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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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经引出了另外一个概念：时间。
确实如此。时间概念与确认以一定顺序发生的事件紧密相连。两个事实，不可能绝对同时发生，只能是一个发生在另一个之前，我们关于时间的思考正起源于对这种连续性的认识。我们本可以就此止步，不继续去引出一个概念，该概念是关于在被考虑的两个事件间隙中流逝的一种奇特东西，我们将其命名为“时间”。对时间的一切测定都归结为计算一类型的事件（例如日夜的更替）在另一类型的两个事件（例如两个夏至）之间发生的次数。于是，人们推断出一年持续365天。接着，人们可以测定一天持续的时间，用钟摆摆击的次数来表示它，或者说用石英晶体振动的次数来表示这种摆击持续的时间。推此约定，一天持续86400秒，而一秒与铯原子人工变态现象的9192631770个周期持续同等的时间。
这些约定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一些时间来衡量另一些时间，但它们丝毫没有说明被测时间的特点何在。
不过，它们显示了“现在”的概念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一滴雨珠落到圣…戈塔尔高地，从那儿流向罗讷河和地中海，稍稍再远点就流向莱茵河和北海。两坡谷之间，一条国境线分隔相连的盆地。这条国境线没有丝毫的厚度，只是一条几何线条，人们可以确定它，但不能将它视为一个具有某种实在性的物体。同样，夹在两钳口分别为“过去”和“将来”的钳子中间，“现在”也不具有任何的实在性。有些语言就拒绝将动词“在”变位成现在时态，它们表达“我将在”、“我曾在”的意思，却不表达“我在”的意思。
然而，量子物理学可以给那些为“现在”的消失感到难过的人带去一分安慰：没有任何的时间能短于“普朗克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创立量子论，引起了现代物理学的革命。——译注时间”，它持续4。5×10…44秒。在这段时间里，理所当然可以说“我在”，只是必须说得非常快。
依照柏格森
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他哲学的出发点是对“持续”的发现。他将抽象的时间与他命名为“持续”的现实的时间进行了对比。“持续”是具体的时间、质性的时间、混杂的时间，不同于抽象的、量性的、均一的、由物理学家测量和计算的时间。“持续”表现出三个主要特点：连续性、不可分性和变化性。因而“持续”是无法预见的，自由正在于此。——原注的观点，把时间与（感受到的）持续时间区分开来是不是比较合适？觉察到的持续时间，是我们个人变化的原材料，它与通过仪器测算的、用于分开我们外部两个事件的时间实际上是很不相同的。这种内部的持续时间常常与事件的客观时间没有什么密切联系：等待的分分秒秒都是漫长的，欢乐的时刻总是短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子总是一年一年过得越来越快。
您说感受到的持续时间与客观时间没有密切的联系，那假如我们不存在，客观时间还会存在吗？
在我看来，宇宙肯定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发展它的历史，进行不依赖于我们的一个个连续的事件。没有我们，这种连续仍然会存在，但与我们的意识不可分离的持续时间，将没有任何的实在性。
因此，只有“数学化”时间才是可以测算的。
与长度和质量一样，时间是可以确定现实世界的数学模型中其余一切量值的三个基本量度之一。它是测算出来的。但测算本身不是绝对的。根据相对论，测算依赖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和空间中一定质量的存在。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形成一个整体：时空。
您刚刚说到“相对论”这个词，爱因斯坦给我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一直到20世纪初，人们都是把时间看成一块无表情的、无法逃避的背景幕布，一个个的事件全在它前面进行着。在我们想像中，一切都在流逝，似乎宇宙之外有座钟在滴答滴答地走，一个事件持续的时间就通过事件始末之间钟发出的滴答声数来测定。
