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内篇-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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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司要诉讼的摇 。”在这种时候，夏禹吃一顿饭要中断十次，洗一回头要中断三次，就是这样为天下的百姓操劳。像这样圣明的君王，还不能向他献策尽忠，只怕是才能不够。秦始皇的时候，建筑高大的台榭，修造很大的苑囿，驰马之道通向远方，铸成十二个铜人，调派囚徒 守边防，征收粮草，按人头征收赋税，运进皇帝的私库。被征守连的壮年男子，西到临洮、狄道，东到会稽、浮石，南到豫章、桂林，北到飞狐、阳原，在路上死去的人填满沟壑。在这时，尽忠进谏的人被认为不吉利，讲仁义的人被当成狂人。到了汉高祖时，保存要灭亡的，延续绝嗣的，高举义旗，心怀愤激之情，亲自手持兵器，为百姓向皇天请命。在这时，天下英雄豪杰，在荒野之泽风餐露宿，向前冲杀时冒着利箭滚石，往后撤退时落进山谷，冒着百次死亡的危险，才得到一次生存机会，这样来争夺天下的大权。奋发勇武，激励忠诚，来决定一时的命运。在这时，穿上宽衣系着博带谈论儒墨之道的人，被认为无才之人。等到平定暴乱，天下安定，高帝继承周文王的事业，建立周武王那样的功勋，登上天子之位，制造刘氏之冠，集中邹、鲁之地儒墨的精华，贯彻先圣的遗教，树立天子之旗，乘坐天子的大车，造出九 旌旗，撞击大钟，敲打响鼓，演奏《咸池》之乐，挥着干戚起舞。在这里，谁提倡武力便会被怀疑。一世之间，或崇尚文治，或崇尚武功，这是由于时世的需要。现在尚武的人非议文治，崇文的人非议武功，崇文尚武互相非议，不懂得文武之道各适用于不同的时世。这是只看到小角落里的一指之地，而不知宇宙的广大。所以朝东望，看不见西墙；朝南看，看不见北方；只有那些没有固定方向的人，才能无所不通。
国家之所以能存在，是由于得道；国家之所以灭亡，是由于悖理。尧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没有立锥之地，可是拥有了天下；禹没有十个人的势力，汤没有七里大的封地，可是称王于诸侯。周文王据有岐周一带的地方，方圆不过百里，可是立为天子，因为他实行王道；夏桀、殷纣王本来很强盛，人迹所到、车船通行的地方，都是他们的属地，可是最终死在别人之手，被天下人耻笑，是因为他们不行仁政。所以圣人是通过对隐微迹象的观察来发现事物的变化的。德政的兴盛和衰落，从风气上早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实行王道的人，虽然弱小，但终究会强大起来；有亡图征兆的人，虽然一时成功，到头来必定失败。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太史令终古事先就投奔了商汤，三年后夏桀果然灭亡了；殷朝将要破败的时候，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附了周文王，一年后殷纣王果真灭亡了。所以圣人总是在成败转化的时候发现败亡的迹象，而不是像夏桀和殷纣王那样，等到发生了鸣条被擒、甲子日身陷绝境时才知道大祸临头。现在有人以为强大的人就会胜利，于是一心想着扩大地盘，富有的人就会得好处，于是一心积聚钱粮。如果像这样，千乘小国的君王是不能称霸的，而万乘之国是不会灭亡的。存亡的规律，如果这样容易知道，那么笨男蠢妇也能大发宏论。赵襄子凭借晋阳孤城称霸，智伯拥有三晋的地盘却被消灭；齐 王拥有强大的齐国而死于非命，田单只靠一座即墨城却立下了重振齐国的大功。所以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国土再大也不可倚仗；实行王道，国家小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得道，而不取决于地方大；国家的灭亡决定于失道，而不取决于土地小。