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4李敖书信集-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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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这样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随时准备被暗杀、被下狱，丝毫不以为异，“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虽然凶多吉少，但是临凶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达观、从容，可谓“汉唐以来所未有”。唯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后“没世而名不称焉”，我九月六日对罗小如说：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古代的受难者，他们虽然“流泪撒种”，但是可以“欢呼收割”；现代的受难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种固须流泪，收割也须流泪，因为你所得的往往是镜花水月。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绝不怀忧丧志，仍旧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十七年前，我翻译劳伦斯（D．H．Lawrence）的文字，我真的喜欢这一段：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　The　cataclysm　has　happend，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there　is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but　we　go　round，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在国民党的“废墟”中，我年复一年，不断的要盖“小建筑”、寄“小希望”，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牢必于是、出狱必于是，我已学会收割时决不流泪，因为我未尝不知道镜花水月总成空，但空又何妨，我们是男子汉啊！
　　虽然这里与我的关系，到头来不过如此，但我在万里长空、且做“希腊”左巴舞的时候，总也想到人间毕竟该有“行者”与“死者”的布局，羊角哀与左伯桃、公孙杵臼与程婴……以至《北非谍影》中的乱世男女，无一不是“古仁人之心”所该留意的。“古仁人之心’的特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并不忘了带给别人“物喜”、成全别人的安全和快乐。我小时候看隋唐故事，看到隋唐好汉一身力托城门门洞的千斤闸，让人逃出，自己却被压死，我至今难忘。人间毕竟该有它的“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复杂意义，不但有这种复杂意义，并且在表达这种意义时，所用方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式的，是一种既勇者又达者的从容（甚至不妨伴同一点喜剧性的玩笑）。到了这一段数，才是人生的“极高明”的境界。　写到这里，回顾一看，发现全信都太大道理了，你读来一定不够轻松，决定再写一点轻松的。　你走后第二天，贵本家刘永偷渡到了香港，“乾隆爷”毕竟有办法，他可以“如‘出’无人之境”，使国民党颜面丢光。他到香港后，招待记者，发表三段名言如下：
　　一、“留在台湾，我已经没有前途，要是进了监狱的话，更是死定了。”
　　二、（在被问“你在台湾承受很大的压力吗？”之后）
　　“不止是我，其实每个有关的人都受到压力，就是法院也有他们的压力。”
　　三、“除非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容身之地，我或许会考虑去台湾的。
　　刘永在香港招待记者是二十三日，同一天在台北，贵本家刘家昌也招待记者，报上说他：　在台北市福华饭店四楼举行记者会，郑重说明他最近赴港，确实与治安单位实施的扫黑行动无关，他强调自己与不良帮派分子毫无关系，成立欧帝威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灌制歌曲“大中华”唱片，至于公司其他成员过去的素行，他并不清楚。
