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影响力的书-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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厣系娜嗣鞘遣豢赡芾肟模蹩硕的流亡过程令人崩溃：库切描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然而最后的结局都是孤独，特别是迈克尔·K在人群中的孤独，让读者触目惊心。
恺蒂曾经在一篇关于库切的评论中说，读库切，让她想到的是中国的作家——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不向任何人妥协。很多人都会有和恺蒂相同的感受，以至于他们开始认为，库切不会出席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因为诺贝尔奖虽然是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却始终难免有被政治等其他因素把持的嫌疑，作为批评者的库切是不该与之妥协的。
然而年底的颁奖礼上，人们看到了库切，库切不但前来领奖，而且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在这篇小小的寓言中，“他”和“他的人”互为依存，却又互相不能理解：他们像两只航向相反的船，一只驶向东，一只驶向西。没有人说得清楚“他”和“他的人”到底是谁，然而透过这篇寓言骨子里面的孤独，库切延续了他的一贯立场，对整个西方文明世界进行反思。
恐怕不会再有人无视诺贝尔奖了，库切也不会。但是通过他的演讲，人们似乎看到，库切其实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在这篇现代寓言中，库切继续着他的反思与批判，而其中的冷峻与孤寂，与他其他的作品并无二致。
其实库切真的和鲁迅很像，不只是从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到那种只有在鲁迅作品里面才有的淋漓尽致的痛快，更多的，是他对事物进行整体思考的方式。很多人曾经猜想鲁迅如果更加长寿会在晚年有什么表现，或许库切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任何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恐怕都会像库切这样：例如在《冒犯：论审查制度》这样的散文中，库切对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和严厉的批判，而从风行一时的《耻》，所有读者都了解到库切对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社会痛心疾首。所有思考者都会相信，批评会促使一个社会进步，库切显然也相信这一点。
似乎每个社会的批评者最终都将成为流亡者，或者在身体上，或者在精神上。《耻》的出版给库切带来了第二座布克奖的奖杯，更给他带来了当时的南非总统姆贝基的公开指责。新南非的建设者们或许很难理解库切对这块土地的热爱，他们也不愿正视库切描绘出来的南非现实图景，于是库切只好选择自我放逐，因为南非已经不再是家园。
库切的批评显然并不只是针对南非，其实更多的，是对历史与当下的双重思考，即使在自我流放的途中，即使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库切依然还是库切，继续着对世界的批评与期望。
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等待野蛮人》（1980年）
定价：19。00元
《等待野蛮人》是作者第一部为自己赢得国际声誉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部有意隐去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作品中，库切显示了对当代生活的真切把握，从根子上抓住了文明的痼疾。此书一出版即摘取费柏纪念奖，英国最老牌的企鹅出版社将此书选入该社“20世纪经典”系列。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年）
定价：20。00元
纳丁·戈迪默称这本书的出版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小说描绘了内战爆发后一片荒凉的战争场景下的大南非，一方面谴责了种族主义，一方面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做出了质疑，力图表现人在混乱环境中内在的精神生活以及人和他所生活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彼得堡的大师》（1994年）
定价：22。00元
一本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人公的小说。采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的大量史料。当年《纽约时报书评》的题目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普敦：J。M。库切的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库切选择这样一个文学人物来作为小说的素材是耐人寻味的。
《青春》（2002年）
定价：19。00元
一本用小说的方式追溯自己青年时代经历的书，颇有自传性质，发表于库切62岁的那年。小说回顾了一个50年代的青年人在伦敦寻找自己的文学梦想，又在无比的失意中重返南非的一段经历。书的副标题为“外省生活场景之二”，和《童年：外省生活场景之一》构成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年）
定价：24。00元
本书是作者获诺奖前两个月最新出版的一部小说，被称为是最复杂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全书以复调小说的对话关系为叙述核心。整部小说的结尾，科斯特洛念叨着“文学的，太文学的”，戛然而止——她在寻求冥冥中的一个声音来为自己的文学生涯做出价值判断。
《政法笔记》：
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书评人王小山
但凡一本书是说道理的，能把要说的说清楚，是头等难能可贵的。我读书也有近30年了，却依然有些书读不懂，总觉得有些遗憾——我指的是我本以为自己应该读懂的那些，不包括一看书名就知道读不懂的，比如《线性代数》或者《相对论研究》。忽然找到一本能读懂的说事的书，自然很高兴，我指的就是冯象先生的《政法笔记》。
《政法笔记》是冯象先生25篇文章的结集，这些文章讲的大都是跟法律有关的道理（只除了最后介绍自己读书经验的一篇和写2000年美国大选的一篇，没兴趣的可以不读）。一般说来，他喜欢从一个具体的事例入手，分析事例背后的法理学意义，无非是从法理、类似案例、约定俗成的解决办法等方面相对照，把事情说清楚而已。比如其中一篇名为《取名用生僻字该不该管》的文章，从国家语委的一项名为《人名规范字表》的“工程”谈起，最后得出“不该管”的结论。其间反复论证，涉及到的文本有《汉语大字典》、《康熙字典》、《同源字典》、《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辞学》、《红楼梦》等等，甚至有《性心理学》；人物有毛泽东、圣奥古斯丁、蔡文姬和她的三个丈夫、王熙凤等等，可谓融古今为一炉，收中外为己用了，虽然有嗦的嫌疑，但道理确实是讲清楚了。
书中的文章大多都是这个套路，涉及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从婚前财产公证到鲁迅的肖像权，从性贿赂到官员的名誉，好就好在作者一般都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婚前财产公证没有实际意义，性贿赂不是贿赂……对于法律，如我这样的门外汉实在太多，汗牛充栋的法律条文书和律师资格证考试辅导一类的书对我来说，读起来与《线性代数》也没什么两样，同样都是看不懂，需要的就是这样有明确结论的书。
这也就引入了另外一个话题：这本书是给什么人看的。简单的结论上面已经有了，这本书是给一般对法律有兴趣的普通读书人看的——在“普通”和“人”中间加上“读书”两个字，意思是，如果不经常读书的人，看本书也会有障碍，因为作者实在太爱掉书袋了，引用很多前人的话，讲很多古今中外的典故，但有时候并不试图去说清楚这些典故之间的内在联系，须仔细考虑才能明白他的“深意”，如果一个不经常阅读的人看本书，会存在一些障碍。也就是说，《政法笔记》讲的是法律，能够深入浅出，但虽然不高，也还是有个门槛的。在读本书时，跳过作者设置的这些障碍，直接读论证过程，也是一种办法，我试了试，这么做并不会把作者的意思理解得太歪。