《诗经》上说：“天帝顾视西方，把这块土地交给周人居住。”这是说要抛弃殷王朝而转向周朝。所以乱国的君王，只知扩大土地而不行仁政，追逐权位而不注重修养道德，这是抛弃赖以生存的根本而走向灭亡之路。所以夏桀被囚禁在焦门，不去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后悔没有把汤杀死在夏台；殷纣王被围困在宣室，不去反省自己的罪过，而后悔没有把周文王杀死在 里。夏桀、殷纣王处在势力强大的时候，如果实行仁政，商汤、周武王纠正罪过都来不及，还能有什么图谋呢！如果上乱日月星辰的光辉，下失万民之心，即使没有商汤、周武王，谁不能夺走他们的天下呢？如今不反省自己的罪过，却反而防范别人，要知道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商汤和一个周武王，杀了他们，一定还有其他的人继起。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处在弱小的地位最后称王，是因为他们手中有道义；夏桀、殷纣王之所以处在强大的地位终于被压走手下，是因为他们无道。如果现在有人不采用前人称王天下的经验，反而增加自己的王位被剥夺的可能，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武王战胜了殷王朝，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宫殿。周公说：“不可！那太行之山，是闭塞险阻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德泽能遍及天下，那么天下前来朝拜进贡的使者的路就会迂回曲折；如果我们实行暴政，那么天下讨伐我们的人就很困难。”这就是周朝延续三十六代而没让人夺走江山的原因，周公称得上能够守成了。
从前，《周书》有这样的话：“明智的言论，臣下采用；不明智的言论，君王采用。明智的言论，就是正常的道理；不明智的言论，就是变化道理。”这是决定国家存亡的方法，只有圣人才懂得变化的道理。说话一定要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付诸行动，这是天下高尚的品行。直躬的父亲偷了羊，直躬为父亲的偷盗行为作证；尾生和一位女子约定在桥下会面，为了践约而被暴涨的洪水淹死。直躬正直，可是证明的是父亲；尾生守信，为那位女子白送命。虽然他们一个正直，一个守信，谁能看重他们的高贵品行呢？作战中假传军令，是一种大过错。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经过东周国境向东进发，郑国商人弦高正好要到西边去贩牛，在东周和郑国交界的地方碰上了秦军，于是假借郑国国君的命令，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因为礼待秦军而使秦军不敢前进，撤退回国，从而保存了郑国。所以当紧急事件突然来临时，死守信用反而会酿成过失，而欺诈反而能立下功勋。什么叫做失礼而有大功劳呢？从前楚恭王和晋国在 陵交战，被晋军射伤左眼而被擒获。楚国大夫潘、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冲入晋军救回恭王。恭王吓得瘫坐在地上不能站立，黄衰微抬腿踢了恭王一脚，恭王清醒过来，被黄大夫的失礼举动激怒，挣脱众人的搀扶站立起来。四位大夫陪他上兵车逃回。从前苍吾绕聚了个美丽的妻子，让给了兄长。这种忠爱的做法是不可行的。所以圣人分析事情的曲直，随事情的曲直而伸缩俯仰，没有固定的法式，有时弯腰屈背，有时昂道挺胸。当柔弱得像蒲苇的时候，并不是畏于权势而抛弃志向；当刚强坚毅气冲霄汉的时候，并不是狂妄自大，这是为了应付时世的变化。君臣相见，臣要屈膝下拜，为是是遵守君臣之礼；当祸患来临，臣子抬腿猛踢君王，天下人也不能非议。因此真正有忠心的人，礼法是不能为难他的。孝子侍奉父亲，和颜悦色，卑躬屈膝，捧着衣带，扶正鞋子；当父亲溺水的时候，揪住头发拉他上岸，不是敢于骄横地侮辱父亲，而是为了拯救他的生命。