　　刘家昌同时指出：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写了二十多首歌曲，教过一千多学生，作为一个艺人、作曲家、导演的他，却一再因为舆论界不实的报道，受到社会大众及亲朋好友的误解，使他由伤心、痛心、而转为恶心，因此，他已决定不再留在台湾从事艺人生涯，准备结束在台湾的演艺事业，“心碎地走了”！其实，刘家昌既未“心碎”也没“走了”，不但没这样，反倒为国民党党营机构中影公司立刻拍起“洪队长”（这次因扫黑而被黑道打死的警察）来，以致群情愤激，纷纷打电话到中影去骂。可见国民党借扫黑以欺天下属实，事实上，扫黑只是“治安秀”而已。我在前天（三日）的《发扬周刊）上发表“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就指出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去干掉江南，本来以为做得干净利落的，但是想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并非饭桶。他们居然能够得到旧金山地区华人社区的协助与合作，抽丝剥筋，使凶手呼之欲出。这时国民党慌了，唯恐在美方宣布凶手姓名时候，这些凶手还在台湾纳福、还在台湾逍遥，那时必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于是突然发动“一清专案”，借扫黑为烟幕，先使陈启礼他们落网。（这也就是抓来抓去，所抓的对象都以竹联帮为主的缘故；也就是陈启礼被抓第二天即移送调查局秘密侦办的缘故。）这样先把人抓起来，有许多好处：第一、不会在美方宣布时过窘（上帝作证，我老K并非无能之辈，我们也能抓到坏人，也不掩护坏W）；第二、人扣在手里，可防泄密、可防凶手在心有未甘时掀出真相；第三、对凶手、对美方，都有讨价和谈判余地……正因为真正原因在此，所以，扫黑行动在一夜之间脱黑而出。我并非说国民党绝无扫黑的其他理由，我是说在许多方面，黑道其实是国民党的同路人和猫脚爪，对国民党来说，并非大害，国民党并无雷厉扫之的必要。如今一反常态而扫之，除了在为自己脱罪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其他意义。黑道被国民党纵容了几十年了，这样的扫法，只是促成黑道的新陈代谢而已，绝无斩革除根的可能，国民党当然深知这一点，所以，扫黑扫黑，一言以蔽之，“治安秀”而已。历来黑暗的统治者都会“杀人灭口”；如今国民党杀人无名，只好“抓人脱罪”以欺天下。今天（五日）报上有竹联帮新任堂主出现，这就是我所说的只是促成黑道的新陈代谢而已，扫黑云乎哉？（到今天为止，竹联帮查获到案的手枪，只有四把，主力军火，全没破获，破案云乎哉？）　这些消息以外，昨天（四日）（中央日报｝有消息如下：
　　萧孟能王剑芬
　　涉嫌违反总动员法起诉
　　（本报讯）近年官司缠身的萧孟能，因在处理债权时，曾收受王剑芬给他的美金支票，两人昨天被台北地检处依违反总动员法提起公诉。
　　萧孟能六十四岁、王剑芬四十六岁，七十二年间王剑芬为清偿与萧孟能间的一笔债务，签发美金一万元（纽约林肯银行）支票共两张，交萧孟能收下，有违反总动员法禁止美金买卖的规定，案经刘会云提出告诉。
　　下午《大华晚报》、《民族晚报》也有同样的新闻，屠申虹口中（台北市民刘会云），毕竟神通广大，我决定把你的告发状，给发表出来，看看萧孟能、王剑芬他们在干些什么也！（写了半天，原来这才是最轻松的！）　敖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午
　　
　　谁来激烈？
　　崇五老伯
　　岫容伯母：
　　真是好久不见了！没想到阔别这么久，也没想到府上已迁到中和乡！
　　谢谢你们的贺年片，谢谢“全家问您好”。我今年忙得竟一张贺年片也没寄，失礼透顶，千万请原谅，请原谅！
　　孙智囗已于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美国结婚，新娘子是裕珩兄同班同学温撷云，他们真可说是“有缘千里‘去’相会”！今年一月三十一号，我收到囗寄来的一封信，里头附寄了一份美国《侨报》的巨幅社论，是替《文星》被查禁“呼冤”的，可见此次“文星事件”影响之大。
　　我已于本月一号正式离开文星书店，其中原因，不说自明。我现在也无路可走，只打算印点自己的书不惹麻烦或少惹麻烦的书，混混饭吃而已。
　　今晚读崇五老伯十二年前写的那篇《丁先生言行侧记》，读到：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建立，先生应选为国会议员。民国二年，宋案发生，袁世凯将不利于民党，对国会议员中之民党分子，尤视为眼中钉，时先生族人某游宦京师，日哓哓于先生之侧，力劝先生委曲以缓祸，先生愤然曰：“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
　　这段故事，使我感触老半天！丁惟汾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真是英雄好汉。当然鼎丞（即下惟汾编者注）先生活到今天，不必再“委曲以缓祸”了。因为在　“民党”当政的今日台湾，“委曲以缓祸”的，当然不会是“民党”啦！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中华民国大学志》，上有鼎丞先生亲题送人的字，颇为难得。
　　我建议岫容伯母不妨以“坐牢资历赛过王崇五”的经验，写一点狱中的回忆，我深信那将是中国人权史、狱政史的好材料，对将来社会的改革，必将大有裨益。
　　崇五老伯也应尽快把中共早期党史的“独得之秘”（如吴廷康、杨明斋等人的媒介作用等等），整理出来，对“知己知彼”的工作上，当大有帮助。目前，“知己知彼”的工夫，做得实在不够。政大教授王健民写了《中国共产党史》三巨册，拿到中正书局卖了一天，就不准再公开卖了！此事王健民现在还在力争中。准此以观，在“知彼”的“标准”和“公开度”还没明确以前，崇五老伯欲把“独得之秘”　印行问世，似亦非得先取得“特准”不可也！
　　草草奉上几句，聊表感怀之意。改日当亲去府上。面候起居。敬请
