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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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萧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毛反驳他说，“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1949年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的“笼头与鞭子”。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萧当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　”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02老渔洋里2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全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纲领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那时以来，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1921年的中共“一大”，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革后的今天那样，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会议”，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次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说的“五？四”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难的开创阶段，一个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处于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那么究竟是什麽因素起了作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渔洋里2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1920年2月间避难上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2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观察大家，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等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旋而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2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03　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这两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　play；鲁迅译词）　会议没有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机的1938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04　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突。这其实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26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1926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工了。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还与北方强国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对当事者栽赃——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随着两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志”让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对着的，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左派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