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内篇-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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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五帝三王君临天下，实行教化，一定用“参五”之法。什么叫做“参五”？上效法天象，效法地理，中取法人事。于是设立明堂，颁布朝廷政令。仰观天象，调和阴阳，和谐四季之节，消除疾病之灾。俯视地理，制定度量制度，考察山陵陆地水域的肥沃贫脊、高低不同，确定适宜的事业，安排生产创造财富，消除饥寒之患。在天地之间考核人的品德，制定礼乐，实行仁义，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暴乱之害。阐明金木土水火的特性，确立父子的亲缘关系，从而形成家庭区分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术，确定君臣之义，从而形成国家；观察四季月份的次序，确立长幼之礼，从而形成官职。这就叫做“参”。制定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交，这就叫做“五”。分割土地建立各个州，分派官员治理，修筑城邑让人们定居，划分田宅形成不同的家族，分配财产使人民有穿有吃，设立太学来教育之弟，让他们早起晚睡劳神费力。这是治理天下的纲纪。但是得到恰当的人才事业就成功，失去人才事业就废弛。尧治理天下，政令教化平和，德泽滋润融洽，在位七十年，于是物色能托付天下的接班人，命令四方诸侯举荐地位卑微但有才德的人，四方诸侯一致推举舜，并把他推荐给尧帝。尧帝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作妻子，来考察他齐家的态度；把管理百官的重任交给他，来考察他治国的才德。又让舜进入深林，暴风雷雨没能使他迷失方向。于是把九个儿子托付给舜，赠给他昭华美玉，将君位正式传给了舜。尧帝虽然制定了法度，但他的大儿子丹朱不能担此重任。
事物没有紧张而不松弛、成功而不失败的，只有圣人的事业能够盛而不衰，盈而不亏。神农氏当初制造琴，是为了集中人们的精神，后来过分地使用，就违反了自然规律。 当初制定音乐的时候，都符合六律和五音，和八风相通；到了衰世，统治者沉湎在过度的欢乐之中，不顾政事，导致灭亡。苍颉当初创造文字，用来治理百官，管理各种事务，愚笨的人靠它不忘事，聪明人用它记载久远之事；到了衰世，统治者利用文字刻写骗人的文书，为有罪的人辩护开脱，捏造罪名，杀害无辜。商汤当初修建园囿，是为了供奉祭祀用的鲜肉干肉祭品，训炼士卒，练习射箭和驾车，以防备不测；到了衰世，统治者一年四季奔驰在猎场，耽误农时，让百姓疲惫不堪。尧帝举用禹、契、后稷、皋陶，政事教化平和，邪恶之人消失，诉讼不发生，人民丰衣足食，贤德的人勉力向善，不贤的人也被德政感化；到了末世，人们结党营私，占据要位，损公肥私，朝廷内外，同党互相吹捧，奸邪控制朝政，贤人隐居山野。所以《易》的失误在占卦，《书》的失误在铺陈，《乐》的失误在淫乐，《诗》的失误在邪僻，《礼》的失误在责罚，《春秋》的失误在讽刺。天地运行的规律，事物达到极点就向反面转化，盈满了就会亏损。五色虽然明亮，到时就要消褪；茂盛的草木，到秋季就要凋零；万物都有兴衰，不能一成不变。所以圣人在事情行不通的时候就改变主张，法令败坏了就改革图新，不是他们喜欢改变古制和党规，而是为了挽救失败，振救衰亡，罢除淫乱，纠正错误，来调整天地阴阳之气，平和万物的变化。
圣人就像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耀，阴阳调和，四季变化，万物不同，无新无旧，无亲无疏，所以圣人能效法天道。天时不会只有一个季节，大地不会只有一种好处，人不会只做一种事件，因此圣人的事业不能不头绪纷繁，追求不能不是多方向发展。五行代表五种不同的气，但能互相调和；六艺属于不同的门类，但它们本质上却是一致的。温和、柔顺、仁惠、善良，是《诗》的风格；淳朴、宽大、淳实、厚道，是《书》所教导的；清晰、明白、条贯、通达，是《易》的要义；恭谨、节俭、谦虚、礼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裕、简易，是《乐》的教化；讽刺时政，辩明大义，是《春秋》的美好旨意。