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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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92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10＇ 1954年中方《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技术任务书》
＇11＇ 1954年苏方《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
＇12＇ 凌志军：〈从治黄看决策〉，《人民日报》1990年6月18日
＇13＇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14＇ 1992年对郑州黄河委员会赵业安工程师的采访。
＇15＇ 王庭济：《访苏日记和记录摘抄》〈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89…3
＇16＇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行文至此，作为作者，更关心的其实是长江上的三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四川省会持什么态度。在1992年三峡工程获得通过的那次人大会议上，雷亨顺、张仁梁、华德君等代表都严正地、正中要害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当然也如黄万里、温善章对三门峡的意见一样，他们掷地有声的发言并无人理会。与当年陕西省不一样，四川代表当中，拥护这一“伟大工程”的正大有人在，如唐章锦、黄济人、向德科等（见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简报总56号）。1995年底笔者从三峡地区调查返京途中，邻座一名操川东口音的人对我说：“我们重庆人恨死了萧秧。这种官儿，为了自己的交椅，出卖四川的利益。”
＇17＇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成都召开，制定出所谓“高指标的第二本账”，标志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纳入“大跃进”轨道。在这次会上，曾一本正经地确定了“钢指标在1年内提高到2500万吨，4年内提高到6000万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超英赶美’”等等。（见《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18＇ 这时，距离反“反冒进”的八届二中全会还有十多天。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都熟悉，周陈薄李四重臣全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出身世家、以翩翩贵公子而革命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静就是在南宁会议上被吓疯的。周此时的心情之紧张与压抑，可见他的政治秘书范若愚的回忆《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人物〉1986年第一期）。
＇19＇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91…3
＇20＇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1＇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2＇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国水利发展史料〉1991…3
＇23＇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到了大约一个月后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他已不能再这样讲话。那次，他说的是：“‘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在这个严重的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1958年5月）
＇24＇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5＇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26＇ 王庭济《记周总理在三门峡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27＇ 李晨 兰艳华在《三门峡水库环境影响回顾与评价》中写道：“三门峡水库以335米高程进行了移民……从1957所开始到1961年，移民基本结束，陕西省最多，共移民19。64万人，其中有10万人被安置在渭河以北的旱垸上，产量低，年收入公30…80元，且水源奇缺，须到3…4公里外拉水吃，因此要求重新安置。陕西河南两省1957年远迁至宁夏、甘肃边远地区3。93万人，因生活贫困和不适应水土等原因，经中央批准，1962年全部返回重新安置。”
罗启民 刘红宾在《三门峡水库移民总结》中写道：“由于自然条件、劳动收入、粮食产量等与库区差异太大，移民自迁出起就不断闹返库，且越演越烈，从个人零星返为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返库，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三站峡枢纽运用研究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28＇ 温善章 《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29＇ 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陕西省）148号提案
