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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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得不能自圆其说的不止于此。以蓉儿劳军的情节为例。英国舰队长期游弋海上，给养不得不取自陆地，上岸抄掠中国乡村的事发生过多起。琦善奉命抚夷以后，曾为英军解决给养以示羁糜。但给养仅限肉菜淡水，不包括花姑娘。在极重视伦理和体面的天朝地面上，在天朝还根本没有认输投降只不过改剿为抚之时，以爵阁部堂之尊放为钦差大臣的琦善做出这等丢尽脸面的事，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就是日本鬼子的慰安妇，也是由占领军自行组织慰劳自己的军队的；德军占领法国，美军占领日本，当地妓女也是通过商业化的妓院提供的。琦善如果作了此等之事，用不着所谓的“穿鼻草约”这个把柄，就得革职拿问。
蓉儿沉海的情节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既然是由琦善大人公开判处并公开执行的死刑，就不是无法无天的私刑。大清法律对判处死刑极为慎重，三审三覆，不知道琦善大人是怎么用“误国贱女”这种不见于大清律的莫明奇妙的罪名说服刑部、大理寺乃至皇上本人而判死刑的。就算琦善作为钦差大臣有专杀之威，也不会采取沉海的方式——大清律上没有这么罗曼蒂克的死刑，它只存在于该片导演的审美意识里。
（五）姚怀祥之死
1840年7月，英国舰队到达定海，要求守军投降。定海县令姚怀祥表示清军根本不是对手，但还是决心抵抗到底。
用不了多少时间，英舰的大炮就解决了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重伤撤退。失去防护的定海军民纷纷逃散，英军毫无伤亡地占领了这座空城。姚怀祥出城募集一些民壮回来增援，见大势已去，遂跳进城北普陀寺水池自杀。
看来这种平朴沉重的史实不合导演的胃口：既不合他罗曼蒂克式的激越，也不合他高扬民族精神的宣传大纲。于是，在电影中，英军用大炮攻克定海变成了炮台或城楼上的肉搏，跳水池变成姚县令向北叩首然后横剑自刎，而目睹这一悲壮之举的英军个个面无人色……。
如果说从电影开头一直到姚怀祥之死的一系列编造还可以用该片导演个人的艺术癖好来开脱，那么姚怀祥自杀后的一段字幕，就只能称之为有意为之的欺骗宣传了。这段字幕说：姚怀祥是在鸦片战争中自杀的第一个大清官员，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有三百多名官员自杀殉职，而无一人投降！
不知《鸦片战争》的编导们自己有没有勇气承认，他们实在是在玩一场拼接术。不错，是“无一投降”。这是因为大清的官员战将望风而溃，还没等打什么硬仗，就没命地逃到安全的后方去了。将“无一投降”与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战争格局割裂开，再巧妙地与一场虚构的肉搏战、一个改头换面的壮烈自裁接合在一起，用意何在？是不是为渲染出这样一个形象：鸦片战争是一场英勇无比的地狱之战，弱小民族以大无畏的勇气，把武器精良的强敌埋葬在血肉长城中。
鸦片战争中清军不是没有英勇战斗的表现，比如一年之后的第二次定海之战，葛云飞等三总兵战死沙场。但更普遍的是吴淞、厦门之战这种主帅弃职先逃、士兵跟着一哄而散的战事，而且越是到战争的后期，在清军对英军的战斗力所知越多之后，这种不战而溃的情况就越频繁。当英军危胁扬州时候，这个积金堆玉的名城的守令和缙绅，决定还是出钱买命为好。
这算不算是一种投降行为呢？再说，即使投降了，又怎么样呢？在绝无胜算的情况下，开城出降还是人尽为战，哪一种选择更负责？这本是一个超越国籍和超越时代的争论，我们今天只能说，应由每一地的人民和军人、官吏，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作出抉择。但《鸦片战争》导演紧跟当局自“整风”“审干”之后铸就的意识形态，自然要把投降视为罪恶，不投降就是一好百好。当历史人物没有表现出该片导演需要的“武器落后还拼死血战”的品质时，他就干脆不拍！所以“谢版鸦片战争”到琦善革职就戛然而止，尽管这以后道光才宣示中外，要把战争打到底；奕山、奕经两将军又打了一年零八个月的仗（占整个鸦片战争时间的三分之二），鸦片战争的大部分重要战事都发生这后一阶段。谢晋快刀斩乱麻，把这些丢盔御甲不给中国人长脸的事一笔勾销——不过他倒底还不便把1841年的定海之战移到1840年来，所以只好在姚怀祥之死的细节上作手脚。