所以《易》义的失去导致迷信鬼神，《乐》义的失去导致过分享乐，《诗》旨的失去使人愚蠢，《书》旨的失去使人拘泥，《礼》义的失去使卑下者嫉恨位尊者，《春秋》大义的失去使人学会互相攻击诋毁。这六种经典，圣人兼取并用而有所选择。失去本旨就会乱套，把握本旨就能成功。它们的精美在于调和各种关系，而失误在于随意改变。水火金木土谷，性质不同，但都可以利用，规矩权微准绳，形制不同，但都有适用的对象；丹青胶漆性质不同，但各有各的用途。物质各有适宜的用场。车轮圆，车厢方，车辕直，车衡横，不同的情状是为了使用的便利。骖马喜欢快跑，服马乐意慢走；带不厌新，钩不厌旧。因为它们的处境地位不同。《关雎》以鸟鸣来起兴，君子赞美它，因为雌雄在一起生活和谐；《鹿鸣》用鹿鸣来起兴，君子重视它，因为鹿群发现了食物互相呼唤。宋楚泓水之战，宋军惨败，宋襄王被俘，《春秋》推崇宋襄公，是因为他不攻击还没列好阵的敌军；宋伯姬坐在堂上让火活活烧死，《春秋》推崇她，是因为她不越礼行事。成就大事，有所建树，哪里用得着做很多事情呢？方家意旨所说的观点，只是取其一点罢了。
王乔、赤松遗世独立，脱离人间邪恶的纷争，吸取阴阳形成的中和之气，食用天地的精英，吐故纳新，踏虚飞升，乘云驾雾，可以说善于养性，但不能称为孝子。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国家，平息叛乱，可以称为忠臣，但不能算是爱护兄弟。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纣王，为天下除害，可以算是仁惠的君王，但算不上患臣。魏将乐羊攻打中山，不能下，中山人杀了他的儿子。乐羊吃了儿子的肉，以显示威武，可以称得上良将，但不能算慈父。所以对人和事，要肯定正确的，而不肯定不正确的；不肯定不正确的，肯定正确的。舜和许由的行为不同，但都是圣人；伊尹和伯夷的道路不同，但都是仁德的人；箕子和比干行动不同，但都是贤人。所以用兵的人，有的灵活，有的愚笨，有的贪婪，有的清廉，这四种人性格相反，但缺一不可。灵活的好动，愚笨的好静，贪婪的好夺取，清廉的不贪求。所以勇猛灵敏的可以让他们冲锋陷阵，但不适宜让他们防御；愚笨的可以让他们防御，但不适宜让他们冲锋杀敌；贪婪的可以让他们去夺取，但不适宜让他们安于本职；廉洁的可以让他们安守本职，但不是适宜要他们去夺取；诚实守信用的可以让他们主持结盟，但是不能要他们去应变。这五种人性格相反，圣人兼用并且适当地使用他们。天地不只容纳一种事物，阴阳不只化生一种生物。海不拒绝涓涓细流因而浩大，山不拒绝小土石因而崇高。如果守住一个角落而抛弃大千世界，取用一种物质而抛弃其余物质，那么得到的就很少，治理的程度就很肤浅。
治理大国的人治国之道不能小，土地广阔的国家制度不能偏狭；地位高的人处理政事不能烦杂，人口众多的国家教化不能苛刻。事情琐碎就难以处理，法律苛繁就难于实行，贪求太多就难以满足。一寸寸地量，到一丈时一定出误差；一铢铢地称，称到一石时一定出差错。用石称和用丈，简便而且少失误；检查丝和米粒的数量，麻烦而且难弄清楚。所以大的方面容易运用智力，细尾末节难以发挥智慧。所以对治理没有益处只会增添麻烦的事，圣人不干；对实用没有益处只会白费精力的事，聪明人不干。所以功业不嫌简约，事情不厌俭省，求取不怕少。功业简约容易办到，自然容易找人来承担了。孔子说：“琐碎的辨析会损害规律，小利会破坏道义，小技艺会伤害道术；小见解不能通达，要通达，言行必须简要。”黄河因为曲折延伸，所以能流向远方；山因为起伏深长，所以能高大；阴阳无所作为，所以能调和；大道深不可测，所以能化育万物。只通晓一件事，明察一种说法，精通一种技艺，可以对一件事作出解答，但不可能广泛地应用。蓼菜成行有条不紊，扁瓯有耳稳当可靠，秤着薪烧灶，数着米粒做饭，这种谨小慎微的人可以做小事，但不能派大用场。圆符合圆规的要求，方符合矩器的要求，动起来仿效兽类的动作，停止时有章法，可以戏乐舞蹈，但是不能列成战阵。洗净杯子再装食物，洗好爵再盛酒，洗了手再摆上食品，这种人可以负责家中几个人的饭食，但是不能管理众人的饮食。现在那负责祭祀的人，屠宰烹杀，剥狗烧猪，调和五味，这是厨师的事。陈列酒器笾豆等祭器，这是祝的职责；穿上庄重的礼服，仪态深沉闭口不言，神灵依托他，这是尸的任务。厨师和巫祝即使不能胜任工作，尸主也不代替他们。所以弹瑟的人，小弦急促而大弦舒缓；承担任务的人，低贱者辛劳而尊贵者舒适。舜为天子，弹奏五弦之琴，歌唱《南风》之诗，天下就得到治理。周公饭食摆在跟前，钟鼓在一旁悬挂着，而四方异族就归服了。秦始皇赵政，白天判决案子，晚上处理文件，监察御史不停地视察郡县，又派军队戌守五岭以防备越人，修筑长城以防备胡人，可以奸邪仍然产生，盗贼成群地盘踞各地，这是因为政务越烦杂，动乱就越是产生。所以法律只是治国的工具，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这就好比弓箭是射击的工具，而不是射击的原因一样。
