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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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往往使人们得到同出身一样的威望，奋斗精神受到了激励。另外还据说，市民比乡下人思想开放，不那么迷信，因此更能从事那种最终能使技术得到改进的科学研究工作。乡下人对自然的力量印象很深，因为自然界的旱灾、水灾、风暴、庄稼的传染病和其它一些表现自然力量的灾害经常使他种的庄稼颗粒无收。另一方面，城市的建设者却充分掌握了自然界的秘密，能够筑起高大的建筑物，把水蓄进大水库，把它输送到他需要的地方，还能把天上的电用来为自己服务，等等。因此，市民比较容易相信：人能够做他想要做的一切，只要他作出了足够的努力。毫无疑问，市民的态度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乡下人，这仅仅是因为城市使大批人聚集在一起。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有些结果特别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城市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转折关头也起了作用。因为城市是暴民的场所，这些暴民既可投入解放运动，也可把暴君推上权力的宝座，从而减少经济自由发展的机会。另外，城市还是垄断组织——商人协会、行会、工人联合会——的所在地。这些垄断组织的目的在于限制机会和排斥新人。城市在限制家庭规模方面起带头作用，这对增加人均收入有时能起到好的作用，有时起坏作用。城市在减少工作量、使人们对工作感到枯燥和不满，而不是尽最大努力去干好自己的工作的运动中也起带头作用。因此，如果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摆脱停滞进入增长，那么同样可以说城市引导经济从增长转入停滞。
另一种多少有点对立的观点预料，经济“边界”一带经济的增长势头最强劲。很难给这种“边界”下一个定义：它既包含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一个国家商业首都的地方的概念，又包含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疆界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某个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边界可望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定居的机会吸引着移民，另一方面还因为它们远离首都，不易受法律、习惯或有组织的集团所施加的压力的控制。因此，它们的制度是自由的，容易适应环境，机会和自由的这种结合把一些精力充沛的人从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吸引来了。因为这些人觉得自己在比较保守的条件下无法施展才华。这种概括在历史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一个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不管是否在边疆地区，它就会吸引移民；如果一个国家吸引了大量移民，它的社会制度将是灵活的。随着它的资源开始耗尽，或它的所有土地都已耕种，或它特有的优势被削弱，那么移民就会减少，它的社会制度就会趋向于比较稳定。这些似乎是事实。但是没有特殊的理由把这些情况同边疆联系起来。边疆地区有时有吸引人的资源，有时没有。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在其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拥有这个意义上的边界，但是，这种边界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却是极其罕见的。
有人认为，从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的会合点这个一般政治或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边界是重要的，这种观点有说服力得多。这是因为外国人通常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据我们所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国内的发展来加速经济增长，这种情况似乎在五千年前肥沃的新月地带，在中国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发生过。大部分其它国家的经济加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外国的接触。外国人带来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向既定模式提出挑战，并削弱对它们的道德规范的信任。外国人还带来了发展贸易或就业的新机会。外国人可能还起到使现有的统治阶级放松控制的作用，使新人有机会在经济上大显身手或在政治上发动改变。外国人可以用战争恐吓，或者发动战争，或征服那个国家，或者甚至把现有的统治阶级赶下台等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征服者的做法各不相同，这就可能使改革的前景截然不同。有些征服者同现有的统治者实现和解，并支持这些统治者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而另一些征服者却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和推翻统治阶级。最近几个世纪的情况表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这方面的做法存在着有趣的差异。在印度以及在非洲那些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的地区，如尼日利亚北部，英国人习惯于支持统治阶级，而同新人的关系始终很糟，因此，新人们就把帝国主义同反动和停滞等同起来——这种等同肯定并不符合整个帝国主义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法国人却相信同新人实现和解，甚至试图把非洲人或亚洲人变成法国人，把他们作为法国帝国制度的一部分，甚至让他们担任最高级的职务。然而，决不要以为我们强调征服者，因为无论是否发生战争，外国商人也起到同样重要或更加重要的作用。
