
按360米设计，350施工，蓄水控制在340米。——这意味着并不否定360米的浪漫精神，但以当时的现实，只能作到340米。
想来浪漫派当时一定提出“特大洪水”来证明340米不够用，周说的是：
我说控制在340的意见，就是特大的洪水也不超过340，因为根据计算是可能的。…苏联设计按350米施工，他把那个坝顶一直搞到357。太高了，没有必要。因为不但有千年一遇的保险系数，还有万年一遇的保险系数，就是说太保险了，我想没有必要。＇23＇
他把移民线定在了338。5米，就是“迁移30多万人，陕西是23到24万这样一个数目”。（读者可能记得350米是43。7万，360米是73。5万；后来实际数目是41万）
至于美妙的“综合利用”和“黄河清”怎么办呢，周说的是：
我们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要明确起来。我们总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点一致吧。三门峡的今天还是防洪为主，其他为辅。今天，我只讲今天，明天再说。＇24＇
泄水深孔孔底高程，按照原设计是320米。周恩来提出降低，与苏方“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还能改到300，因为总是降低一点，使泥沙可以多冲出去一点。”＇25＇
浪漫家当时一定又搬出了水土保持对泥沙的神效。周恩来对此，据当时的记载，“泼了冷水”。那时是1958年，正处在反右之后的大跃进的兴头上，保守、稳妥与反革命几乎成了同义语。周恩来为自己当时所采取的这个姿态的解说是：“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对于浪漫家们令人感动的想到什么都敢干，周是以替他们找台阶的方式予以婉阻的。他说：
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26＇
这次降温在三门峡工程史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仅是降降温、避免更大的损害而已。他所规定的“设计水位，确保西安，不能损害西安”，没有根本遏制住那时即将沸腾的激情，当然对随后到来的自然的惩罚，也不曾有足够的估计。
“振奋人心”的消息频频传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就在这时候，好大喜功浪漫家和他们的苏联老大哥又犯了一个错误：
读者可能还记得1957年6月，当黄万里顶着新获得的“右冠”离开讨论会的时候，最后说的是：“在坝底留有容量足够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这一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在国务院批准的初步设计里，也明明标有“坝底留泄水孔”，不要将河底12个施工导流底孔堵塞。然而，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间，三门峡工程工地在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的主持下，对这12个导流底孔，竟全部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塞。张教授后来贵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据说除了50年代的狮子滩工程之外，所主持的最大的工程就是这一项了——虽然自1967年来正以每个导流底孔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们一一重新打通，这是后话。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338。5米）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