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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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赠赐婚。赠赐婚有三项：赠婚、赐婚、指腹婚。所谓的赠婚，是指家长、族长或权势者，把自己手中控制的女人作为礼物赠给自己所亲近的人。比如，孔家老二就把自己的女儿赠给了自己的学生公治长，还将哥哥的女儿赠给了南容，你看这老师当得多好。怪不得学生都尊敬他呢。至于赐婚，则是指帝王将相或匪头贼首把自己手中的女人当作奖品送给自己喜欢的人。赐婚在古代社会很平常，史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元帝把自己的女人赐给少数民族兄弟，真正做到了汉匈一家。至于把真公主假公主赐给少数民族兄弟的，更多了。细君，解忧，文成，金成，多了去了。这些镜头，我们在影视里也能看见，电视《还珠格格》里就有，皇帝一高兴，指谁就谁。更可笑的是，匪首也有这种权限，比如宋江就慷慨地把英武美丽的扈三娘赐给了自己的手下－矮脚虎王英，也不知宋江这老小子凭的是什么。至于“指腹婚”，在民间更为流行。两个男人是哥们儿，一喝酒，就拿老婆肚里的孩子作了交情。看来中国男人都先天的具有帝王或匪首气概，动不动拿别人的婚姻当作自己的儿戏。无权拿别人，好歹有自己的儿女供自己潇洒一下。
3、聘娶婚。
聘娶婚，是指男子以财物作聘礼而娶妻，女子因聘礼而出嫁。《礼记。曲礼》说：非受币，不交不亲。意思是说，没有〃币〃作为聘礼，男方是不能与女方交亲的。聘礼这一关，皇帝也不能免，《汉宫仪》载：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末，平帝娶王莽女为后，有司私自给这小姑娘涨了价，奏请给黄金二万斤。给人的印象，皇家婚姻颇象一桩大买卖，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长期以来，民间社会最流行的婚姻形式当是聘娶婚，直到如今，乡下婚姻里还保留有聘娶婚的诸多特征。但是。聘娶婚一直受到人们的攻击，其受人攻击乃是由于它自身的两个特征：
1）聘娶婚的实质乃是父母包办婚姻。既然父母包办，那么父母在这场婚姻中，可能不去考虑子女的爱情、性格与审美取向，考虑更多的当时双方家庭的利害关系甚至是自己的审美口味。比如张学良的第一任夫人于风至，最开始即是由张作霖那老家伙相中并作主为儿子订下的；当时张学良还有点不乐意，可老贼说了：这第一个由我定，余下的你爱谁谁。张学良后来能落个大流氓的称号，估计跟他父亲的谈判条件有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的旗手们以身作贼，从自身作起，反对包办婚姻。中国的五四运动半途而废，或者说五四精神由科学民主转向政治的马克思主义，与这帮旗手的不彻底有很大的关联。比如，鲁迅反对包办婚姻，他只反对一半，他反对的是朱安女士，却并不反对包办婚姻的老娘。如果说 鲁迅在这场婚姻中是个牺牲品的话，那么，朱安女士则是更大的牺牲。因为鲁迅接受了这场婚姻，只是为了不惹母亲生气，并且自言朱安女士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项礼物。对于朱安，鲁迅并没有尽过任何丈夫之责与丈夫之义务。这场婚姻中，朱安又成了鲁迅的牺牲。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看别人都在家展开了解放运动，也跑到家扯反旗。没想到那小脚太太江冬秀的反动堡垒比较坚固，据说这女人当场拿出一把剪刀扬言：离婚可以，但是我拿剪刀先剪死你的儿女，再剪死我自己。据说潇洒浪漫的胡适望风投降，从此再不敢提离婚的事儿。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旗手们反对包办的妻，不敢反对包办的娘；只在家庭中争自由，却忽略了政府的专制。也许家庭中的婚姻不自主是他们的切身之痛，所以他们的民主小旗只在卧室的床头飘扬，却没有插到国家市政的广场上。这似乎在一开始就预示了中国革命的悲剧走向：无数个冲出家庭小牢笼的革命青年，革命了一辈子，却发现自己被革命的大牢笼套住了！这里扯得有点远，但是研究历史不能忽略细节，细节才是真正的历史，只可惜我们过分热衷于总结规律了。
2）有人认为，聘娶婚的第二个特征即是商品买卖婚。有人干脆把聘娶婚叫作财产婚，或者买卖婚。因为聘娶婚的成立，是双方父母通过媒人这个双料经济人，经过一系列的针对聘礼的拉踞式的讨价还价才走向交易的。当然，聘礼的初始意义只是一种礼仪规定，但是双方对聘礼数量与质量的过分执着与坚持，让无识之士也能看出端倪来。更关键的是，亲家双方还可以在礼仪这块遮羞布下进行堂而皇之的讨价还价，一点也用不着难为情。皇帝不急太监急，世人对这种现象看不惯。清代史学家赵冀在自己的《二十二史劄记。财货》中说：凡婚姻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聒不为怪也。看赵先生的意思，婚姻里竟然存在有贿赂现象。这一点我信，比如，你不娶我女，我家多给你陪嫁，吓死你。你不嫁我家，我多给你聘礼，还是吓死你。中国人多胆小，这亲事大部分都能吓成的。赵冀的批评还算客气的话，那元代郑介夫的批评就太不客气了，他说：受财者则易其名曰聘礼，实为价钱。。。与估卖驱口无疑。这家伙，把婚姻说成买卖牲口了，真够言论自由的。民间有骂媒婆的传统，其实大家不知道媒婆在这种交易中的辛苦。双方在讨价还价，但最终还是亲家，只有媒婆，里外不是人。亲家不见面，媒婆就需要在两个雇主之间来回奔波，甚至有女家恶意哄抬物价，一女许多家，男家不守诚信、娶亲之日仍不兑现聘礼之数的。如今的偏僻乡下，仍能发现婚姻中的交易特征，媒婆常发的牢骚是〃我腿都跑细了〃，媒婆小腿跑细并不是给男女双方传情书所致，而是双方价钱老谈不拢。而且，因价钱谈不拢而使婚事最终告吹的为数也不少。