　　双安　并祝
　　裕珩兄嫂及阖府青少年男女士大好！
　　李敖　敬请
　　一丸六六年四月二十日夜四时三刻
　　二、再寄王崇五夫妇
　　崇五老伯：
　　七号（周末晚上）承赏饭，自当如约前往，先致谢。并请转告伯母，千万要吃　“家常便饭”，一如往例最好。过去我在府上吃饭，每次都吃得最饱，这还是因为　“祖籍山东潍县的关系”人家是“乡音未改”，我则是“乡味未改”也。
　　只有伯母做的饭，最能有“乡味”，我这个结论，您该是最好的证人。
　　最近我又被在朝的和在野的“思想警察’们大围剿，至有以“卖国”相诬者，真是千古笑谈！“国”岂易“卖”也哉？尚有“国”可“卖”也哉？
　　久不读旧诗，今晚心血来潮，特抄陆放翁《过广安吊张才叔谏议》，聊寄今古相知之意也！
　　春风匹马遇孤城，
　　欲吊先贤涕已倾。
　　许国肺肝知激烈，
　　照人眉宇尚峥嵘。
　　中原成败宁非数？
　　后世忠邪自有评。
　　叹息如人真未易：
　　流芳遗臭尽书生！
　　此请
　　双安并颂
　　阖府大吉
　　李敖　敬上
　　一九六六年，又是五四了！
　　
　　我怎样给王尚义擦屁股
　　亲爱的小姨：
　　二十一号晚上你和康日来看我，正巧一位民意代表请我吃饭。第二天我就打电话跟康向联络，正巧他又不在。昨天和康白通电话后，我才知道我在十三号十六号两天跟他长谈（关于尚义的遗著事，托他转话给你们）的“效果”并不大因为你们似乎仍未“放弃”一个与情理法都不合的‘自扰”念头，仍要找我“谈”，完完全全浪费时间的“谈”！
　　因此我不得不很客气很不保留地写这封信，坦白向你们说几句，我不得不浪费一次时间。我痛苦地觉得，这次时间的浪费，完完全全是“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促成的。因此，我告诉你，我实在厌恶他们已极！　首先，我想你一定知道，我李敖是尚义生前的一位跟他并不“投机”的朋友，坦白说，我并不喜欢他。我觉得他不成熟，多其不应多之愁，感其不必感之感。他没有定见和深度，今天信耶稣，明天拜居士，后天又躺在床上，为失落的自我而哀鸣。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太浮动，甚至太好虚荣。当然他的兴趣很广，人又聪明，多才多艺，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自然也可投合一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使他们成为他的“忠实读者”。这种“忠实读者”，在尚义早夭以后，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这也是他的“遗著”比他的“生前作品”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正由于尚义的才艺远超出包围他的人之上（包括他的家人），所以他慢慢在包围他的人的赞赏之下，更宫之又玄起来，直玄到身罹肝癌而死，才暂时使包围他的人明白：原来尚义之死，跟他们的赞赏也不无关系尚义如果“不走这条路”，也许根本不会得这个鬼肝癌！
　　这也就是我始终认为：尚义之死，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不无关系，也跟尚义的家人不无关系。我这种认为，一定得罪许多人，可是我绝不在乎，随别人怎样说我，反正我要说我要说的真相。　这也就是我在尚义死后，发现尚义的弟弟也“走这条路”的时候，我立刻表示“冷淡”的原因。我对尚义的弟弟的缺少“鼓励”，乃至不发表他纪念尚义的文章，不欢迎他来看尚义的遗物……等等，都是我最“无情”的一面，我觉得我的不婆婆妈妈，虽然明显地使人不快，但是至少也明显地表示出我的基本态度，我大可不必假惺惺！
　　尚义在死前不久，经济上，由于他的花费稍大，已经很不景气。他跑来找我帮忙，我借了一些钱给他，并且由我经手，还向萧孟能借了两千元，当然这些都是倒账。他要卖一部分书给我，我也收购了。此外，《文星》发表了一些他的稿子，也对他不无小补。他又托我找文星替他印（狂流），可惜我未能帮成功。他又提议朋友捐款“赞助”他毕业，我很不以为然，我当面告诉他：“这叫什么作风！”我并且拒绝了这种我不赞成的举动。　在另一方面，尚义对我的作风是：①反对我跟他妹妹尚勤来往；（幸亏我直接认识尚勤，直接认识你，不靠他“帮忙”！）②联合出卖李敖的朋友，倒向“徐复观之流”！
　　亲爱的小姨呀！我李敖这点雅量还有，我对尚义，始终不因他对我的“作风”而说什么，我只是装糊涂，直到他在我眼前死去，我从来没就上述两件事，说过一句话。　我自信我比尚义的思想广阔得多，成熟得多，我不会怪他所做的，可是我的坦白性格，也使我不论在他生前死后，从不掩饰我对他的“批评”我绝不“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而去歌颂他、赞赏他，我仍旧坚持我对他生前死后的一贯认定。
　　你知道我在尚义去世后，曾多少帮了一点忙。那次帮了一点忙的经验，也多少使我恍然大悟“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据我所知：答应捐巨款后来却黄牛者有之；答应保管遗物后来却怕“闹鬼”而推到我来代管者有之；答应整理什物后来却叫我代劳者有之；答应整理遗稿后来却叫我熬夜代编者有之；答应接洽出版而黄牛者有之；答应照顾尚义女朋友而竟意图“接收”者亦有之……凡此种种，明眼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