前面说过，这是一本容易读懂，但多少又有些障碍的书。除了一些转文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障碍来自作者的文字，因为作者的文字并不那么晓畅易读。虽然在法学博士之外，冯象先生还是文学博士，但我个人觉得，他的法学知识超过了文学能力。
同类书中，林达先生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就基本没有文字问题，林达先生的文字感觉很好，节奏感强，甚至可以读出声来；类似的讲事的文章中，王小波的文字也是好的，自然通畅，不矫饰不造作。不同的是，王小波先生不习惯给出个明确的结论，总是希望他的文字能“其义自见”。这两种风格，并无高下之分，但作为一个还算经常读书的人，总希望看到的书内有更平淡从容的文字，这要求并不过分，而冯象先生文字的书卷气则偏浓了一些。当然，只是个人喜好，冯象先生这种近似典雅的文风也许很多读书人会喜爱。
其实，在我看来，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冯象先生得出的很多结论与我们想象中“应该”的结论完全相反，但沿着他的思路跟踪下去，你会发现他的道理。这等于给读者提供了思维的另一个方向——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并不总是对的。
有人可能会说：可是，这是从来如此的。
但“疯子”们考虑问题会有另外的方式——我说的是鲁迅笔下的狂人，他反问道：从来如此的，便对吗？
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
阅读始终不缺席的克里玛
□高兴
“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
——伊凡·克里玛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几乎所有捷克以外的读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人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谈到昆德拉，他们往往会耸一耸肩膀说：噢，就是那个早就跑到法国并已加入了法国籍的捷克人。
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早就把自己当做法国作家并直接用法语写作）。这里面自然涉及到不少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捷克人最最推崇和喜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伊凡·克里玛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让捷克读者着迷的一位。
伊凡·克里玛（IvanKlima；1931—）算得上捷克当今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他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有过三年多时间的集中营经历。中学毕业后，到著名学府查理大学攻读捷克语言文学。1969年，应邀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当访问教授，本来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可第二年，重又回到祖国，从此一直在布拉格生活。
同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他对集中营经历也有着自己特殊的视角。他认为，除去恐怖，那段极端的经历还给他带来了对幸福和自由的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甚至觉得：“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也正是在集中营里，他首次听从了写作的召唤：“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走向偏激和狭隘。但让人惊奇的是，在克里玛的作品中，我们却几乎看不到“仇恨”两字，因为，克里玛及时地悟到：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种开悟在将他的创作引向一种更高境界的同时，也激活了他内心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已出版了《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金子般的生意》、《爱情和垃圾》、《风流的夏天》、《被审判的法官》、《一日情人》、《爱情对话》、《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写下不少剧本以及《布拉格精神》、《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等随笔集。尽管“布拉格之春”后，他的作品在捷克遭禁，他本人也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但他的大量作品依然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不少还传到了海外。因而，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作品被译介到了五十多个国家。只不过当时昆德拉正在中国迅猛走红，让我们对其他捷克作家视而不见。而欧美文学评论界早就将克里玛和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当上总统的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相比，克里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像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更像他的前辈哈谢克：随意、散漫，有将任何悲剧化为幽默的天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哈谢克更能体现捷克文学的传统。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结构松散，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如果说昆德拉的笔触最终是朝天的话，克里玛则是向地的。昆德拉总是不断地从小说背后跳出来，打断读者并引领读者去沉思、去发问，自觉地扮演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也是我每每读到昆德拉，就会首先感到他的骄傲，他的炫耀，甚至他的自私的缘由。昆德拉是个文学野心很大的作家。他也的确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文学成就。而克里玛却要谦卑得多，只诚恳地给你讲几个故事，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琢磨、可回味的话，他也一点不在意。他有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距离的本事。他的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同时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都会灭亡。克里玛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对付生存的超级本领。读读哈谢克，认识一下那个胖乎乎的帅克，你就会同意他的看法。他在谈到布拉格这个城市更愿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时，也正是在谈论捷克这个民族。
克里玛作品中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在这一点上，他和昆德拉有着相同的策略。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的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这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抓住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里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此外，克里玛在捷克以及其他国家的畅行，恐怕也同这两个点有关联。
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里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