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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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在2000亿到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5＇　　

这首高坝大库畅想曲真正投了这位浪漫气质的诗人独裁者的脾气。三峡工程的党内专家林一山1993年描述当时的情景：　　

“南水北调？　毛泽东眼睛一亮。南方水多得成灾，北方干旱得冒烟，若把南水引向北方，岂不两全齐美？　好！　这个主意好！　”＇6＇　　

与邓小平一样，毛那次也没有当场拍板，只说了一句怎么检验都属于真理的话：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什么叫办好？　激稳双方都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稳健派不具“革命豪情”这种当时无往而不胜之利器，只有在钱上把关。邓子恢学孙悟空，给为白骨精所迷的当代唐僧画了一个圈：5亿元拨款，5万移民，不能再多。但这点钱是造不起大库的，“防洪怎么办？”浪漫派问，“决口改道威胁与日俱增”“下游已是危在旦夕”怎么办？　这样的提问和断言确实够吓人。用当时的总理周恩来的话说，好象是“不建三门峡，第二天洪水就要把下游淹掉了”。＇7＇　　

邓子恢只好亲自恳求毛泽东：　　

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渡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和更多的移民问题。　　

这话毛听来不会很入耳，但也没有理由立刻驳回。上马第三波停在了这里。　　

正在僵持不下之际，北边的老大哥慷慨地伸出友谊之手——156项重点援建项目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由中国政府聘请的黄河规划苏联专家组一行7人，1954年1月到达北京。　　

这回，邓子恢没词儿了。领导人，再加上中苏两国专家所组成的120人的黄河考查团再度出发，1954年2月到6月，从刘家峡直到河口，进行了大规模的查勘。　　

苏联专家竭力推荐三门峡方案，认为“三门峡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在专家组长科洛略夫眼中，综合效益是第一位的。他在总结发言中说：　　

从邙山到龙门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使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　　

至于淹没损失，他似乎并不怎么动心，他说：　　

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容积；但为了获得必要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任何一个坝址，无论是邙山、无论是三门峡或其他坝址，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须的库容，都是用淹没换来的，区别仅在于坝址的技术质量和水利枢纽的造价。＇8＇　　

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高坝大库将近四年的几上几下，稳健派最后的王牌是舍不得“八百里秦川”。连地球那一端的美国人都认为“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用淹没换取库容”，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用当时水电总局副局长，后来长江上的三峡工程最主要的反对者李锐的话说，是“他淹得起，我们淹不起”。但苏联人那时在中国的气势，未曾经过的人是难于想像的。于是，这句“老大哥箴言”，对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其实，早在1960年，科洛略夫的师辈，原苏联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著名泥沙专家康恰洛夫就说过：　　

你们中国为治理黄河聘任专家，找错了门儿，找到电站工业部，派给你们一个水工专家。科洛略夫对河流一窍不通，仅就工程角度考虑，无法理解河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对于黄河这条世界上变化最大最激烈的河，就算把我们这些老头儿全搬过去，一时三刻也治不了，科洛略夫不栽跟头才怪。＇9＇　　

他认为，一门心思高库大坝发电，不仅对中国，对苏联也是一样，淹没了最富饶的土地，造成农田的匮乏。河流的全流域开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设想毕其功于一役。　　

可惜这一见解，当时没能也以“老大哥”意见的方式传到中国。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将临时性的黄河研究组正式改为国家建制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该《规划报告》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报告里，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米；　　

主要任务：　　

①　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为8000立方米/秒；这样，黄河洪水的灾害即可以完全避免，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自然解除；（读者在这里应已注意到这一运用与日本方案的区别：下泄量小了近一倍，它意味着对下游不致决口的水量的推算：这一数字越小，水库容量就应越大；坝就应越高。究竟日本人用的数据对，还是中共浪漫派的对？　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　　　　

②　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　　

③　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　　

④　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　　

⑤　改善下游航运。　　

结论：巨大的综合效益。　　

但是，有两个严重问题，是该《规划报告》难于回避的：　　

①　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　　　

②　泥沙淤积。虽然预留拦沙库容147亿立方米（总库容的2/5），若不计上游的减沙效益，水库寿命只有25—30年。（读者可能还记得王化云拍胸脯的保证是300年）　　

这个由计算而得出的数目触目惊心。25—30年后，黄河在三门峡处梗阻，怎么能说得过去？　问题于是集中到唯一可避免此结局的“上游减沙效益”上。　　

但如何减沙呢？　好大喜功浪漫家给出的药方是“水土保持”。水土保持能否奏效，直接关系着三门峡工程的能否上马和怎么上。于是，在向苏方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关于泥沙，中方给出的数据是：到1967年，来沙可减少到50％；而到水利枢纽运用了50年之后的末期，可减少100％＇10＇。　　