（六） 关天培之死
关天培以相当于军区司令的高级军阶而战死在火线，在鸦片战争遭到惨败之后，就特别为时人所乐道。各种记载中关天培战死的情形颇有参差，传奇色彩也极浓，如：
“关天培……死守虎门，请援不应，老仆劝退，关叱之去……炮台已陷，…关身受数十创，半体焦烂……”
“关天培力竭，守御不支。……一弁大呼：事急矣，盖去乎！…天培挥刀斫之，弁闪避，一弹当胸至，洞焉不倒。……夷见天培立如生，反骇而扑。……”
也有出自现场英国军官的记述：
虎门战后次日，关天培的家仆孙长庆，打着一面白旗来到英军占领的亚娘鞋山，请求运走关的尸体。鉴于日前英军已指挥俘虏将尸体全部就地掩埋，不得不把许多尸体又重新挖掘出来，由孙长庆一一辨识。当悲痛失声的老仆将尸体带走的时候，碇泊近旁的伯兰汉号军舰指挥官，命令舰上小炮鸣放礼炮，“对一个勇敢的仇敌表示尊敬”。清楚完整，也很生动。
在电影中，史实清楚的“收尸”情节完全没有采用，而“英国军人看到关天培洞焉不倒的尸体反骇而扑”这样的拔高和丑化，则进一步渲染为：
关天培坐在炮身上，向登上炮台的英军勾勾手指头，口称“来呀来呀”（这个镜头大概出自擅拍金庸小说改编电影的香港导演之手），说着扣翻火盆，将事先堆放在大炮周围的一桶桶火药（不知攻坚战中关天培哪来得这份功夫）炸响，关天培与英军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是技不如人的战士最壮烈最有价值的死法。当再没有别的什么战术战法可以夸口时，中国的艺术家们就只好让我们的民族英雄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敌同归于尽，《林则徐》如此，《董存瑞》如此，《上甘岭》如此，直到赶在《鸦片战争》头里大大地弘扬了一番藏族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感情的《红河谷》也是如此，而如谢晋这样正在“创造新的巅峰，也可能是中国电影的巅峰”中国头号大师，也不嫌重复地再来一遍。大约是还怕观众对这种血肉长城的战术的威力理解不够，轰地一响之后，导演又安排义律在军舰上慨叹曰：“有这种气概的民族是世界上任何炮舰也打不垮的！”
“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一位与洋务派论战、到最后不得不靠装病撤退的大学士倭仁唱过的这个高调，已被世人笑骂了近百年，不料在二十世纪末的上海，又得着谢晋这样一位知己。
（七） 韩肇庆之死
影片中的水师副统领韩肇庆生的龌龊，死的光荣，体现了满清官员“爱大清也爱银子”的原理。根据这个让人茅塞顿开的原理，编导先是让林大人把邓廷桢、关天培的受贿案证据销毁，从而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禁烟的统一战线；接着让披枷带刑的韩肇庆，在最后的关头，不计个人得失恩怨主动请战，从炮台上踊身跃下，嗷嗷叫着冲向英军——朴刀起处，猬毛绕嘴的侵略者纷纷倒地（这个大鸦片鬼能力战许久，大概是在请战以前过足了瘾）。一名“贪赃枉法、证据确凿，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恶棍的灵魂于是得到升华。
大清的官员因为腐败丢了天下；国民党的官员因腐败丢了大陆；今天，共产党对自己一整批不时用公款“为了革命”而放松放松的大小贪官正无计可施——也可以说，正紧握枪杆笔杆，站在贪官一方，令遭到盘剥与欺压的百姓哀告无门。贪与反贪不仅在八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就是今天和明天，也依旧是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绷得最紧的一根弦。在这样关键的时候，电影编导挺身出来，通过自己的编造，对各个能量级的贪官们表现出宽谅与厚爱，兼为他们指出高扬民族大义、英勇反帝之生路，使得贪官们心领神会地团结在领导周围，不仅吮吸民脂民膏的劣迹风吹无痕，还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究竟出于何种用心？