面对不管在何种参照系中测量光速结果都恒定不变这个无法解释的事实，爱因斯坦的想法使人们曾经自认为无懈可击的时间概念土崩瓦解。时间并非先于事件存在，它是由事件产生的，而事件在空间中发生，这样，空间和时间就是相互关联的。爱因斯坦在他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中指出，可确定一个事件的四维不能被分成一边是空间的三维，另一边是时间的一维。如果人们希望能在不同的坐标中通过相似的关系描述同一事件，就必须考察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的四维——“时空”。改变地点坐标即导致改变时间坐标。但老实说，上述理论只是对于那些速度快得接近光速的事件才有实际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毫无损失地同以前一样进行思考，但不要忘记普遍意义与真实现象只是近似而已。一个著名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爱因斯坦的这个论证。一位先生问他太太：“你来陪我吗？我要去树林里遛狗。”“不，天冷，我还是呆在家里。”于是先生出去了，狗在他周围蹦跳，摇尾巴。当先生带着狗回来时，先生老得比他太太慢，狗老得比它男主人慢，狗尾巴老得比狗慢。事情似乎奇怪，但却是切实的。诚然，以他们移动的速度，时间上的差距无法测量。然而，按照十分严密的推断，对先生、太太、狗和狗尾巴来说，时间并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流逝的。
爱因斯坦后来走得更远，不是吗？
十年以后，还是爱因斯坦，给了绝对时间概念新的一击，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这一理论阐述了受重力作用的物体的动力学，认为物体的质量使空间聚绕在物体周围。正因为如此，太阳将空间聚绕在自己周围，使得所有的行星朝前运动最后又回到出发点，呈现出椭圆的运动路线。而空间的曲率也改变着时间的流逝。所以，甚至永恒概念都遭到了否定。本能地，我们将永恒视作类似于无限持续的时间（这已引起了伍迪·艾伦伍迪·艾伦（WoodyAllen，1935～〓），美国演员、电影艺术家和作家。——译注的注意：“永恒看上去是多么长，离终点是多么远啊！”）。然而，想像一下，你乘着火箭去一个“黑洞”附近漫游，这个“黑洞”其实是一个具有奇高密度的星状体（地球的全部质量只集结在其一立方厘米的地方），它的质量如此之大，以至时空极度地聚绕在其周围。假如你火箭发生了故障，黑洞将会把你吸进去，于是你就消失在黑洞中。你下落的过程必然会结束，就像石头终究要落回地面一样。考虑到初始距离，便有可能计算出这一下落持续的时间。但是，对于一位所处位置足够远，远得连黑洞都不能聚合其空间的观察者，这一下落，正如他所认识到的，将持续无止境的时间，即永恒。
一个人的永恒相当于另一个人的几分钟，他们各自的“时间”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流逝的。从中得出一个训戒：如果你觉得永恒长远，去一个黑洞附近走走！
20世纪，其他理论没有对置疑传统的时间概念作出贡献吗？
一个至少是同样根本的置疑由宇宙膨胀说和著名的宇宙原始理论引出。在20年代，人们观察到所有的星系彼此远离，昨天，它们距离要近些，而假如人们追溯到过去，数十亿年以前，会发现它们全都集在一起，就在那个时代，发生了一次创造我们宇宙的爆炸——宇宙原始大爆炸。人们脑子里马上想到的问题是：在150亿年以前，曾经存在着什么？要回答什么都不存在，恐怕是不对的。那未免太言过其实了。恰当的回答是：不存在“曾经存在”。在大爆炸没有使宇宙出现的时期，时间并不流逝，因而也就没有所谓的“大爆炸之前”。大爆炸不表示一个开始，因为无论什么开始都意味着存在一个开始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预计到了宇宙的大爆炸。它是一切的起源，包括时间。
不可思议的是，这重要的一点早在4世纪就被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354～430），基督教思想家，非洲著名主教，奥古斯丁教派的创始人。——译注注意到了。他说：“我知道，如果什么都不进行，就没有过去的时间。”确实，当什么都不进行，什么事也不发生时，为什么还要背道而驰，去虚构什么流逝着的时间呢？本质的东西可能是超越时间的。
什么是超越时间的？是真？是美？
我们获得的某些洞察力是具有决定意义，因而也是超越时间的。它们的表现方式可能变化多样，但是它们的基本价值长存。美也是一样，它只可能暂时地沦为品味变化的牺牲品。
创造一件美的东西，想出一套更接近事实的理论，在我认为，就是逃开时间的破坏力量。超越时间性正在于此。
第二部分伦理
“我只知道惟一的责任，那就是爱。”
阿尔贝·加缪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译注
人的伦理特征——或者说道德，两者区别不大——是人类的特性之一。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都把辨别善恶的能力作为人性的开始，显然不无道理。
是的，伦理即道德。奇怪的是，“伦理”一词今天在言谈中被完全接受，而“道德”则转为一个具有含糊的宗教或正统内涵的词语。其实，这是两个同义词，一个派生自希腊语，另一个派生自拉丁语，都指的是选择行为的艺术、辨别善恶的艺术。
这个选择的问题，与人类发现自身有行动和影响未来的能力一样历史悠久。选择的重要程度与人们行动的效率相对应。在人的能力有限时，一些简单的准则，比如摩西摩西（Mose）：圣经中人物，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的大预言家，在埃及西奈山上获赐上帝立的约即摩西十诫。——译注从西奈山顶带回的那些准则，就足以保证社会的协调运转。我们行为能力的长进，使我们面临许多未曾遇到过的问题，需要进行还不曾进行过的伦理思考。在20世纪里，特别是在它的后半个世纪里，这一要求变得至关重要。
