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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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的过渡性人物，他本应义无反顾地推进这一历史过程，不幸的是，他人为地中断了这—历史过程。他自诩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却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逆潮流而行，坚持独裁统治，在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
治国兴国涉及面很宽泛，在这里侧重从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运用权术处理治权与民权、一党与多党、治国与治党三对关系及其矛盾的角度，探讨他执政的得与失、成与败，进而揭示蒋介石的政治权谋、权术的落后性、反动性及其失败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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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训政与愚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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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政”这一政治理念，是孙中山提出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基于革命党蜕化变质，国家政权被北洋军阀篡夺的深刻教训，把建国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其出发点是，针对中国封建专制根深蒂固，没有民主传统的实际，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训政”时期处在承上启下的地位。他认为“训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这是一种“权能分治”的治国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通过教育与实际训练，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为将来实行宪政奠定良好基础。
而蒋介石所讲的“训政”，完全曲解了孙中山的“训政”理念，阉割了它所蕴含的民主精神，实际上成了玩弄权术，愚弄民智、强奸民意、剥夺民权的代名词。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训政”
蒋介石自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之日起，就想用独裁取代孙中山的民主治国方略。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他只得遮遮掩掩。于是，他以孙中山“训政”的理念为招牌，推行独裁统治。
事 例：
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权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央第用政权，在必要时，对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其实质是代民做主。
《训政纲领》把国民党法定为最高训政者，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为最高权力的决策机构，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法定为治权的监督、指导机构，为蒋介石独裁提供法理依据。这个《纲领》完全背离了孙中山“训政”理念的民主治国的精神，使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合法化。１９２９年６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确定了一个时间表，训政时期为６年，最迟应到１９３５年完成。由于“训政”被异化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托词，所以他们以种种借口将它一直延续下去，即使到了１９４７年宣布结束“训政”，开始实施“宪政”，那也是徒有其名，独裁依旧。
这样的“训政”不仅人民得不到什么实惠，就是国民党内部也因为政治利益分赃不匀，常常有人反对蒋介石的“训政”。最先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带头反对。他们认为《训政纲领》未经“国民会议”通过，不合“法统”，联络阎锡山、冯玉祥等，于１９３０年在北京开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
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１９３１年５月，由蒋介石一手包办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以《训政纲领》为基础起草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约法》分为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权限、政府之组织及附则等八章共八十九条。其内容与《训政纲领》大同小异。
在政治制度上，把国民党中央定为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构。在用语上比《训政纲领》更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在大会闭会期间，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从而把国民党中央权力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人民权利义务上，规定了若干“自由”和“权利”，但又说可以随时制定法律来加以限制，实际上，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在国计民生上，表面上规定了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实际上所列条款，给予官僚资本的扩张法定上的“保障”。在国家组织上，与《训政纲领》有所不同，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驶，由国民政府训导”，把原来的国民党训导换成了国民政府训导。这是很有味的一个改变，国民党中央由训导转换成被训导，即国民党中央由国民政府来训导。
依据《训政约法》修改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按照这个组织法选举产生新的政府时，由于会议被蒋介石操纵，只不过成了一个表决机器，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根据《训政约法》的规定，国民党中央由国民政府训导，亦即由蒋介石训导，五院院长及各部长的人选，都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免，五院分立改为五权由主席一人操纵。
《训政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蒋介石依法组成以他自己为“党国”的“最高领袖”的独裁政府。
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五五宪章》（即宪法草案）。《五五宪章》最大的特点是打出了“还政于民”的旗号，因此，较之前面两个法律文件有较大的改变，一是将政府首脑由主席改为总统，总统有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一切大权，并赋予所谓“紧急事变”、“重大变故”时，任意发布紧急命令的特权。二是删除了训政纲领一章，增补国民大会的内容。国民大会由选举产生，但是《国民政府组织法》双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候补委员为当然国民大会代表。这样，“国大”仍然是国民党的一个点缀。三是规定给予人民各种“民主和自由”，但在条文中用“但是”和“限制”语加以否定。
《五五宪章》在《训政约法》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在形式上规定了一些类似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条文，取消了国民党“训政”的规定。然而，它并没有改变《训政约法》法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所谓“还政于民”只是停留在官样文章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实施举措。因此，“还政于民”也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即使这样的一个根本大法也只是一纸空文，并未付诸实施，所谓“训政”时期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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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训政与愚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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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析：
蒋介石自攫取国家最高权力后，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起，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其实，他所说的“训政”与孙中山的“训政”理念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孙中山认为“训政”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这是一种“权能分治”的治国理念，其目的是，培植民主土壤，通过教育与实际训练，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为将来实行宪政奠定良好基础。
