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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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A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和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风港么……
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上经受锻炼。”A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太多的训导与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作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届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预。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他在1957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带任何批判地热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对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经很远很远了……
他把行李卷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呆。
A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他跨过那扇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地进进出出的小门（他曾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皮带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胡同的当儿，A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了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行李，以后……
抄他家的有两类人，分属北京4中、91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2年。虽然作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示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许多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伴着他离去的，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疼、招人爱，却是想怎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怀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钊慨道：铸成殆将不免矣！
但徐铸成活着，到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
或许，这飘泊无所的灵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愿他安息。
1988．10
（选自《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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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
戴晴
编者注：本文略有删节，特此致歉。
一百年了，中国有了多少变化？一百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做了什么？
（一）
二十世纪不属于中国人。曾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之中心、文明之典范的中国人，在这一百年间，遭受的是无尽的磨难与屈辱。那症结不在外部，不在于它的统治者最常说的“帝国主义强权的觊觎与欺压”。过错自己犯下，苦果由自己吞。而知识分子的见识与作为，又是症结中之症结。
中国近代化的发端，主导因素不在自身——明代的那艘制造精良的大船，其远航的目的不是贸易，而是“远播皇威”，可见意念的悖晦。中国近代化（包括现代化）发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这看的结果是比。其实“比”本是中国皇帝的日常功课，否则也不会有那本最著名的大书《资治通鉴》。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统治者不得不开始了另一种比：不再就自己的国力、武力和政治经济制度与数千年前的三皇五帝做纵的比较，而是与船坚炮利、繁荣富庶的外部西方国家横着比。
比的结果是改。先是在原有的格局下作局部改进增补（洋务派）；不料性急的“新党”（当时最激进的知识分子）等不得这一努力的成果顺序引发出自我变革的社会因素（实际上已经开始）即匆匆上阵，推行通盘政治改制。这就是上世纪末的文式维新（康有为变法）和本世纪初的武式建国（辛亥革命）。然而，就在这些半生不熟的改制有可能再度孕育现代社会的种子的时候，更焦躁的“革命党”（新一波激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扭曲的、教条化了的、急功近利的“马列主义”，一而再地以武力争夺霸权，建立起以“民国”和“共和国”为包装的专制统治——与两千年前专制的中央帝国相比较，实貌离神合而已。有了新的知识与学位的知识分子纷纷入仕，党治在中国覆盖了二十世纪的四分之三（1927…今天，台湾另议）。
（二）
