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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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的事实是,除了徐工并购案被改变了控股意向外,苏泊尔和德力西两案均获得了商务部的通过。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并购案,之所以会引起公众如此热烈的关注,成为“被诅咒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市社会心态的情绪性折射。人们对跨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超国民待遇原本就有不满,再加上民营企业这些年被边缘化的现状,强烈反差自然会酝酿出非理性的、十分激越的公众情绪。在这些事件上,这种情绪得到了极大的宣泄。《每日经济新闻》的财经评论员叶檀在专栏中写道,“在事实上,这些企业真正应该呼吁的是公平的并购环境,比如,给予内外资、国企民企一视同仁的税收与贷款政策,比如,提供一个开放而透明的并购平台、一个完善的游戏规则,让并购的结果符合市场合理性与法治的公平性。”很多年后,如果人们再追忆徐工并购案,恐怕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形式。向文波用博客发动舆论战,展现了草根和互联网的传播力量。他说,“如果不是利用博客这种方式,我的意见不知被扔到哪个垃圾箱了。博客把这个行业里的事变成了公共事件。如果我写信反对,说不定在政府机关的收发室就变成了垃圾,还有可能被一些领导的秘书转给了徐工……博客让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这些讨论为国家政策调整提供了一个好的氛围,我觉得我们社会需要这样的机制。”
2006年的中国企业界还发生过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新闻吗?很多年后,人们可能想不起来。除了喧嚣一时的徐工案,好像还有一个富士康索赔事件。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一文,揭露台湾首富郭台铭旗下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存在员工加班的现象。7月10日,富士康向写稿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索赔3000万元,这是中国记者遭遇到的最大金额索赔。更过分的是,富士康还申请冻结了两个记者的银行账号。这一事件当即引起全国媒体的声讨,《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发誓绝不屈服于商业强权的恐吓,富士康一时成“舆论公敌”。8月30日,富士康把赔偿额降到象征性的1元钱,又过3日,富士康宣布与《第一财经日报》“和解”。
到2006年底,一些敏感的人们已经嗅出了景气变动的气息。开始于2004年春夏的宏观调控似乎已经结束了。在过去将近30年的改革历程中,宏观调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被称为治理整顿——已成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词。它几乎每隔3—5年就会出现一次,而且从1981年开始,历次的宏观调控从来只宣布开始,而不通知结束。
宏观调控结束的最重要原因是,它启动的目标已经达到。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砸垄断行业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在很多人看来,2004年前后的经济过热正是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所酿成的。2006年以来,除了国有银行的大规模上市之外,企业并购活动明显加快,一些重点的建设项目也相继宣布完成。5月20日,历时12年建设的三峡大坝全部完工,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投资总额高达240亿美元,年均发电量将达847亿千瓦时,取代巴西伊泰普水电站成为世界最大的发电和防洪综合工程。7月1日,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该项目总投资逾330亿元。青藏铁路有960多公里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原铁路。
6月6日,国务院发布《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得意见》。天津滨海新区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是香港的两倍,浦东的三倍,它将成为北方中国新崛起的金融开放中心。人们将它与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浦东相提并论。新华社在评论中认为,“在新一轮改革的版图之上,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市和天津滨海新区正在成为我国综合改革的‘三驾马车’。”
这些重大投资项目的建设与开工,意味着固定资产的投资性拉动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它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预期。而最具景气意义的标志是,已经沉寂了两年多的股市和楼市双双出现快速回暖迹象。