（八）高潮：林则徐和琦善预言未来
编导的又一得意之笔：苍凉的海滩上，林则徐为琦善送行。这是编导安排的电影中两个人第二次见面：第一次，琦善作为钦差到广东，与摘了顶子的林则徐开会，就剿抚问题唇枪舌战；这一次，林则徐待罪已久，琦善更是被锁拿进京。琦善说：你我虽都遭惨败，你或许名垂千古，我将身败名裂。林则徐说：虎门一战，前景可知，中华怕要进入漫漫长夜无路可行。
这两次会面可以说都于史无征，但在《鸦片战争》里却成为必需。林则徐和琦善的对面相逢，也就是林则徐路线和琦善路线的碰撞，其他人物情节都帖附在这林/琦二元对立之龙骨上。等到林路线和琦路线都惨败之后，编导似乎认为鸦片战争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南京条约签订（用旁白说明），道光告庙，剧终。
三十六年前，电影《林则徐》把鸦片战争的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两条路线的斗争，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鸦片战争》依旧把历史浓缩为琦善和林则徐方略分歧，道光依违于两造之间。只不过《林则徐》把剿定义为忠，把抚定义为奸，而《鸦片战争》把两者都定义为动机良好的策略。《林则徐》里边是三元里义民为代表的人民战争代替了官方抗战，《鸦片战争》适应流行观念，人民的代表变为妓女，妓女抗争由于组织纪律性不强，自作主张坏了大事，被果断地镇压了。
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林则徐》路线斗争式的情节处理理所当然。可是准备“高屋建瓴地用现代历史观念来展示一百多年前的这场悲剧”、“客观公正地诠释那段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思想的深度和浓度上远远超过它（《林则徐》），从而使影片在内在力度飞跃几个档次，震撼中国，震撼世界”的全景史诗式的巨制《鸦片战争》，如此图示化就说不过去了。
《林则徐》强调林大人勤政爱民、对外强硬，本有历史根据，还被认为有“高大全”之嫌；《鸦片战争》的编导让林则徐预感到中华民族的黑暗时代的到来——先不说究竟什么算是中国的黑暗时代：是封建朝廷的幽闭腐朽，还是被外人硬敲开门的割地赔款，抑或以革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统治——只先顺着导演的思路认定1840年以后就算进入了黑暗、1949年才迎来了光明，这拔高就更离谱了。历史上的林则徐调到浙江协办海防时仍是气势如虹要打到底；在新疆绕了一大圈回到福建，还认为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就上上大吉。林则徐的真实思想当然有局限性，可是这种局限不正是林则徐本人和中华民族的悲剧所在、也正是我们要深自反省的吗？但是编导却懒得、或者是没有能力让事实说话，他们只好用自己熟悉的“黑暗时代”、“井底之蛙”一类宣示性的语言来表达“必须改革开放”之类的空泛概念，顾不上这种语言与角色的时代，包括角色本人离得有多远了。
（九） 结尾
电影的结尾，悲怆的音乐响起，字幕打出“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条约时代”，下面是从南京到辛丑一串不平等条约的名字；然后是：“一百五十年后，中国收回了香港。”
这是该片导演为全片打上的句号，是他苦干两年要说的最要紧的话。
鸦片战争的全部灾难就是割了香港吗？换句话说，收回了香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灾难历史就划上句号了吗？也许对该片导演来说，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如今，中国不仅有了铁甲炮舰，还了有原子弹，还有了头号列强都没有的三峡工程，中国人民无疑“已经站起来了”。官方的《人民日报》在对《鸦片战争》进行报导时，不是也用“头号黑体字”特别强调“一个民族只有兴盛强大时，才敢于正视自己那段最屈辱的历史”了吗？然而字号再大、篇幅再长、用语再铿锵，恐怕也不敢在人均收入、国民平均教育水准等一系列统计面前，说中国今天不属尚待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吧？