外国的影响还起一种间接的作用，也就是说促使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当今往往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使我们联想到现在处于或最近一直处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决不只限于这样一些国家。当今几乎所有的“落后”国家都怨恨他们自己落后，因此渴望促进经济增长，由于落后纯粹是一个相对的字眼，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的增长不落后于其它国家的那种愿望，在像英国和中国这样极不相同的国家的经济政策中都在起作用。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参加政治活动的“新人”和参加经济活动的“新人”不是同一批人，他们未必出身于同一阶级，并不总是互相同情。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都赞成经济增长，其中有些人，如甘地，就反对“西方主义”，相反希望恢复过去的一套。然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领导人中属于少数。其次，参加经济活动的许多新人是外国人，因此，遭到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怀疑和厌恶，这些领导人不是对他们进行鼓励，而是为他们设置障碍。第三，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甚至对本国的资产阶级都表示怀疑，想限制他们的活动。但是，民族主义政府仍然倾向于使他们国家的经济实现“现代化”；其中有些政府扩大教育设施，或者保护农民不致受到贪得无厌的地主的剥削，或者着手在公路、水利或其它公共服务方面实行积累资本的计划或者同社会等级制度和妨碍纵向流动的其它障碍作斗争，或者削弱迷信的教士的权力，或者采取其它手段来设法促进改革。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力量，因为它的基础往往是在大批暴民中间煽起嫉妒和憎恨情绪；但是，民族主义有时也是建设性的力量，它正在实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方面发挥其作用。
这使我们又回到前面谈过的一点上来了，那就是：经济增长不仅靠个人的活动，还靠政府采取的行动。因此，经济加速增长的转折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某一群人——如民族主义者——掌权联系起来，这些人决心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积极的措施。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新的私人企业家首先崛起，然后夺取国家，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然而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新的私人企业家和国家的新主人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这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先于对方出现；他们可能彼此采取敌视或冷淡的态度。如果政府有决心和明智的话，它就能为促进经济增长做很多事情，无论是改善公共服务、发展教育、改革制度、鼓励新兴工业，还是开拓新技术。我们将在最后一章再来论述这些问题。
下面我们接着研究一下标志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转折点。在此，我们再次对由于机会减少而造成的速度减慢和在经济机会并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由于进行限制行动自由的制度改革而造成的增长速度减慢加以区别。机会的减少很可能造成不利的制度改革，但是，我们想把这种情况同由于制度的演变而不是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的制度变化加以区别。
经济条件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不利的变化。自然资源可能耗尽，或者人口增长可能过多或过少。有些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可能发展成国际贸易中强有力的竞争者。资本或人才可能大量流向新的发展中国家。还可能出现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或飓风，战争也可能起到类似的作用。有些人认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原因是优等类型移居国外，或者不利的类型由他国移入，或者还由于优等类型与劣等类型通婚使优等类型不再成为优等，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不够多，不知道对这种看法应该给予多大的重视。还有一些人认为，存在着一些朝着经济停滞的方向发展的自然趋势，这种停滞同人们富裕后如何花钱有关；有些人说他们花钱太多，另一些人说他们节蓄过多，或者用来修筑坟墓和纪念碑的钱太多，或者贪得无厌的官僚阶层膨胀，等等。我们将在以后几章里研究这些问题。一方面从这些问题是否不可避免的角度，另方面从它们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目前，我们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经济可能由于这些原因中的某个原因而下降，而且过去就常出现这种下降的现象。
我们目前感兴趣的是探讨仅仅由于制度改革而引起的经济下降，而不是由于前一段中所提到的那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所引起的经济下降。由于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报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或者由于进行贸易的渠道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或者由于对经济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多，就有可能出现经济下降。总有人希望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发展。有些人通过多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得益，如地主和想当农奴主或奴隶主的人。这种人夺取政权甚至通过发动反革命来夺取政权，并利用所夺取的政权来恢复经济剥削并不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人希望保持起出身的贵族制，他们对旨在扩大机会均等的措施如累进税、免费教育和遗产税感到深恶痛疾；这些人也有可能掌权。还有一些想当垄断者的人，凡是其利益受到竞争损害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垄断者；这几乎是指每一个人，因为竞争将损害我们作为生产者的资格，只有在我们作为他人产品的消费者时才使我们受益，因此，无论是政治上的左派还是右派在限制竞争、贸易、改革和增长方面可能很容易找到共同基础。最后，还有一批计划制定者，他们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喜欢经济自由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他们可能成功地使管理人员、工人和控制资源的人受到条例的广泛制约，因而使改革的速度放慢。经济一旦开始增长，决非必然会持续增长下去。