不知草拟和批准这一任务的人，对自己当年的豪迈到如此程度有没有一点反省。有趣的是，这“青出于蓝”的气概连他们的老大哥都消受不了了。苏联专家就此提出修改意见：“水土保持的措施估计得低些，是比较审慎的”。然后小学生做算术题般地将1967年来沙改为“减少20％，50年末期减少50％”。＇11＇　　

如果读者有机会到豫、鲁一带旅行，不难见到今天的，也就是从那时算起40年之后的黄河。一年大部份时间里，在大片干涸的河滩间，重浊的黄流在缓缓地爬动——黄河已经变成一条季节性河流，在1975到1990的15年间，已断流19次。＇12＇　　

邓子恢再舍不得百万亩耕地，此时也已无能为力。1955年夏天，他代表国务院，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按照上述思路，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那时没有电子计票机，《报告》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就像今天的三峡工程给世界的震惊一样，用周恩来总理的话说，“作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13＇。没多久，邓子恢，这个中共党内不合时宜的务实的人，则被认为“犯了政治性错误”，成了合作化问题上著名的“小脚女人”，从此失去了对重大问题、包括三门峡工程上的发言权。　　

接着，中共中央决定将三门峡工程委托给苏联电站部？水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设计。在中方提出的设计任务书里，要求：“为延长水库寿命，三门峡水库蓄水位在黄河规划所提的350米以上至370米之间，每隔5米研究一个方案；为保证下游防洪安全，三门峡允许泄量，由8000立方米/秒降至6000立方米/秒；并考虑了扩大灌溉面积的可能性。”　　

　　　

1956年4月，苏联根据《任务书》的要求，完成了《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考虑到50年之后的灌溉和发电要求，他们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为360米；如果希望寿命为100年，水位当为370米。　　

1956年7月，国家建委审查同意了苏联的360米方案。它意味着：淹没333万亩，移民90万。对此，陕西省是难于接受的。我们后来读到的周恩来出面苦劝陕西“五老七贤”，说明“淹一家救万家”，要求他们顾全大局作奉献，就是在这前后。关于这点，上面提到过的中国水利界鼻祖李仪祉的侄子，原西北水利部长李赋都晚年回忆道：　　

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迁就了周恩来和李葆华（当时的水电部副部长）。1955年，李葆华每天缠着我，赋都，你不表态我交不了差（五老七贤要靠他带头）弄成这个样子，西北局骂我一辈子。真是罪有应得。＇14＇　　

但欢欣鼓舞者正大有人在。虽然对苏方的设计要到这年年底才完成，第二年（1957）的2月才在北京审查，三门峡工程局不但已经成立，更迫不及待地于1956年9月就已派团访苏“学习苏联水电建设的全面经验”（局长张铁铮语）了。团内秘书王庭济32年之后这样描述：　　

当时是何等兴奋与激动，真是踌躇满志、豪情满怀。谁也不顾家，不考虑爱人怎么办，想的是我们将亲手建成我国第一座百米大坝、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15＇　　

就在这一片兴奋与骚动之中，站出了两名书生。他们不具党派背景，也没有任何政治冲动。他们只是科学家、工程师，是诚实的、肯用功的、对自己的专业和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其中一人正当盛年，是著名学府的教授；另一名刚从学校毕业，那时才25岁。　　

他们不同意在三门峡建坝，不同意高坝。他们平静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学术见解，交到掌握着百姓命运的决策人手里。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当时对三门峡工程的批评意见，几乎丝毫不爽的成了这日后多灾多难、狼狈不堪的工程之谶语。他们的意见当时没有人听；他们学术的与为人的价值，事后也不为身居要位的钻谋者所重。1991年笔者与他们见面时，不但他们的职位，与30多年前无大差别；他们在自己更深厚的学养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的呼吁，竟依旧无人理会。　　

一位是黄万里教授，一位是温善章工程师。　　

　

