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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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降到比较小的程度，这就是说，能抢下来的，尽量抢； 最理想的，也就是目前探明的百分之一、二十吧。
□ 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吗？ 埃及阿斯旺工程的文物古迹保护拆迁的国际合作，不就是通过这一机构组织实施的吗？
▲ 现在不能提阿斯旺，一提，三建委就说：“我们和它不一样”。不知为什么，他们非常不愿谈国际支援。他们说：“有关海外支援，我们没有开口，你不能开。这权在我们，三峡工程不像别处，你文物局也没有权。”目前是两个问题，一经费、二人力，从这两方面，我们都应呼吁国际支援。就算最后政府给了钱，我们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么大量的工作，就算把全国文物考古的人力集合起来，也没有可能。
从实际情况出发，可分两步。第一步，中国人的世界，港澳台，去年11月，我和国家文物局的张德勤到台湾，作为中国博物馆界代表团，他团长我副团长。他说，这部分你来讲，我说： 三峡的文物保护，如果台湾的考古力量愿意来，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还有台中的自然博物馆，有考古力量的，我们都接受。当然，工作经费得自己提供。出土的文物，相同的，两件以上，一家可以拿一份——这个话是正式讲的，不管怎么样，张是国家文物局局长。后来，我在香港见到许卓云先生，他的情绪很激烈，他小的时候去过三峡，他会在盖地基金会呼吁一下。
□ 港澳台以外的华人地区呢，比如新加坡？
▲ 这个话我们没有讲。我现在希望组织一个三峡文物保护基金会，可以是非政府的，根据我这些年的经历观察，工作不一定比政府作得少。对此，我希望政府方面能同意。三峡工程完工已是21世纪，按照人们的文化水准、道德观念来说，应该能从经济上人力上得到一定支持，。当然，人家投入了经费和人力，你要给人家一点荣誉。更何况这是对整个人类古代文化的认识，又不是国家机密，哪国学者研究都是好的，不要怀着过分狭隘的民族情绪。
除了一般意义的抢救保留，今天我们在三峡工程这个机会当中研究古代文化，我特别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和国际接轨。今天中国人文科学方面与国际的距离，在国内，很多人的认识是不充分的，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他不知道，一个国家，不是技术发达就能自立，没有人文方面的支撑，社会治理不好，经济发展最终也会受阻。就国际范围而言，六十年代以后，古代文化的研究愈来愈深刻，包括人类学、考古学，我们必须接轨，不接轨，会越来越落后。
□ 你的这个想法恐怕很难为人所接受吧？ 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研究，失去它应有的地位，在中国已不是一天半天了。
▲ 通过对三峡文物的抢救，往前迈一步，有这个可能。举例说，古代很有名的一个文化，与今天还存活着的一个少数民族，有着血缘上的直接联系： 这就是古代的巴人与今天的土家族。土家主要生活在三峡一带，湖北、四川，还有湖南都有。我希望把考古的研究跟民族、民俗学调查结合起来，对土家进行调查，做两个比较： 一是文化上的比较，三四千年前的遗迹与今天的日常生活的联系比较。二是，作遗传基因DNA的研究。80年代末以来，美国学者开始提出一个全新的看法，使150年来形成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概念，天下大乱。我们从三峡里可以挖到汉代甚至西周的巴人的墓葬，即几千年以前巴人的骨骼； 与今天的土家族里活着的人作基因比较研究，将几千年来的古文化和今天依旧存活着的后裔作连续性的比较研究，正是这一学科的前沿方式。同一区域内存在着古代巴人的遗存和今天土家的情形，太特别、太珍贵了。巴文化很有名，土家也是大民族。土家是巴人的后代，还是潘光旦先生通过文献研究，在50年代提出的。
再就是历史环境的考察。我已经和北京研究地理的学者联系，打算在三峡地区作一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地理环境的考察。这个考察可分两个部分进行： 一是遗址部分，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古代居民的生存环境； 二是单独作一些自然地质构造的剖面，先是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有人类的地方，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及自然环境的变化与人类的活动有什么相互关系。
对我们几代学人说来，三峡工程淹没文物的抢救与研究，既一个艰巨的挑战，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和难于抵御的诱惑。【附录】1271处必须保护的三峡文物 总数 1271地上 442
古建筑（含纪念建筑）
229（其中7处必保）
桥梁
65
石刻造像
117
其他
31
古生物化石
14
旧石器
52地下遗址（含墓葬群） 829
新石器
85
巴、楚人
150（其中3处必全面发掘）
秦汉
442
六朝
31
隋唐
7
宋元
30
明清
18 级别
已批准
国家级
1处
省级
10处
报批中