＇30＇ 曹应旺 《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31＇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2＇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 〈水电史料〉1990
＇33＇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4＇ 王化云 《从三门峡到黄河的治理》 （三门峡枢纽报 1987。5。30）
＇35＇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6＇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37＇ 这是对伟大领袖所盛赞的愚公精神“每天挖山不止”的应和。
＇38＇ 关于三门峡电站的运行情况，李金先在《三门峡水电站运行情况调查》（〈人民黄河〉1983年3月号）曾有具体描述：
改建之后，1973年#4机组开始发电，至1978年，#3、#6、#2、#1、#5相继投入。每台运转6086小时，年发电量8？75亿度（原设计为13？1亿度）。为什么？ 李金先认为，由于多泥沙河流的汽蚀和磨损作用，停机频繁、设备利用小时低、机组的大修周期短、检修时间长。据统计，各机组的总停机时间：
#4—在七年半的时间里为：23507小时；
#3—在六年半的时间里为：28800小时；
#2—在五年半的时间里为：15484小时；
#1—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为：10075小时；
至1981年6月，五台机总停机时间为84019小时；1973—1979年，每台机组平均年运行5474小时，占全年小时数61％。
对这几台机组的经济估评：共发电50？6亿度，价值为3？39亿元；而投资只有2？26亿元（不知是否将维修的财力和人力打进去），所以仍是——“效益显著”。
究竟应不应该在黄河中下游建站发电，只须将其与清水河中的强调｛广西融江麻西电站｝作一比较：同一机型，同一家制造厂，麻西电站机组连续运用40000多小时，累计发电15亿度，大修时只有极其轻微的损坏。
＇39＇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40＇ 见《中国水利报》1983年9月2日
＇41＇ 〈中国水利〉1992年4月
＇42＇ 《人民黄河》 85年5月号
＇43＇ 《三门峡移民水库农村移民补偿标准调查报告》〈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水库经济专业委员会〉（内部参阅） 1990
＇44＇ 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大会上的讲话》
＇45＇ 《黄河下游防洪减淤的最优方案——兴建小浪底水库》
＇46＇ 小浪底坝基为沙岩、黏土岩，基础条件复杂，拟建土石坝高145米，于左岸集中布置了15条泄洪洞、排沙洞，还有发电引水洞和地下厂房，其中围岩的稳定、高速洪水冲击、高含沙和高水头水流对水工建筑物包括闸门槽和水轮机的磨损，都是尖端的技术难题。80年代围绕小浪底水库是否上马又有过一次大争论，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谢家泽对小浪底的安全问题甚为担心。
＇47＇ 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大会上的讲话》
＇48＇ 李葆华《高举红旗 大搞水利运动》
＇49＇ 马福海《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大会上的讲话》
＇50＇ 十多年前，罗启民在《三门峡水库的塌岸与防护》（〈人民黄河〉1983年4月号）一文中，对塌岸情况有如下描述：
1973年后，“蓄清排浑”运用，由于蓄泄变化，蓄水时，风浪的冲击造成岸坡坍塌；泄水时，不仅将塌岸的松散体带走，而且能冲刷到老岸，造成新的不未定坡岸。于是，上自潼关，下至三门峡，塌岸长201公里，最大日塌岸宽50米，最大每米塌岸量1052立方米，最大塌岸宽281米。塌岸入库的土方占淤积的16？2％。此外，塌岸还毁坏耕地、村庄、设施，威胁生命。如：1979年10月9—19日，东古铎大队（三门峡到潼关段）：塌岸150米，塌毁耕地300多亩，扬水站（5万元）塌入库中。
＇51＇ 傅作义《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
＇52＇ 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53＇ 温善章 《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4＇ 《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年—8期
＇55＇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6＇ 转引自温善章前揭书
＇57＇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8＇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59＇ 王化云 《从三门峡到黄河治理》 （《三门峡枢纽报》 87/5/30）
＇60＇ 转引自温善章 《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61＇ 温善章：《黄河三门峡工程回顾与评价》
＇62＇ 见李志绥《毛主席的私人医生》 汪东兴、叶子龙，在毛身边勾留时间最长的亲随，公开职务为中央警卫团长等；胡乔木，以毛的好恶为基准的理论与意识形态随侍；张玉凤，由主席专列服务员升任机要秘书，随侍达十多年。共产党上层几乎无人不将他们看做太监总管与嫔妃。