毕竟，与武装夺权、武力维持的政治过程相并行，有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而非仅仅权位。大批呼吸到外部气息的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从底层着手，办实业、办学校、办报纸、建社团，力图在中国创造新的环境、新的观念、新的人、新的秩序和生活——为中国的现代化打根基。不幸的是，两个偶然的因素，扭转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弱化了知识分子本来可以起到的作用。一是末代王朝的“异族”统治；二是二战期间的异族（日本）入侵。于是，对异族的争权和抵抗，变成了中国近代化的主旋律，使得大部分正做着社会改造工作的知识分子，或在战争与匮乏中失去继续工作的条件，或主动放下手头“不急”的专业，为“驱逐靼虏”、“收复失地”而投身辅佐政治强人——不惜违背自己关于自由、人权、法制的基本理念，加入“革命”的行列。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战乱不断；下半叶，“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以标榜“解放”开始（“解放全中国”；“解放军”等），而贯穿始终的，却是如中世纪般对人性、人权和人的创造力前所未有的窒息与扼杀。由于当政的党（甚至其领袖本人）牢牢地控制了军队和警察、控制了国家的资源和对外联系渠道，控制了教育和传媒，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做“党和国家”的工具与喉舌，已经没有第二条路。这情况，在70年代末的改革之后，稍有改进。其改进的程度与执政的共产党将原先绝对独揽的社会资源和严格控制下的公民权利返还给社会的程度相当。
（三）
1984年的“十一”，就在20世纪快要进入它的尾声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幅手制横幅“小平您好”，赞扬这名专权改革者所作出的合乎民心的成绩：农民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的部分恢复，撤除阶级成分划下的政治歧视和压迫，为政治运动受难者恢复名誉等。鼓励他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真正实践最初对社会许诺的“解放”。
又是十五年过去。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的是，在毛式社会主义中国的底子上，邓作为继承人，似乎什么都能改，甚至“姓资姓社”都无所谓，惟独“不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这人类走出蒙昧的第一前提。在党内人士享受了片刻的1978年的“议论自由”之后，邓的决定是：对他所设计的改革，只“摸着石头过河”，无论其理论、方法、步骤，还是对变动着社会成分，一律“不讨论”。尽管如此，对社会有限的权利返还，还是给了民间（包括知识分子）一丝生机。然而，这类不够成熟的社会上的非制度性的改善，再次在强硬的当权者和激进的革命者手中断送。籍着对1989年社会抗议行动的镇压，十年间艰难地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现代社会萌芽，特别是独立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发言的阵地，遭到全面清剿。两年之后，这名以开辟中国的新时代自命的独裁者，在其衰朽之年亲自南下，希图挽救他亲手设计的“经济改革一花独放”的改革大业，却为中国的现代化埋下新的、更加难于克服的障碍。权力化的资本和市场毒化了中国现代社会可能的生长点。就在外国资本与集权政治联手，将古老的北京打扮成一名妖娆商家妇的时候，她的结局，似乎不出两类：经济上去了，社会法西斯化；经济上不去，社会动乱。当然还有一个与世纪初非常相似的可能：国际干预与共管。
（四）
于是，人们会问，对本民族的现代化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知识分子，究竟干什么去了。
“读书好学”本是中国传统；一百年来，爱国的、愿为祖国繁荣出钱出力的中国知识人更是遍布世界。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无论有多少军队、多少高科技和先进武器，甚至有多么高的GNP和外汇存底，如果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和不信仰，没有权利对现存社会进行严正批评，没有一批以意志独立与言论尊严作为自己终身职志的理想家，以及独立于强权（党和政府）的法律对他们的保护，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只能是独裁者手中的玩物：先进的武器、金钱盟友、辉煌的（同时也是灾难性的）大工程、和随手拣起来就用的思想批判……，中国的知识人，恰如有着诸般显赫名头的伏尔肯（Vulcan）们，依旧只是党的工具。
中国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它萌于军事强权左右社会的中古时代，并再度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所处的地位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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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
戴晴
他走了，这位有着坚贞的理想和非凡的记忆力的世纪老人，这位在巨石之下顽强存活，从而标扬人的精神之不可摧折的老人。他静静地归向的，是仁厚的大地母亲——那里有他贞淑的妻、娇憨的儿子，和他倾心相与的老友；那里不再有强权与倾扎，和随之而来的冷落、诬陷、困乏以及……消耗了他生时最繁茂年华的牢狱。
生于1900年的郑超麟先生经历了王朝的衰亡，经历了共和与共产理想的萌生、奋扬与鼎盛——只是这鼎盛已不属于他：不论是安享论资排辈的权势与荣华，还是铸就并维持着它的基本理念与风格。他绝不俯就，也绝不气馁，只静静地活着、静静地审视，然后静静地、心平气和地述说。不负于他的老友的是，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又一个年代，在这些个年代里，过去所有的争辩都如水落石出般地明白。他暗暗地笑了，因为他是赢家，大赢家：他没有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过错，即使在常人绝对难于忍受的磨难与难于抵御的诱惑面前。
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没有发表过）。它的第一卷在他去后几个小时到达上海，他最初奋战与最后蛰居其间的大都。这是他的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他、更为后世所有不愿再迷惘于冠冕堂皇的谎言中的人编就的。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出版界不认这部书，正如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世界不留意这株顽强地活在巨石之下的小草。
在这部书里，有一篇写到他青年时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亲。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1931年他们在国民党牢狱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到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