所以父亲溺水时揪他的头发往上拉，祭奠亡父祝祀时不称父亲的名讳而称“君”，形热不得不这样。权变就是为这种特殊情况而设的。所以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能和他一起走上正道；可以一起走上正道的人，不一定能够和他一起依礼行事；可以一起依礼行事的人，不一定能够和他一起运用权变。”权变，是圣人独到的见识。所以先违反而后依顺，叫做懂得权变；先依顺而后违反，叫做不懂得权变。不懂得权变，好意反而会转变成恶果。所以礼仪就好像果实的花，是虚伪的修饰。当人们处在紧急窘迫之中时，它没有用处。因此圣人用礼仪形式和世人交际，而用实用的办法把否情做得合乎时宜，不拘泥于一种途径，凝滞不变。因此失败少，成功多，号令通行天下，没有人能非议。
猩猩知道过去但不知道未来，乾鹄能预见未来但不记得过去，这是各有所长。过去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历数的官员，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规律，无所不通，却不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后来死于非命。苏秦本来是平民百姓，脚蹬草鞋，腿缠裹带，周旋在万乘之国中间，使六国诸侯信服他而采纳他的合纵之策，然而自己最后不能避免车裂之祸。徐偃王实行仁政，天下朝拜他的国家多达三十二个，然而身死国亡，断绝了后代。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为越国抒仇雪耻，擒获了吴王夫差，使越国扩大领地几千里，然而终于伏利剑而死。这些人都通晓治乱的大计，却不懂得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苌弘懂得天象规律而不懂得人世间的关系，苏秦擅长玩弄权谋而不懂得祸福的根由，徐偃王只知行仁义而不懂得时势的变化，文种只知忠君报国而不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圣人就不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们分析事物，以各种情况作依据，决定谋略，因此舒展开来可以充塞天下不留一点空隙，装进狭窄之处也不显得拥挤。假若天下已经荒乱，礼义已经抛弃，纲纪已经废弛，强大的欺凌弱小的，用武力互相征伐互相排斥，君臣无别，贵贱无序，兵士的甲胄长了虮虱，燕子家雀在军营里安家，战争还无休无止，在这种情况下才想起实行儒家的恭谨俭朴的礼节，那一定会被消灭、受压制而不能兴盛。假如天下安宁，政教平和，百姓和睦，君臣相亲，却要显露骄矜之气，奋发勇武之力，就一定难逃国家的法网了。因此圣人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顺时世而动，凭借天资立功；事物运动就知道它的转化，事情萌芽就观察它的动向；变化了能认识它的新形式，运动了的就想办法对付。因此圣人终生顺利而没有困窘的时候。所以事情有的可以做但不能说，有的可以说但不能去做，有的容易做但难于成功，有的难以成功而容易败坏。所谓可以做而不能说的，是取舍；可以说但不可做的，是欺诈；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是事情；难以成功而容易败坏的是名声。这四种策略，是圣人独到的见识并时时留意的事。
在小事上委曲，在大事上伸张，圣人这样处理；对小事迁就，对大事坚持，君子这样行事。周公有杀死弟弟的精神负累，齐桓公有和公子纠争夺国政的名声。但是周公用正义举动弥补了杀弟的缺憾，齐桓公用功勋抵销了争权夺位的丑事，都是贤人。假如因小的过失就掩盖他的大德，那么天底下就没有圣王贤相了。所以眼睛有了疵点，只要不妨害视力，就不能烧烤它；喉管有了毛病，只要不妨碍呼吸，就不能凿除。黄河边的小山多得数不清，但这一地区还是平原；水急浪高，高达一丈左右，但河水还是平的。从前曹沫为鲁国带兵作战，三战三败，失地千里。假若当时曹沫不考虑长远之计，不转身逃走，在阵中刎颈自杀，那么他永远是个败军之将。