隋唐之际，以财产多寡而论婚姻已成为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以致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唐太宗不得不身兼妇联主席的角色，亲自过问这个问题，告诉大家：婚姻应本着仁义原则，不能在婚姻之初就预先瞄上对方家中的财产，更不能把婚姻当作一桩好买卖。问题是效果不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皇上的一纸诏书就能禁得了的，一是人性如此，二是实践中，太不好操作了。人家婚姻中，到底买价卖价若干，你怎么知道？再说了，只许州官买儿媳，不许百姓卖闺女，也有点不成体统。
到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壮大，更使婚姻沾染上了商品的特征。蔡襄在福州做地方官，看得多了，也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认为娶妻本是为子嗣计，但大家好象就是为了眼前那点财产。司马光更是上火，批评当今世界，遍地都是贪财小人。娶妻时，首先问人家能给多少陪嫁，嫁女时，首先问人家能给多少聘礼。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话若放到现代，好象也错不到哪里去。
民间谚语云：皇帝女儿不愁嫁。这话端的有理。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在主旋律上压制商品经济，压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但是百姓 并没有完全被这种大而空的主旋律所蒙敝，嫌贫爱富仍是民间婚姻选择中的潜规则，尽管有七仙女爱上董永，白娘子爱上许仙的浪漫故事，但故事的背后却有着经济的杠杆：七仙女织锦，一夜成匹；白娘子盖房子，吹口气即成。而中国古代流行的所谓的爱情小说，也让人不敢恭维，大致这样一个模式：美人救狗熊－后花园里，贵家小姐救落难书生，小姐除了以身相许之外，还给书生进京赶考的路费。小姐的 父母嫌贫爱富，不乐意；小姐慧眼识英才，端的是郞才女貌。经过一番折腾，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也很浪漫，但浪漫的背后，还能发现那条不光彩的尾巴－落难书生中了状元！让人由不得怀疑：小姐当初所谓的慧眼，可能就是经济眼，发现的郎才，可能就是潜在的郎财。总之，经济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如此不可轻视，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婚姻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
恩格斯说：整个私有制社会，择偶制度都是以权衡利害为原则，也就是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核心和首要标准。德国社会学家穆勒分析人类婚姻制度史，指出，上古、中古现代三阶段中，人们在爱情、子女、经济三方面的选择，次序如下：上古，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现代，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次序，咱们中国是否与其一致（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讲课过程中，同学们强烈建议，中国现代的婚姻选择与穆勒列出的都不符，应该改为经济第一，爱情第二，子女第三。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其实，中国现代社会，婚姻市场化倾向特别严重。何清涟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她有幸听到几位年轻女子有关择偶的对话：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人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竞相购进的对象。但这样的绩优股因其多值壮年，早已成家，由“内部人”控制。绩优股穿越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洒，但是“内部控股人”活得很累，因为她们控股的地位并不牢靠，经常面临着第三者“恶意收购”的危险。欲收购绩优股，需先作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人变妻子），过程虽然艰苦，但总比嫁给一个前途未测的“原始股”要好得多。再说了，自己千辛万苦把原始股培育成了绩优股，自己也要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
何女士不愧经济学大拿，调侃起现代化婚姻，也是满纸莞尔。不管怎么说，现化婚姻里仍有诸多古代买卖婚的遗留。仅举一例，女大学生上学，本是提高自身素质，但在现实面前，却成了提高自身“嫁码”的一大要素。至于坐台女，也会因大学生这个文凭而提高身价。好了，这事咱就不说了，因为我 不大能弄清，咱们这些东西，是封建遗留呢，还是资本主义腐蚀。
主编《男女十人谈》的向娅曾于1995年12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随机抽样调查，发出250份，收回223份，其中一个问题是〃有钱对于男孩子是否很重要〃，回答〃是〃的占47。1％；另一个问题是〃漂亮对于女孩子是否很重要〃，回答是的占57％。有人说，传统婚姻崇尚的是郎财女貌。
4． 转房婚