几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条约时代”的全部内涵吗？这就得提醒导演，我们今天不仍在努力进入关贸总协定等契约之中吗？就算依电影所说“条约时代到来”，仅指从南京到辛丑等一系列使中国割地赔款的条约，但今天已经明白知道的是，将这一时代与中国之前之后的“锁国时代”、“圣喻时代”、“逐鹿时代”乃至“红头文件时代”相比，给中国的国力和普通人的生活造成的损害，并不是唯一的和最主要的。
付出了鸦片战争的赔款，咸丰帝虽感手紧，库里总还剩了几两银子。剿平了太平天国，天朝的财政才从黑字变成了红字。“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挖去了大批的银子，可谁又说得清一次投入160万兵力的“蒋冯阎大战”、先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苏区围剿反围剿”拉锯战、以及双方投入800万兵力、时间长达四年的“解放战争”花了多少钱呢？除了打仗，海军军费变成了颐和园的石舫、抗日的美援变成了宋氏孔氏家族在美国的不动产，以及一个接一个开支浩大的错误决策工程，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耗费都是条约的后果吗？都是香港回归所能了结的吗？
（十） 导演谢晋
七月中旬，在回归庆典和《鸦片战争》首轮公演两周之后，作为宣传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中央电视台对该片及时作后续报导。在摒除了可能捣乱的历史学家后，十多位观众和电影艺术研究人员交口称赞影片《鸦片战争》“让我们了解了那段曲辱的历史”，并受到预期中的教育和震撼——完全合了谢晋拍摄此片的初衷，也即完满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责任和党交给他的任务。
谢晋执导生涯中风头最健的时期，恰好重迭于全部“新中国”文化统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风，批《武训传》，反右……直到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对一部又一部国产新片的勒令禁演。无论在哪个阶段，谢都有佳作问世——他可以拿到执导权；他的电影除一、二特例外全都恩准放映（和光荣获奖）；在当局管制与百姓趣味反差太大的时候，他可以打“擦边球”；到了依旧文禁森严但“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邓时代，他更是如鱼得水，又姓社又姓资。
随着岁月流逝，在经过了从《红色娘子军》到《高山下的花环》等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之后，这位有才华、有热情、有号召力、也极有心机的“党的好帮手”（全国政协委员们的自称），早已练成当代中国文艺界一只敏感度最高的资深政治风向鸡。
这一回，他看准了1997年7月1日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决定像斯通、斯皮尔伯格等人一样“拍电影讲政治”。对此，除了抽象的“艺术家要有赤子之心……对民族充满责任感、忧患感、使命感”而外，在对这场战争、这段历史的见解上，则不能任人“把一个伟大的文明置于极端的凌辱之下”。他要在片中“宏扬一股民族的正气”，这是因为，我们已是“一个兴盛强大的民族”，已能够壮起胆来“正视自己那段屈辱的历史”，完成一部“迎接香港回归的巨大艺术工程”。
这是精神。底下的算盘是：“要不是97香港回归，我们不会拍《鸦片战争》。电影要赔钱，公司要破产。97这个日子给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