国家级
8处
省级
50处
关于三峡工程有关问题致人大的信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尊敬的楚庄委员并转致各位有关委员、副委员长及委员长：
最近看到一部由一位欧洲独立制片人所制作的关于三峡工程的电视片＇①＇，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如果万一（三峡工程）出了什么事，谁来承担责任呢？
李伯宁＇②＇：万一……不存在这个事儿。如果万一出了问题，这当然是国家决策的失误了。
三峡工程于1992年在国务院提案的基础上获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也就是说，七届人大是这一工程的最后决策者。但人大，特别是参加投票表决的人大代表们，是没有可能就提案的技术细节亲自进行调查的。他们投票时的依据，是那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所作的《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副总理所作的《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的说明》，以及附在这两个文件后面的《提案说明附件》。而这三个文件的成文，责任者当是那时的职能部门。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特别近年来直接为该工程付款的居民＇③＇，经过数年调查，发现三峡工程的主管机构（从筹备到论证到施工）和人员，在该工程的重大问题上对人大作了有意的隐瞒。而当被问到责任由“谁来承担”时，又将其推给人大。在这种情况下，我愿作为一名个人调查者，将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所获得的情况对人大作一如实反应，恳请人大组织调查，防止工程所造成祸患发生。
（一） 总投资预算
1995年秋，当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从技术的角度看工程已不可逆转时，三建委副主任、三峡工程投资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回答朱熔基副总理对总投资的询问时，所报数额为￥6000亿。而三年前，当该项工程提请人大通过时，所给出的数额仅为“静态投资￥570亿元（1990年价格）”。
主管人并非不知道，在90年代的中国，静态投资是没有意义的； 而早在80年代后期，金融专家一再提醒“不可忽略物价上涨对总投资的影响； 不可将贷款利率忽略不计”，且已经明白提出“￥5000亿打不住”的警告。＇④＇
为什么在提请审议通过的文件中，只给出静态投资，这是不是有意给代表一个投资不大的印象？ 对实际预算将达到￥6000亿，有没有隐瞒和谎报？
（二） 移民
在1992年的《说明》中，关于工程移民，所给出的是1985年统计的淹没地区人口72万5千5百人，对于工程最后完工时移民总数则绝口不提。据我最近调查所得到的资料，在1991年11月6日一次内部的汇报会议上，主管移民工作的李伯宁说：“按1985年至1990年19个县市的实际情况统计，库区人口每年增长21。93‰……，如按这五年的平均增长率来计算，到2008年直接淹没人口已不是113。38万人，而是130。36万人。如果……1993年进行施工准备，20年完成全部移民的规划，到2012年，在能够控制的情况下，全部移民为131。44万人”。到了1992年夏季，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关于三峡移民问题的会议上，在内部给出移民“将有120万以上”这一估计之后，李伯宁关照在场人说：“你们不要公布这个数字，现在我们只说100多万”。
其实，早在1986年12月2日，他就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说过，“现在大家都把移民问题作为三峡能不能上马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提出的移民概算，也是决定三峡命运的概算……如果仍按过去的老概念，提出一个大大的赔偿帐本子来，那就会把三峡吓回去。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马马虎虎地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大帐来，这等于给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提供一颗枪毙三峡工程的子弹。”
三峡工程移民究竟有多少？ 这其实不难计算：工程在1993年开始，按照目前已认定方案的蓄水位，将在此高程以下之居民，再加上施工期人口增长（21。93‰），至2013年结束时，湖北移民将为26。5万，四川移民约为172。4万人，两省总计移民将超过198万人。这还没有将社会性人口增长和搬迁的二次移民考虑进去；还没有将175米到185米间可能临时跑水的人算进去；还没有将库尾淤积壅高水位之后给上游造成洪灾的移民算进去。
三文件所给的72。55万是不是在明知不止此数的情况下有意给代表一个移民不多的印象？ 三峡工程移民到底有多少？
（三） 泥沙
在提交人大的《说明附件》中，关于泥沙问题，特别重庆港淤积碍航问题，所给的结论是：“采取……措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保证通航”。