必须强调指出：制度改革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技术或其它物质条件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固然常常促使制度的相应变化，但是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物质条件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制度可能会自行发生变化。因此不能把海地革命归因于技术或环境的变化。海地革命摧毁了在奴隶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繁荣，使该国变得贫穷和自由。由于过分强调经济趋势具有支配政治和其它社会信念和社会关系的威力，从而出现了相反的观点。经济趋势可能有助于形成这种或那种行动方针，但是，政治倾向，或社会态度的倾向、或习惯和禁忌的倾向则可能完全相反。繁荣的经济可能仅仅因为人们采取与经济发展不一致的习惯或信仰或者因为推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改革的人掌权而被摧毁。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某些集团利用政权来达到限制经济发展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受过多少教育。如果有足够的人重视自由经济并且时刻注意保持这种经济的话，经济将继续保持自由。要说明为什么有些民族比别的民族容易取得和维护自由，就需要作长期的调查，很可能得不出最后的结论。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说明下面这一点也就够了，即有些社会具有自由的历史和传统，而另一些民族具有长期的独裁统治的历史和传统。一个有长期自由传统的国家必定会时刻注意保持它的制度的自由，如果它们屈从，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它们一定是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如战争或经济资源减少，从而动摇了对自由的信心。而长期来制度不自由的国家发现很难赢得和保住自由。
历史和传统的这些差异有时可用某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加以解释。因为正如外国的影响在帮助经济开始增长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一样，外国的影响在帮助避免经济下降方面也起到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容易进入的话，它最有可能保持自由制度。因为那样的话，社会结构就不容易僵化。就可以进行人员、商品和思想的交流。新机会造就新的富翁和新的穷人，保持着社会的纵向流动。新思想使比较灰色的迷信思想无法立足。经常同生人接触使人们必须根据他们的长处而不是根据他们的地位来看待他们，等等。与外界接触并不能确保自由；甚至还可能增加被外国征服的危险性。但是，这却使自由的敌人比较难以占上风，甚至外国征服者都有可能认为不妨碍经济的增长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二） 变化的周期
本章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使努力和报酬相联系，通过促使经济专业化，或通过增加经济自由等手段，使制度朝着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方向演变这个角度来研究制度问题。我们研究了这一演变加快速度的问题以及那时正在进行累积过程；我们也已看到有可能出现减速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累积下降力。我们接着要研究社会演变的理论。是否有一条制度改革必然要遵循的路子？是否要经过一连串的阶段？是否不可避免地要取得“进展”？或者历史是否沿着某种周期的曲线向前发展？许多人认为，历史表明每一个社会必须经过演变过程中某些特定的阶段。这些阶段的划分根据作者的兴趣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作者对人们的谋生方式感兴趣，他就可能认为社会必然从游牧生活、定居务农、经商、然后发展到开办工厂的过程；可能认为制度的变化是同这些谋生手段中的每一种手段相适应的。如果作者对阶级关系感兴趣，他就可能认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农奴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他可能研究宗教的变化，从灵魂独立说和崇拜祖先到一神论和理性论。或者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可能宣称发现人们从对家庭的忠诚渐渐扩大到对全村、国家、帝国，最后到对联合国的忠诚。
认为发展必然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不再是一种流行的思想。甚至共产党人都已经放弃了认为一个国家在到达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或者自从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以来他们还放弃了只有城市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一个社会可以跳越这些阶段中的一个或更多的阶段，比如说从“农奴制”跳越到“社会主义”。同样清楚的是，它不仅可以“前进”，而且还可以“倒退”，比如在政治上从忠于帝国倒退到忠于种族或民族，或倒退到忠于地方。不再认为阶段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