而蒋介石所讲的“训政”，完全曲解了孙中山的“训政”理念，阉割了它所蕴含的民主精神，第一，背离了孙中山“训政”理念的民主治国的精神。尽管在权力配置与安排中，讲到政权在民，也规定了人民的四种权力，但是这些权力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所谓“训政”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一人独裁的托词。
第二，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是一个不太长的过渡阶段，应创造条件，让民众在实践中增强民主意识，提高参政能力，或是蒋介石搞的“训政”却是压制民主，无限的延长“训政”时期，到后来明确宣布实行“宪政”长达近２０年。
第三，缺乏逐步健全的法律为民主政治提供保障。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６年曾围绕“训政”制定了《训政纲领》、《训政约法》、《五五宪章》三个法律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前后有所不同，但其以党治国、愚弄人民的本质没有改变，它们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与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确定与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人民应有的权利几乎全被剥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和民主自由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由此看来，蒋介石想以所谓“训政”掩盖其独裁的伎俩并不很有效。
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
实行组织控制以驯化“顺民”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不仅在法统上剥夺了人民和民主的权利，而且通过建立严密的基层统治网，加强对民众的人身自由的控制，以把民众驯化成听从统治阶级摆布与宰割的“顺民”。
事 例：
在全国基层普遍建立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例证。
保甲组织，是县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这作为一种地方统治制度，始于宋朝，此后历代相袭，成为统治阶级管理和控制人民的工具。清王朝推翻后，保甲制度曾经松弛下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各地派系斗争、内战不断等原因，地方未能及时恢复与健全。一些省区曾自发地推行保甲制度，但五花八门。
红军以广大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个政权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极其险恶的军事对峙下能生存与发展。蒋介石从中感到基层政权的重要作用。１９３１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剿”，他指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了保甲法规，下令在江西省修水等４３个县试行。１９３２年６月，他在调动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将在江西试行的保甲法规加以修订，于８月在鄂豫皖三省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颁布《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从此，保甲制度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正式在湖北、河南、安徽３省推行，接着，又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等省。１９３４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交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信各省市推行，至１９３６年全国共有１３省及南京、北平两市实行这种制度。
按照保甲制度的规定，各县划分为若干区，限期编组保国甲。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１０户为甲，设甲长；１０甲为保，设保长。其中保设保办公处，甲设甲办公处，一乡一镇中住户过多编组有两个以上的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担任保甲长的人员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忠于蒋介石集团，规定年龄未满２０岁、不是本地土著、有危害民国行为、曾参加过“赤匪”，虽然已经准予悔过尚在管事束期内以及被判刑、“褫夺公权，尚未复权”等人员，均不得担任保长。
保长的职责是，在区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保内安宁和秩序，其任务包括，一是协助区长，监督甲长执行职务；二是教诫保内住民毋进行非法活动；三是协助军警搜捕“匪犯”；四是对所谓参加“反动”或被协从的人员，进行悔过自新监视；四是分配督率保内应办防御工事的设备及建筑，等等。
甲长的职责是，在保长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甲内安宁与秩序，其任务包括，协助保长执行职务；清查户口，编制门牌，取具联保连坐；检查甲内出入人员；教诲甲内住民不要进行非法活动，等等。
同时，制定保甲规约，强令居民遵守。
保甲组依照所谓“管、教、养、卫”原则进行活动。“管”就是清查户口，包括清查家中有无枪支等，甚至连失踪或迁居异地死亡者也要登记在册；保甲内要盘查行踪，监视居民言行，遇有可疑人员，或留客寄宿，或外出施行及归来，以及出生死亡等情况，各户长应报告甲长，“联保连坐法”；“教”，就是进行所谓“党化”教育，灌输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说教欺骗麻痹人民群众，亦即奴化教育。“养”就是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和保甲经费，以各种名目进行敲诈勒索，加重百姓负担。“卫”就是将甲内１８岁以上，４５岁以下的男子编成壮丁，平时接受军事政治训练，必要时组成武装民团，参加修筑工事，警戒守护，搜捕共产党员，镇压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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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训政与愚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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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保甲制度进一步强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为了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１年先后制订了《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各县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各县保甲编整法》等法规，使原有的保甲制度更加完备。
经过强化的保甲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使保组织更加“党化”、“特务化”、“警察化”和“军事化”。
第一，保甲制度“党化”。国民党制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地方政府机关应当选择国民党党员及思想纯正的青年担任保甲长。《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则规定，在保甲内，应当尽量发展国民党组织，甲长应该以本党党员充任，没有入党的应设法介绍其入党；保甲长就职时，应向其上级机关及国民党举行“效忠”宣誓。
第二，保甲制度“特务化”。保甲制度的“联保联坐法”，使保甲长实际上扮演着“特务”的角色，在联保内设联保主任，这样一个基层组织，使民众完全被控制。在抗战时期，为了所谓地防止异党活动，在基层建立起特务网络。规定，在保甲组织中建立保甲通讯，指定乡村中所谓纯良知识分子担任调查异党活动的通讯工作。还规定，中统特务组织在种地的情报网，或者特务人员，要与当地保甲长中的忠实于国民党统治的人建立密切联系，以形成特务网络。这些规定，使特务政治渗透到广大乡村。
第三，保甲制度“警察化”和“军队化”。国民党统治当局制订的各种相关法规，明确要求，每个保甲长都能够兼任政治警察。１９４０年１月制定的《警察保甲及国民兵联系办法》系统地规定了保甲与警察、国民兵密切合作的办法，要求国民兵与警察、保甲合作，负责辖区内治安及其防止共产党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活动，当然还包括对敌伪间谍和汉奸的防范。警察机关对保甲及国民兵要协助负责“连保连坐切结之抽查及核行”，“壮丁免役、缓役之调查”、“壮丁编组受训”、“服工役”以及“壮丁逃避兵役之查禁防止”等等。
第四，在保甲组织内实行严密的政治、武力、教育“三位一体”的统治制度。《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在保内设立保国民学校、保壮丁队，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由一人兼任，亦即三职保长一肩挑。保长的权力涉及方方面面，成为基层的小独裁者。而且甲内实行严格的“连坐法”，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保必归联保或乡（镇），“一人犯罪，九族皆诛”，人民完全被禁锢在保甲组织网中，毫无民主自由的权力。在保甲内实行公民宣誓制度。宣誓对国民党及蒋介石效忠，原来的范围比较小，只是在中央及省级政权中工作的人员就职时，履行这种仪式。在抗战时期，这一形式作为一项制度推广到老百姓。１９４１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公民有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但在行使这些权利之前，必须到本乡（镇）公所举行宣誓，表达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