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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激荡三十年-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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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区。在以后的10年里,开发区的过度开建现象其实一直没有被完全遏制。

 
    到1993年初,全国的股民总数增长到了200万。

    在上一年爆发了深圳抽签表舞弊事件和原野事件之后,中央决定加强对证券市场的掌控。当年10月,证监会匆匆成立,1993年4月颁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9月宣布对国内法人开放A股交易。紧接着,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宝延风波,这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规模的收购战。

    延中实业是上海股市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它是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街道公司,其上市纯粹是一个偶然,在大型国有企业都不愿意吃螃蟹的情况下,这家只有50万元注册资本的小企业意外地成为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并成为第一批上市的公众企业。它之所以成为第一个被热切关注的企业,实在是因为股本结构上的特殊:由于延中的资本实力弱小,所以在公开募股中,社会公众股占到了91%的高比例,使它在众多股票中显得非常独特,也成为那些资本玩家们最乐意染指的企业。中国股市在股权设计上采用了“身份划分”的制度,这成为一个很独特的现象。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及13个配套文件,明确规定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外资股四种股权形式并存,由此形成了资本市场的“股权多元结构”特征。这一制度在2005年之后才被改变。

    这年春夏,与全国投资大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海股市却要萧条得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利好的推动下,沪市股指曾冲到过1 558点,可是接下来就掉头朝下走,到5月底,央行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决定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股指更是应声大挫,跌破了1 000点。证交所总裁尉文渊内心大急。8月,深圳第一家上市公司宝安集团的证券部主任厉伟(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之子)北上拜访,他告诉尉文渊,上海股市之所以不温不火,是缺少“鲇鱼”的缘故。他举例说,日本渔民捕捞沙丁鱼,远洋归来往往会死掉一大半,后来他们就在捞上来的鱼里放一条鲇鱼,为了生存,沙丁鱼就会不停地游动以躲避鲇鱼,结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尉文渊听懂了,他笑着说,“你们愿意来上海当鲇鱼吗?”

    一个月后,这条名叫宝安的“鲇鱼”果然就来了。宝安开始攻击延中,沪市果然被搅得骚动不已,延中股价连日拉阳线,股价从9月涨到了12元。9月30日,宝安发表声明,宣称已拥有延中实业5%的股份。公告一出,延中一路狂涨,8日后竟达到42。2元,沪市随之大热。

    宝安此次狙击,颇有技巧,按证监会的规定,一旦持有5%的公司股份就必须要公告,宝安在9月29日持有456%的股份,而在30日一开盘,就大口咬进342万股,持股比例一下子达到16%,其时间刚好拿捏在公告发表的同时。延中认为,宝安的做法是一种恶意收购,是对市场的隐瞒和欺骗。它还掌握了另一个很有利的事实,出手收购的宝安上海分公司注册资本只有1 000万元,而用在收购上的资金前后多达8 000万元以上。政策规定,信贷资金和违章拆借资金不得用来买卖股票。延中当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将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公司利益,风波由此而起。

    从公开的事实看,有利的天平似乎偏向延中,对这场风波颇为关注的各大媒体也大多持同情的态度。而证监会最终的裁决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它认定宝安的收购是一种“违规行为”,需要缴纳100万元罚款,但同时宣布其收购有效。宝安的人员顺利当选为延中实业董事长。

    中国股市的第一场收购战便在这种暧昧的硝烟中尘埃落定。尉文渊以延中为诱饵,引进了一条宝安“鲇鱼”,最终达到了吸引全国目光、把上海股市激活的目的。日后有股评家评论说,“宝延风波的裁决,奠定了中国股市的灰色基调。几乎所有人都领悟到了,这是一个强者第一、规则第二的竞斗场。”