11月20日,上证指数在6年后重返2000点。人们应该还记得2005年的6月6日,它曾经令人绝望地跌到过998。22点。从2006年1月以来的短短10个月,指数已经悄悄上涨了近800点。涨幅超过70%。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资本市场的复苏非常明显,人们开始把钱从银行中取出投入股市。10月,银行储蓄5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很多股评家都开始计算,股市将在什么时候突破1万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1∕5,并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华尔街日报》在评论中警告中国经济可能过热。它说,“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将创造过多的流动性,可能引发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和商业银行的放款冲动。”它的这些提醒都将在半年后被一一证实。
楼市的回升也是明显的。自宏观调控后,全国地产沉寂多时,从年初开始,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率先领涨。5月,国务院出台6项新政策,试图遏制迅猛的房价上涨势头。其中最有特色的一条,是规定“自2006年6月1日起,凡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建设,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房)面积所占比重,必须达到开发建设总面积的70%以上”。很显然,这几乎是一条无法被认真执行的法令,而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被真正执行过。在下班年,中央政府持续出招,银行升息、限制外资炒房、有些房价增长过快的城市的相关领导被惩戒,可是尽管如此,房价上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股市,楼市的稳步双涨,是最为典型的景气信号。一个非理性繁荣的周期又开始了。
11月13日,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开始播出一部12集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它讲述的是500年来世界历史上九个大国的兴盛过程和原因。这九个大国并不包括中国,它在开播的时候,没有做任何宣传,也不是在最黄金的时间播出。然而,它很快在知识界和互联网上变成一个十分火暴的话题,专题片的解说词成为这年冬天最畅销的图书之一,盗版光碟在第一时间充斥各大城市。这部专题片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片名:《大国崛起》。
【企业史人物】:首富部落
这是一群传说中的人们。
他们低调、冷静、圆润,像一枚枚形状迥异却功能相近的金币。他们都不可思议地富有,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那些财富只有用想象的方式才可能被消费掉。
他们是一个国家中最富的那个人,这个人,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在这个商业主导一切的社会中,这已不仅仅是一个金钱数字的概念,而更带有象征和寓言的韵味。于是,对这一族群的解读,便超出商业经略的范畴,而更带有生命审视的意味。
尽一切努力使自己默默无闻
美国作家爱伦堡在评论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时说:“她尽一切努力使自己默默无闻。”这句话用在很多首富的身上似乎更加合适。
有时候,首富们的低调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2004年,德国的阿尔布莱希特兄弟以411亿美元的资产跃居全球第三富豪,而人们发现,最新关于两兄弟的采访是在1953年,而最近刊登过他们照片的报纸是在15年前出版的,惟一被大家知道的是:他们中哥哥卡尔如今已82岁,弟弟特奥也已经80岁。
在绝大多数的现任首富中——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低调似乎是他们共同的性格特质。跟很多人想象完全不同的是,他们往往不定居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大都市,而是常年生活在一些不知名的小乡村和小城市里。他们也很少出现在诸如“财富论坛”、达沃斯企业领袖年会这样的商业盛会中——“不着文字”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 “首富传统”,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首富洛克菲勒便在遗嘱中严厉禁止后人为他写传记。
与低调相伴的是生活的简单和节俭。一度被认为财富很可能超过了比尔。盖茨的瑞典首富坎普拉德是宜家的创办者。人们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坎普拉德从来缺乏光鲜的外表,他没有时髦的服饰、昂贵的手表和豪华的轿车,出门旅行总是坐经济舱。如果公司为他预订了昂贵的东西,他会非常恼火。在宜家总部吃工作午餐,他会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钞票付账。
过分的招摇、明星的气质、对公共事务的热衷往往对于财富的累进是一些负数。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是首富中少有的政治明星,据他说,自他步入政坛,司法界已经对他的商业活动展开了数十项调查,起草了87份针对他和他的商业利益的法律文件,司法官员为此造访其家族企业的办公室达470多次,仅是关于他的法庭听证会就举行了1500多场。
卓越,与潮流无关
“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中发现的这条公司定律在首富的观察中仍然生效。
从首富们所从事的行业来看,他们似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特别地受到上天的眷恋,那些行业的进入,不存在太高的进入门槛。在三十个首富中,有四个是开连锁店的,三家是做传媒的,两个卖啤酒的。如果说有什么经营秘诀的话,“专业背景下的全球化”、“渠道为王”和“核心资源垄断”是造就今日首富的三个谜底。