可是曹沫不以一时的失败为耻，而以死而无功为耻。后来在柯地与齐国会盟时，他拔出三尺利剑，比前齐桓公的胸膛，三次战争中丧失的土地，一下子就收回了。他的大勇天下闻名，为鲁国立下了功勋。管仲畏佐公子纠没有成功，不能说他聪明；失败后自顾逃命，不能为公子纠死难，不能说他勇敢；被俘关押后，又转而为桓公效力，不以为耻，不能说他贞节。面对这不智、不勇、不贞三种德行，平民不愿和他交朋友，君王不愿用他为臣。可是管仲从囚禁中解放出来后，执掌齐国国政，九次盟会诸侯，匡正天下。假若管仲当初献出生命，不考虑长远大计，哪能建立称霸诸侯的功勋呢！现在的君王评论他的臣子，不考虑臣子的大功，不道眼于臣子的大节，只重视臣子的小节，这就会失去贤才。所以只要一个人有大德，就不必非议他的小节；如果有大的名誉，就不必吹毛求疵。牛蹄踩成的小水窝里长不出鳇鱼和鲟鱼，蜂窝里容不下鸿鹄之蛋，小的形体是包容不了大东西的。
谁都有不足，这是人之常情。只要他在大的方面正确，虽然有些小过错，也不足以成为负担。如果他在大的方面错了，虽然有受邻里夸赞的品行，也不值得重用。颜啄聚曾经是梁父山中的大盗，后来成了齐国忠臣。段干木原先是晋国市场的经纪人，后来魏文侯以他为师。孟卯娶他嫂子作妻子，生了五个孩子，后来做魏相，替魏国解除了危难。景阳好酒，常常披头散发，和女人鬼混，后来率领楚军救助燕国，威慑诸侯。这四个人，都有不足，可是功名留传后世，因为他们在大的方面做得好。季哀、陈仲子坚持节操，行为清高，不肯跻身于污浊君王的朝廷，不吃乱世的粮食，结果活活饿死，不能建树存亡继绝的功业，原因何在？因为小节保持了，但大的才干被埋没了。所以在小事上谨慎的人没有大的成就，喜欢吹毛求疵专找别人过失的人不为众人所容；身体高大的人关节长，腿长的人跨步远。从古到今，五帝三王，没有谁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易经》上说：“小过错无伤大体，仍能亨通有利，因为品行端正。”说的就是没有人不犯过失，只是不犯大错罢了。
尧、舜、商汤、周武王，是国君中功业最隆盛的；齐桓公、晋文公是五霸中的豪杰。但是尧有不慈的名声，舜有让父亲处在卑微地位的非议，商汤、周武王有逐上弑君的行为，五霸有暴乱的计谋。所以君子对一个人不求全责备。端方公正但不因此锋芒毕露，廉洁正直但不因此尖酸刻薄，博学多才但不因此非议别人，文武双全但不因此责备别人。要求别人，要根据其能力大小来任用，对自身修养却要求按道德标准。根据别人的能力来要求别人，别人容易实现；而要求自己从道德上修养，却是难事。难为之事能显出品行高尚，容易实现的需求淡泊。夏后氏的璜玉不可能没有瑕斑，如月的夜明珠不可能没有疵点，但是天下人都以它们为宝物，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小毛病不足以妨害整体的美感。假若老记住别人的短处而忘掉人家的长处，在天下求得贤才就很困难。百里奚替人喂牛，伊尹在锅旁打杂，姜太公操刀屠宰，宁戚唱着商歌求官，但他们有美德存留。常人看到他们地位卑贱，干的是低贱之事，却不了解他们的雄才大略，以为是无能之辈。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成为诸侯的贤相，才相信他们与众不同。从鼎锅砧俎边发迹，从屠宰店铺里显身，从监牢里放出，从牛颈下兴起，用香汤洗去身上的污垢，祓除身上的晦气，提拔到朝廷，封给三公高位，他们对内无愧于国家，对外无愧于诸侯，是因为他们的某些征兆和君王的意愿相合。所以还没建功立业便知道他们是贤才，尧发现舜就是这样；功业建立以后才知道他们是贤才，百姓就是这样认识舜的。如果因此而放弃选择人才的尺度，一味在街市山野中去寻觅贤才，那么就会失掉很多人才。为什么？因为这样做虽然能够仿效求才的方法，但不知道贤君所用来求取人才的标准。
很多类似的事物，使得君王迷惑不解；彼此相似难以区分的现象，使得众人眼花瞭乱。所以刚愎自用的人，看上去聪明，实际上不聪明；愚蠢的人好像仁慈，实际上懦弱；倔强的人看起来勇敢，实际上鲁莽。假若人与人的差别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