又称收继婚、升房婚、转亲婚、叔嫂婚。一般而言，转房婚是指父亲死后某一特定的儿子收娶其后母，或者兄长死后弟弟收娶其嫂，或者弟弟死后兄长收娶其弟媳，这种婚俗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现代人戏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此话倒也不差，因为据民族学家考证，这种婚俗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掠夺婚时人们所拥有的财产嗣承观念。原始社会，部落战争较多，掠夺来的妇女自然是财产，一旦男人死去，女人也要被以财产的形式转让给本部落其它男子。但是随着家庭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这种转让，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固定在家族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转让给与死者具有血缘关系的人。我认为，这其中，除了女人是财产这一因素以外，还有另一因素，即子嗣的原因。直到如今，乡下孩子的父亲死了，他的叔父或伯父，自然要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至于那寡居的嫂子或弟媳，这个做弟或做哥的，理所当然的要对其负担一定的经济义务。
非洲、巴基斯坦、以色列、美洲、印度，都流行过转房婚。至于中国，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都有存在。有人说，舜和其弟就有转房婚的迹象：舜没有发达时，在家帮老爹鼓叟干活，老爹不喜欢他，只喜欢小儿子象。老爹与象合谋害舜，再三下手。但天佑善人，总不如意。一次，骗舜下井，他们俩个遂在上面落井下石，用土填满，以为舜必死无疑。象公开说：这下可好了，两个嫂嫂就归我所有了。《孟子。 万章》载：二嫂使治朕栖。
至于少数民族，似乎更流行这个。比如，10世纪兴起于东北的女真族。《金史》称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也如此，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哈萨克族同样流行。
汉细君公主，嫁于乌孙王昆弥。昆弥年高，欲使公主再嫁其孙。公主不肯，上书汉王，汉王的回话是：第一，要顾全大局。第二，咱汉国向来不干涉别国内政！无奈，公主只好从命，连降两级，由原先的奶奶辈，一下子变成了孙媳妇儿。
细君之后，汉室又嫁解忧公主给乌孙王岑辄，岑辄死，其堂弟翁归靡即位为国王，继娶解忧，生三男两女。翁归靡死，岑辄之子泥靡即位为国王，公主解忧又嫁泥靡，生一男。总之，解忧公主共嫁两代三任国王，年老时申请回国：“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于公元前51年回到长安。此时公主年已七十，归汉后，又过了十八年，昭君出塞。王昭君在老单于死后，也面临着下嫁其子的风俗。我们是文明国度，昭君当然有点不情愿，上书求归，汉皇还是那句话：顾全大局，入乡随俗。民间百姓偏爱昭君，就象我们偏爱李清照，求证她不曾误嫁中山郎一样。所以，不惜篡改历史，给昭君编排两种野史，一种是：昭君一出关就投江自尽了！另一种是：小单于愣要娶昭君，她就饮药自尽了。事实上，昭君与那位小单于合伙两了两个女儿。
隋宗室女义成公主，于公元599年（开皇十九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
至于晚唐的咸安公主，在回鹘生活了二十一年，直至病逝，创造了历嫁祖孙三代、两姓、四位可汗的和亲记录，一举超过汉公主解忧和隋义成公主。
值得一提的是，宋时，朝廷不但不外嫁自己的公主，而且明令严禁国内转房婚，违者受惩。这一文明进步据说跟理学家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理学家认为，转房婚大大违反了理学的三纲五常原则，从血缘关系上讲，至少是一种乱伦。
宋的严禁转房婚，还有一因，据说是从唐朝灭亡教训中悟来的，因为唐朝在男女关系方面有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主不喜欢旧附马了，给父亲打个报告可以换个新的，更不象话的是，父亲抢儿媳（唐明皇与杨贵妃），子娶父妾的（唐高宗娶武氏则天），这让宋朝的理学家们大跌鼻子，比如二程，对这个事耿耿于怀。还是朱熹聪明，最后自我安慰说，唐人如此，“源流出于夷狄”，总之，宋人很是看不起唐人！
宋明以后，民间流行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伦理观念。如黑老包，大义灭亲，把侄儿铡掉后，他给嫂嫂当儿子了。明朝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禁止民间转房。清朝时， 干脆是大刑侍候：收父祖妾及叔伯母者，斩；收兄嫂与弟媳者，绞。一手抓法治，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转房婚在汉族基本灭迹。现代电视电影里偶有弟弟娶嫂，哥哥娶弟媳的，但那都是爱情了，与本题无关。至于少数民族，就比汉族流行得长远了。刘心武主编《人民文学》，编发一篇小说《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里面述及藏族的此种婚俗，遭到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学生的抗议，刘心武下岗。 但这似乎已成另一种问题了。
5。 经济实用型婚姻
所谓的经济实用型婚姻是穷人为省钱而自发实行的一种婚姻的变通。也就是说，它没有聘娶这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