＇63＇ 林一山《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64＇ 林一山《功盖大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65＇ 另两位是柯庆施和王任重，这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深谙内情、饱尝左苦的前中共高干们的概括。
＇66＇ 毛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67＇ 钱正英 《中国水利的决策问题》1990
＇68＇ 王干国《亲切的教导 难忘的怀念》〈水电史料〉1990
＇69＇ 《三门峡枢纽讨论会》《中国水利》1957年—8期。但是，就在这年的6月2日—3日，在河南省委召开省水利系统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开座谈会上，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都讲的是：
应建井灌和小型工程，不同意“动不动就修渠，搞大型工程”。他说，河南排水条件不好，不宜发展渠灌；但地下水丰富，宜于发展井灌。如果井灌条件好，甚至可以不搞渠灌。他特别讲到河南的灌溉和黄河的关系：“黄河治理好以后，能灌溉4000万亩地。但要利用黄河水，还得修渠修闸。假如一年打100万眼井，就可以浇灌3000万亩，我们算一算，哪一个办法来得快？
假如只重视渠灌，先把汉水、黄水引来，还可能使地下水位提高，使土地碱化。对河南，他的原则：在山区搞水土保持，在平原大力搞井灌，结合渠灌，河南人民的生活一定年年提高。工作搞得好，三门峡工程寿命就会延长，搞不好，要不了50年就垮了。主张井灌、发展山区小型水利工程。黄河治理工作非常复杂，遇到的都是新问题。我们自己水平低，依靠苏联专家帮助解决，但也不能永远依靠他们。对黄河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远落后与实际要求。”
也是在同一次会上，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李葆和先生——不知李先生今天是否还在世。如果已经辞世，仅以此作为作为对这位优秀人物的尊敬与纪念——说：“水利部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搞小型水利工程的路线，一条是搞大型水利工程的路线。”谁是这两条路线的代表呢？ 他说：“前者是党的路线，但占了下风；后者和党的路线相反，但占了上风。”
笔者1994年读到这段37年前的文字时，反复看了几遍，怀疑报纸把大型、小型、前者、后者排错了地方。如果没有排错，不是李先生当时太客气，就是1957年河南的“党”确实作风扎实、大得民心。他接着列举事实，批评“和党的路线相反”的“有关领导部门的教条主义”：“全省一万三千六百万亩地，水灾面积1500—2000万亩，洪水灾害在其中不过占30％—40％。以40％计算，洪灾面积不过800万亩，颗粒无收的只有400万亩。教条主义者说，首先必须防洪治水，不治洪水什么也搞不成。于是，教条主义者以94％的人力和钱来防治洪水，而受洪水灾害的面积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3％，以90％多的人力和钱去作3％的工作。河南省几年来搞了五个大水库，修了几条大河道，但河道两边不挖支流，结果是‘中间一道水，两边水汪汪’，越修越坏。”
他不同意“万般皆下品，唯有水库高”。他说：“全省10000多名水利干部，水土保持编制干部不到40人，钱也不相称，花30万引黄水、长江水灌溉，不重视切实可行的打井下泉：不但收效快、收益大、花钱少，也可少占甚至不占土地。”他热情地建议说：“今后搞农田水利，国家只要在一亩地上投一块钱，农民投三块钱，就可以实现水利化机械化了。”
李先生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上述的意见，当然属于“右派言论”了。
＇70＇ 王化云：《从三门峡到黄河的治理》（三门峡枢纽报 1987/5/30）
＇71＇ 傅作义《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关于水利工作1950年的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与任务》
＇72＇ 1949年11月接见解放区水利联系会议部份代表时的讲话（曹应旺《周恩来与治水》中央文献 1991）
＇73＇ 这是笔者少年时，所有学校“推荐”朗读的一首苏联当时最当红的左派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代表作的标题，据说最为列宁所推许。
在权与笔的护卫下特别感谢作者戴晴女士寄来本文
——评卢跃刚长篇社会纪实《大国寡民》
戴 晴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用500页的篇幅，讲了一个发生在陕西咸阳泾河边、一个不很大的村庄里的故事：丈夫打妻子，妻子不堪忍受，逃跑、闹离婚，男家不许女家不让，最后丈夫下手将妻子毁容。
这故事发生在十年前，听上去似乎和成千上百类似的爱恨交织家庭剧没什么大不同，但卢跃刚用了第一人称，也就是说，他自己也进到了故事里边——不为叙述方便，只因为这位以“死缠烂打活老虎”著称的记者自己也卷进了直到今天还没有了结的两桩案件中：一是须由检查机关提起公诉的毁容犯罪：当时年方三十岁的武芳被丈夫用稀硫酸烧得面容身体严重损伤＇1＇；二是报道了该案的《中国青年报》和该书作者，被施虐方控以“政治毁容”，成了一桩民事“诽谤”案的被告。
这可有点不像是普通的家庭剧了。
卢跃刚不得不走进那个小村庄、走进一级又一级武芳曾求告、哭诉过的衙门、会见一个又一个盼他、惧他、恨他、愿意帮他和打算看他笑话的人中间，开始了他艰苦的、不无危险的调查。现在，他写成了这部书，把一个他终于弄懂、并且以详实和无懈可击的一手资料托起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
武芳本是一个勤快、爽朗、情感丰沛，不但读过书、还生相当漂亮的姑娘，不幸因为家里穷，由父母做主嫁给了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