    如果说宝延风波还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正面决斗的话,那么两个月后的苏三山案则更像一个黑色幽默。湖南省株洲县一个姓李的股民,花100万元购进15万股苏三山,然后私刻一枚“正大置业”公司的印章,写信给《深圳特区报》和《海南特区报》,宣称本公司已收购苏三山5。006%的公司流通股。两报不知就里“来函照登”,第二天,苏三山大涨40%。等到深交所发现异动,提出警告,李先生分批抛售,已获利15万元,而全国股民损失2 000万元,套牢1。2亿元。李先生飘然离场,不知所终。1993年6月,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允许内地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是为H股。当年有青岛啤酒、上海石化总厂、广州造船厂、北京人民机器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和昆明机床厂上市。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第一次成规模地在另一个经济体融资上市。

 
    在1993年,一些日后风云一时的企业家还在成长的路上。后来创办全国最大家电连锁公司的国美集团创办人黄光裕,这时还是一位24岁的“北漂商人”。他是潮汕客家人,喜欢说自己是“李嘉诚的老乡”,他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早早地离乡四处做生意。他在北京开了一个家电市场,1993年的销售额居然做到了2。3亿元。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他透露自己的秘诀说,“别人在进价和税钱的基础上,加价5%出售,我就只加2%,这样消费者就都跑到我这里来了。”

    这一年,一位名叫马俊仁的中学体育教师成了国家英雄。他以严苛培训女子长跑运动员而闻名。从1988年起,他带领的“马家军”就在一系列的国际赛事中夺得好成绩,1993年8月,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马家军一举席卷女子1 500米金牌,3 000米金、银、铜牌和10 000米金牌,并打破两项世锦赛纪录,一时间,举世震惊。他的首席女弟子王军霞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夺得金牌后身披国旗绕场飞奔的镜头,成为中国体育史上最经典的一个镜头。

    马家军的辉煌成功,让国民大呼痛快,仿佛一夜之间扫去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人们对马家军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好奇,同时,嗅觉敏锐的商人也在第一时间嗅出了其中的价值。就在世锦赛后一个月,一则广告便在全国的电视台上播出:马俊仁坐在一张报告台前,好像是在开一个事迹报告会,讲到如何取得了好成绩时,他突然举起一盒保健品,用带有浓厚辽宁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我们喝的是中华鳖精。”

    “中华鳖精”由浙江省台州地区温岭县的一家保健公司出品,在此之前它籍籍无名,可就靠了这则制作粗糙却播出十分及时的电视广告,它竟迅速成为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保健品牌之一。马家军的神奇崛起,让人们对马俊仁的训练方式十分好奇,而向来对“秘方”怀有先天好奇的中国消费者尤其如此——在这一点上,前几年的健力宝已经用“东方魔水”的故事充分证明过了。而马俊仁也在很多场合暗示,他有一个能够让人迅速恢复体力的神秘药方。到10月,全中国的商人都想找马俊仁谈生意,都想得到这个令人兴奋的“药方”。这位性情耿直却不太有商业细胞的体育教练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他躲进辽宁体育学院里不肯见人。

    12月25日,马俊仁终于再次出现在公众媒体前,此次,与他欢笑地站在一起是一位名叫何伯权的广东企业家。后者宣称,他领导的乐百氏以1 000万元的高价买下了马家军的营养秘方。


【企业史人物】:庄主之殇

    1999年10月,保外就医的禹作敏在孤独中去世,时年70岁,这位个性刚烈的农民企业家至死没有等到他一直渴望中的“平反”。

  7年前的冬天,有“天下第一庄”之称的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4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殴打致死。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当检察部门派员到大邱庄取证时,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后,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个罪项,判处禹作敏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十年。

  在案发前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为全国最富有的村庄,《纽约时报》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当时的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道:“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在内心,禹作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大邱庄极盛时,外来打工的人比村民多3倍,如何管制当然成了一个问题,那些打死人的村民虽然下手重了点,但出发点却是为了“发展大邱庄经济”,他们犯事了,当然要他这个老爷子出面扛着。就在危福和事件的前三年,也曾经发生过殴斗致残案件,罪犯被抓去判刑了,禹作敏号召全村人为坐牢者募捐,他先出了10万元,然后下令200户养一个罪犯家庭,因为,“他几个是为大邱庄坐的牢。”

  他甚至没有细想过与400名武装干警对峙的后果,大邱庄那时候私藏了15支自动步枪、2000发子弹,还办有一个猎枪厂,一旦擦枪走火,将会发生怎样的景象?