七、被迫改建　　

开工一年后，土石方已开挖600万立米，混凝土已浇灌3万立米，由于陕西省“极力反对，虽然定下来了，仍要求翻案”＇16＇，1958年4月21至25日，在那次因推动灾难性的大跃进而青史留名的成都会议之后，周恩来赶到正在施工的三门峡工地。　　

平心而论，他是来召开现场会议、作调和工作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反“反冒进”正箭在弦上，但还须照顾几亿人吃饭穿衣，周恩来处境可谓“唯煎（艰）”。他怎么会不懂陕西人所持的立场与立论！　但那是什么时候？！完全没谱儿的梦＇17＇还要硬上，何况人大已经通过了的三门峡这种伟大的政治工程？　唯一可行的似乎是“保持精神但抽换实质”：工程不变，只将具体运作改变。也就是说，大坝按苏联方案建好了，但水蓄到多高，可以再讨论。换句话说，一旦蓄水，到底能容忍淹掉多少地、搬迁多少人，总有个商量余地。　　

随他一道露面的，还有两位：彭德怀与习仲勋。谁都知道这两人对西北局的影响力。他们同意了，陕西省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使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两难的心境＇18＇，偶然被记录下来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4月21日下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悬挂图表，突然，总理只身走进了会议室，……在一张表明水库正常高水位分别为360、350、340米的方案时，各项水库参数和工程特性的图表前，总理站住了。　　　

“为什么没有335米方案？”（读者可能还记得，这是温善章的低坝方案）　　

“335米的库容太小了。”工地上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答。　　

“你们就知道大。”周恩来说＇19＇。　　

据确切的记载，直到1964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总理才明确承认“规划的时候，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够”＇20＇。而在五八年的现场会上，他只是一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有意识地要树立对立面”；也居然真的从政治上保护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着困难，敢于反映，敢于说出来……不是反对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建设的前提下，争论如何建法，那是允许争论的。”＇21＇这似乎不能简单地看做让陕西人放胆说话来出出气了事——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民政厅长、农林厅长，还有河南、山西省长都到了——他可能正要借言之有据的反对意见，煞一煞无所顾忌的头脑发热风。　　

据在场的人回忆，1958年的这次现场会争论热烈，陕西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从可以查到的文献看，周恩来确实尽力维护：为把水位降下来，当时真是半米半米地争，只望少淹点耕地、少迁移些人口。　　

习仲勋这回像他历来一样，扮演的是“听中央招呼的陕西人”的角色。他的态度是：“同意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蓄水先控制在340米”；彭老总这回有点像被临时拉来当差的，只大而化之地应主持人之请讲了些“从六亿人口出发，对六亿人民有利就作，不利就不作”的话，还以他历来的风格，就移民补偿不够和新建办公大楼提出批评，说是“缺乏群众观点”。倒是他最后的一句结语，似乎带出了些情绪——对刚刚过去的反右和一年之后到来的反右倾。他说的是：“我这只是意见，究竟是香花、是毒草，是人的语言，还是狗屁，要大家来鉴别。”＇22＇　　

最后定盘子的，是周恩来的总结。他一共谈了12个问题，语气之间，几乎遮掩不住的，是对浪漫派总体性的无奈、迁就，以及在具体处置上的争夺——典型的周恩来风格。　　

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坝到底筑到多高、水蓄到多高——这直接牵涉到淹没和迁移人口；二是泄水深孔孔底高程——这牵涉到能把多少泥沙冲出去。周恩来在他的总结里最后争取到的是：　　

按360米设计，350施工，蓄水控制在340米。——这意味着并不否定360米的浪漫精神，但以当时的现实，只能作到340米。　　

想来浪漫派当时一定提出“特大洪水”来证明340米不够用，周说的是：　　

我说控制在340的意见，就是特大的洪水也不超过340，因为根据计算是可能的。…苏联设计按350米施工，他把那个坝顶一直搞到357。太高了，没有必要。因为不但有千年一遇的保险系数，还有万年一遇的保险系数，就是说太保险了，我想没有必要。＇23＇　　

他把移民线定在了338。5米，就是“迁移30多万人，陕西是23到24万这样一个数目”。（读者可能记得350米是43。7万，360米是73。5万；后来实际数目是41万）　　

至于美妙的“综合利用”和“黄河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