实际情况是，虽然关于泥沙的模型试验一直在作，直到1988年7月， 在有关专家的一再催促下，水电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才不得不进行大洪水年的蓄洪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三峡水库尾部将发生大量泥沙淤积，重庆主要的九龙坡港区主河槽基本被淤死，码头前沿淤成很宽很高的边滩，对航行条件和码头作业都非常不利；嘉陵江口的沙坝及朝天门码头前沿的淤积更为恶化。但这一结论既没有进入1988年2月完成的泥沙论证报告中，也没有向中国公众和通过该项议案的七届人大公布。1990年，政府部门中主管者（钱正英部长）动用行政权力，告诫知情者，不许谈这个问题，说是“怕影响论证”。＇⑤＇
三门峡工程由于不肯重视科学家关于泥沙的告诫，开始蓄水不到两年就不得不因迅速漫延的库尾淤积动手改建，尽量将拦在库中的泥沙排下去，以解决除陕西段的威胁。开管打动排沙排到今天（历时34年）淤积还在抬高。在三峡工程上对淤积的重大险情有意隐瞒，会不会导致类似黄河上的情况在长江出现？
（四） 环境影响
1984—1987年，在国家科委的协调支持下，一支包括38个单位600多人参加的多学科、多专业的科技队伍，全面系统地展开了《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的研究，他们给出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是有利有弊，正负效应值之比为1：80（180米方案），从生态与环境角度考虑，对工程应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由于对国家科委、国家计委、科学院的论证结论不满意，1986年工程承接部门原水利电力部重新组织论证，环境影响结论变为“有利有弊……只要思想重视，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并给以必要的资金投入，采取治理措施，可以将不利因素减轻到最低限度，不致影响三峡工程的可行性。” 给人大代表弊害程度不十分严重、有能力解决的印象。
这一结论的得出，依据是1991年补编的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即由中科院环境评价部和长江水资源保护科研所联合编制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影响报告书》。在最后定稿阶段，中科院和长江水研所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从原始数据使用到结论，均存在分歧，不得不一段段分别阐述、分别具名。最后，这份报告书“由水利部主持审阅，进行修改”，修改了什么呢？ 有证据证实， 主持者以篇幅过大为由，将中科院的观点根据自己的意见删去，只保留其署名，《报告书》成了看起来由两家署名但只有一家观点的文件。
现《报告书》原稿仍存科学院，请人大调查水利部所做修改是否有意向人大隐瞒了严重情节。
三峡工程关乎百万人命运，关乎中国繁华腹地的命运，关乎中国稳定。作为一名调查者，既然已得到以上证据，不敢不向人大反应。我愿进一步接受人大的询问，并提供全部原始素材和调查线索。
原《光明日报》社记者
现北京市居民
戴 晴
1996年7月10日
联系办法：
通信：北京邮政8731信箱（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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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 DAMMED》auther and director：LEO DE BOCK
＇②＇ 原水利部副部长、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地区开发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顾问、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③＇ 自1992年以来，国家提高居民生活用电费，全部款项投入三峡工程建设。
＇④＇ 见《长江 长江》乔培新：〈三峡工程总投资概算打的埋伏太大〉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⑤＇ 1990年7月6日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三峡工程展览室，三峡工程筹建处哈总工程师私下和其密友的交谈。
在三峡筑坝，有功还是有罪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戴晴
1896年9 月，日本颁布《河流法》； 而同时，当局也正热切地筹划如何使用战争赔款以准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1＇ ； 百年之后，1996年9 月，在名古屋一条美丽的河流以及那扼住清流咽喉的大坝前，日本一批觉醒者，发出了他们的《21世纪宣言》。在这一宣言中，他们呼喊出日本人——或说全人类，在看到产业革命所推进的繁华之下的全部危机之后，所应持有的哲学。
就在这同一天，也是在一条曾经非常美丽的江上，中国人正日夜赶工。他们抓紧这世纪之交的最后几年，在这条6300公里长的大江中段最美丽的峡谷里，建造起一座据称是融汇了人类所能达到最高技术水准的超大型水电站——长江三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