  历史选择禹作敏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自然有它的道理。这个从盐碱地里长出来的庄主从来就有一股天生的霸气和倔犟劲。1979年前后,他办轧钢厂,需要集资10万元,还得向其他村借5万元,村内有人反对,禹作敏慨然说,“富不起来,我爬着去给你拜年。”富裕之后,他说,“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在1981年,当调查组来大邱庄追究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料的时候,他组织了村民与之抗争,清查组成员对他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当即反驳说,“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在他的带头下,每天都有老头子拎着棍子来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还有小伙子也来“轰炸”,“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清查组陷入了不堪其扰的“人民战争”,最后在大邱庄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乡里去。这成为他早期最值得炫耀的改革行为,12年后,他又因同样的桀骜不驯而陡然陨落。

  多次接触禹作敏的知名记者张建伟曾评论,“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利用政府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的历史,其实就是机敏巧妙地对付政府的一连串故事。”大邱庄是靠办轧钢厂起步的,在钢铁这个国营资本垄断着的行业中,其钢材之来源及钢管之销售,无一不与大型国营企业有关,一位参观者曾经描述说,“大邱庄的二十多家轧钢厂和钢管厂规模都不大,设备也很陈旧,最让人羡慕的是堆在院子里的那一大批废钢材,这是当今中国市场的紧俏货,非有相当的本事和过硬的关系绝对搞不到手。”禹作敏是大邱庄的大当家,而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当有人问他大邱庄的贷款、管理人数及各分厂经营情况时,他就会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你去问工厂,这些事我不管。”禹作敏认为自己管的是大邱庄的政治,他像一把鲜亮而招摇的大伞,严严实实地笼盖着大邱庄。每天,他坐在自己的那个别墅大院里,门口养着两条大狗,等待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满怀敬意地前来“取经”。

  禹作敏被称为是一个“农民语言大师”,他最著名的顺口溜是,“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其他如“引科学的水,浇农民的田”、“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科技是真佛,谁拜谁受益”、“左了穷,穷了左,越穷越左,越左越穷”等等,也都流传很广。邓小平南巡后,他要求大邱庄每家每户都要挂六字红横幅:“小平同志您好。”他还为报纸口诉一篇长文:《我们明白了,我们放心了,我们有了主心骨》,其文字之乡土本色、言辞之鲜活质朴,实在很让人心动。

  禹作敏每每以中国农民的代表自居,每次与官员和记者对话,他的开场白都是:“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他的话语起点,也是他最为骄傲的身份。外出开会,哪怕是坐在沙发上,禹作敏也是盘腿而坐,不脱皮鞋,吸烟不弹烟灰,任其跌落在高级地毯上,他把这当作是一种“农民本色”。他试图以这种极其炫目的方式,来证明刚刚从耕地中走出来的农民,仍将是现代商业中国的主力。也正因为这种极端而率真的个性,他很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

  1991年,他一口气购进了16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他要让人们在看到大邱庄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国农民的气派给镇住。他自己乘坐的则是当时国内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就因为有了太多这种似是而非的“象征”,最后,禹作敏便也把自己真的当成了一种“象征”——对他的侵犯,就是对中国农民的侵犯。

  1992年,外交部组织一部分外国使节到大邱庄参观,他心血来潮地宣布,大邱庄将派精壮的小伙子出国留学,谁能娶回洋媳妇就给重奖,要招100个最漂亮的外国姑娘跟大邱庄100个最聪明的小伙子结婚,生出最优秀的后代。这些话被信以为真的记者登在报纸上,很是让那些有“民族自尊”的人津津乐道了一阵。禹作敏的这些表演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块诞生过义和团的土地。

  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务委员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对一位离休干部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他得意地问一位中央部门领导:“你看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么样?”村里有一位他赏识的青年要入党,几次党支部会开下来都通不过,他断然说,“同意入党的别举手,不同意的举手。”在他的圆目瞪视下,全体党员无声无动,他随即宣布:“通过。”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不等他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他当即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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