在一百乃至数十年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土地曾经是诞生巨富的最大“温床”。亚洲地区的香港李嘉诚、马来西亚郭鹤年家族、新加坡的郭令明家族都是这一模式的产物,即便在老牌的商业帝国英国,在伦敦市中心拥有几百亩土地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便长期盘踞在首富的宝座上,直到两年前才被转入英国国籍的俄罗斯神奇小子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超过。
而今天,因土地增值而资产陡增的创富神话,在那些商业成熟国家已经成昨日黄花。在2005年度的欧美首富中,没有一个是以房地产为主业的。而华人富豪中,除了菲律宾首富陈永栽的发迹与房地产关联不大外,其余皆与地产渊源颇深,除李嘉诚算得上与时俱进,财富增长势头不减,其他的都豪气不比当年,资产长期徘徊在20亿美元上下,难有寸进。
除了亚洲地区之外,在当今欧美各国的首富中,几乎没有一家是多元化的财团。相反,专业背景下的全球化是一个流行的趋势。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全球化的策略,使得一些并不出众的传统公司一跃而让人望尘莫及。
荷兰的喜力、瑞典的宜家、法国的欧莱雅、西班牙的Zara、日本的三得利,包括韩国的三星,正是因为及时而长久地坚持了跨国战略,成就了公司的一代霸业。据称,在欧莱雅公司中,其员工来自45个民族,4。8万名员工中,3。6万在法国以外。
与全球化特征相关的是,那些专注于渠道能力的公司正散发出前所未见的财富魅力。
如果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能活到今天,他的资产将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两倍。在今年《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榜上,沃尔玛家族占去了从第十一到十四共五个席位。瑞典首富、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排名第六,德国首富、阿尔迪连锁超市创始人卡尔。阿尔布莱希特排名第八,在这个富豪榜上,前二十名顶级富豪中有九名是连锁零售商,其比例之高,堪称赫然。在过去的一年中,仅英格瓦。坎普拉德一人的资产便增多了45亿元,而这个数字超过了当今商界风头无人可比的韩国首富李健熙的所有资产,后者领导的三星集团已经是全球成长性最好的综合性电子企业。
这些连锁零售商所具备的不可匹敌的竞争能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现代连锁商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第二则是快速应变的创新能力,西班牙首富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纳创办的Zara服装公司从来不为自己的连锁店投放一分钱的广告,却聘用了200名设计师,每年推出的时装款式高达2万余种。
“垄断是暴利惟一的源泉”。这条犹太商法似乎迄今仍未失效,而稍有进步的是,垄断的意义正更为泛化和“商业化”。
在当今所有的首富中,惟一与资源型垄断有关的大概就只剩下两家,一是南非的奥本海默家族,他们控制了全球钻石资源的70%;另一个则是中国澳门地区的何鸿燊,他掌控了当地的赌博业。
而其他的各国首富则无一例外地通过完全市场竞争的手段,在各自的主营行业中保持着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垄断效益。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基本上完全控制了全世界电脑的桌面系统,意大利首富掌握着全国商业电视80%的市场份额,澳大利亚首富控制了全国80%的杂志市场,加拿大首富垄断了报刊市场的70%以上,新任印度首富则拥有世界年钢铁产量的6%。让人惊奇的是,在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首富中,只有两位半是以IT为主业的,一个是比尔。盖茨,另一个是中国台湾的郭台铭,他领导的鸿海集团是全球盈利第一的电子专业制造服务厂商,在“房产大王”兼“保险大王”蔡万霖去世后 ,他的资产已超过王永庆而居全岛之首,那半个则是墨西哥的首富卡洛斯。萨利姆,这位61岁的黎巴嫩移民在二十年前用1760万美元买进了墨西哥电话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戏剧性地增值到200亿美元,占据墨西哥证券交易所总资本的40%。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首富对国家经济的实质性影响已非当年可比。在1901年,当时的美国首富是安德鲁。卡内基,他所领导的美国钢铁公司资本达到14亿美元,相当于彼时美国流通货币的三分之二。在今天,除了某些极端贫困的国家,那种能够一手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绝对富豪”已经很难出现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以霍多尔科夫斯基为首的“七寡头”之间的搏命角斗,便是一个商业制度雏形初现的国家政权对此的一种本能式抵拒。
“首富部落”中的新贵
成为一位首富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
通过对三十个国家和地区首富研究得出的结论,足以让所有人都充满信心:这三十个人的父辈没有一个是首富!三代以上的豪门世家不到两成,其家族产业为钻石、啤酒、服装、媒体,两成左右是第二代创业。另外,中产阶层出身的占到了四成左右,他们是个人奋斗的典范,而还有两成则是出身极其卑微,如矿工、小店职员、移民、不名一文的“穷王子”,甚至走私贩子。
也就是说,如果机缘凑巧、天纵奇才,任何人从现在开始都是有可能终其一生成为一个国家的首富。
往往是在一些发展中或转型期国家,容易发生一些戏剧性的财富爆增事件。第一个被印上中国首富标识的牟其中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个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贸易贩子,他把四川的滞销轻纺品、罐头贩卖到俄罗斯,换回来几架后来——掉下来的飞机。
如今已是英国首富的阿布在并不遥远的1989年,还是莫斯科机场的一个走私贩子,“他的包里装满了万宝路香烟、夏奈尔香水等违禁品,为了把这东西带上飞机,他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