人类的破坏能力（如核武器装备）和创造能力（如医学辅助生育或遗传基因操作）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以致运用这些新的手段引发了一种合乎情理、可以理解的恐惧心理。这些手段，代表着杰出的技术成就，它们将是带来人类真正的进步，还是相反，造成人类滑向野蛮的倒退呢？
迫于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些国家，包括法国，设立了伦理委员会，来负责表明对某些研究计划或者付诸实施某些研究成果的集体态度。起初一段时间里，这些委员会对于防备最紧急的情况是有用的，但它们只是权宜之计。一个民族的道德必须由民族自身决定，由此需要一种新形式的民主：伦理民主。
那么，您和大部分哲学家一样，将责任作为伦理的基本准则。
行动必然引起一系列的结果。当行动的人愿意个人承受结果的分量时，他就表现出负责任。他的责任在他尚未直接行动时就已经开始：不管接受与否，除非是处于病理状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进行的行为是什么，行为的目的又是什么。但是，他不太可能通晓由自己的行为逐步引起的所有事件。那些由于不够清醒而造成灾祸的人，常常理直气壮地说：“我并不想这样。”然而，他们的罪过正是在于不够清醒。
要清醒就要有教育。道德意识确实属于人类的能力，但这种能力需要教育。您，不会否认吧！人的主体是教育带来的结果。基因遗传仅仅提供了个体构造所必需的信息，它没有能力将活在他人中间的个体转变成一个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人。这一变化只能由个体与他人的联系，也就是由融入教育体制引起。道德意识，同所有构成我们人类的一切一样，只能以文化为源泉。
但这绝不是说，我们不必给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确定一个共同的道德核心。交流的世界化，无论是文化的，还是商业的，都迫切需要它。多样性，是一切丰富之源，应该受到保护。可有些准则，还是应该被全体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接受和尊重。“他人不能被看成一个手段，而应该被视作一个目的”，康德的这句名言或许可以构成共同核心的精髓。要确立一种普遍的道德恐怕是不可能的，另外也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但是，在一个被各种通讯手段连成一体的人类世界里，给予所有的道德一个共同的基座是必要的。这个基座可能就在于肯定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世界人权宣言也提出了这点。这绝不是什么“西方”道德，而是一种以清醒为基础的道德，这种清醒来自对于我们人类现实的科学思考。科学没有什么东方的、西方的、北方的或南方的。它是一切文化以同样的严密性重聚在一起的领域。于是，正是在这一领域里，每当一个问题关系到人类全体时，就必要引起交汇。
请原谅我充当一下哲学教师……康德曾说：“人人都有权利期望其同类的尊重，反之，人人也都有义务尊重他们中间的每个人。人性本身是一种尊严。事实上，人从来不能被任何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本人）用作手段，而一直是作为目的。这恰是其尊严（个性）所在。正因为如此，人类超于世界的其他存在之上，这些存在不同于人，只能作为人的工具，也就是说，人类超于一切物之上。”
在您最了解的领域，生物学，或者更确切地说遗传学领域，如何应用康德的理论呢？它不也是您的理论吗？
这是重要的一点。我认为，由于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原因，我们需要一个跨文化、跨宗教的共同基座，从而不能有独立于一般伦理学的专门的生物伦理学。只是，生物学上的进步极其迅速，以至在这个领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然而还是必须从一般伦理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
您认为，在一般伦理学中，榜样性占有一席之地吗？什么是榜样行为？
理想中，一切行为都应该由经过清醒分析所作出的个人决定产生。仿效一个榜样，这是将一项责任转移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树立榜样，并建议别人仿效该榜样，这是在怂恿别人不负责任。最好，是要求人们完成自己的思考。
然而，我们的社会却不断地呼吁人们仿效榜样，尤其像那些发表在报刊上并附着某些“要人”签名的宣言。我为这种做法感到遗憾，可是我经常也参与其中。实际上，当我接到请求时，我总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拒绝签名可能就被理解为反对发表的文章，而其实，我是赞同的。我签了名，但我意识到由此引起的笃定态度的可怕：既然这是阿尔贝·雅卡尔的看法，那么它是好的。好？坏？事情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