黄帝说：“茫茫无垠，凭上天之威，和元气同一。”所以与元气同一的人可以称帝，和道义同一的人可以称王，和强力同一的人可以称霸，一样都没有的人就灭亡。所以君王有侵犯别国的念头，城邑的狗就成群的吠叫，雄鸡半夜打鸣，兵械库里的武器就发出响声，战马会惊动。一旦消除仇怨，停止战争，家中老人就能安睡，里巷中就不会聚集人群，妖异和灾祸就不会发生。这不是法律的效应，而是粗诚之气感化的作用。所以不说话就显出诚信，不施恩就显出仁慈，不动怒就显出威风，这是靠自然规律感到所起的变化；施恩才显出仁爱，说话才显出诚信，发怒才显出威势，这就用精诚来感化的结果；施恩也显不出仁慈，发誓也显不出诚信，发怒也显不出威严，这只做表面功夫的结果。所以用道来统属事情，法令虽然少，也足以感化人民；不用道来处理事情，法令虽多，也只能出乱子。修身，最重要的是养神，其次才是养形；治国，最根本的是感化，其次才是正法。精神清明，志气平和，百脉安宁，这是养性的根本；脑满肥肠，满足嗜欲，这是养生的末节。人民互相谦让，争着处在卑位，放弃利益争着得到少的，努力工作争着受劳苦，每天进步向善，却不知其所以然，这是治术中的上等；用奖赏来劝勉人们向善，百姓害怕刑罚才不干坏事，法律严正，百姓服从，这是治术中的末等。远古的时代注重培养根本，后世只抓末节，这就是太平世道不兴的原由。想治理好天下的君王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而能够辅助圣君的贤臣万人中难有一个，万人中难有一个的贤臣要碰上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的圣君，这真是千年难得一会。
水性柔和而清澈，但是幽谷里的积水，长满了青苔，这是破坏了水的本性。如果疏通水道，使其变深，用土填塞过深的岩洞水潭，使谷水能够顺势而行，从高往低流动，那么即使有腐骨流入浸泡，也不能使水变污浊。水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一污浊，一清澈，关键在流通还是不流通。社会风俗也是这样。如果确实能开导人们的善良天性，防止他们萌生邪恶之心，开发他们向善的正道，堵塞奸邪之路，朝正路发展，那么人民的品性就会变得善良，风俗就会变得美好。人们之所以看重扁鹊，不是因为他能根据病情配药，而是因为他能通过观察，了解人的病根。人们之所以看重圣人，不是因为他们根据罪行量刑，而是因为他们的能了解动乱的原因。如果不养成良好的风俗，使邪恶任其泛滥，然后再动用刑法惩治，那么邪恶就会遍及天下，没法禁止。禹用夏朝的法统，称王天下，兴旺发达，桀也用夏朝的法统，却遭灭亡；汤用殷代的法统，称王天下，兴旺发达，纣王也用殷代的法统，却遭灭亡。这不是因为没有法纪，而是法纪不能实行，风俗败坏的缘故。
夏、商、周三代的法律并没有失去，可是后世社会得不到治理，是因为没有三代圣王的智慧；六律都还存在，可是没有人能欣赏，是因为没有师旷那样的耳朵。所以法律虽在，一定得等待圣人出现才能治理好国家；音律虽然都在，一定得等待名师之耳才能欣赏。所以国家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有法制，而是因为有贤人；国家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没有法制，而是因为没有贤人。晋献公要攻打虞国，宫之奇为了保存虞国，为这事睡不安，吃不香，晋君因此不敢对虞国用兵。后来晋献公用垂棘宝壁和屈产良马来贿赂虞君，宫之奇加以劝阻，虞公不听。宫之奇见虞公不采纳自己的谏言，就离开了虞国。晋国的荀息灭掉虢国后途中攻打虞国，兵不血刃，抱回垂棘宝壁，牵着屈产良马而去。所以防守不靠壕堑的牢固，攻城不靠战车的高大，关键在于是否能得到贤人。所以臧武仲凭着智谋保住了鲁国，天下不能使鲁国灭亡；璩伯玉用他的仁德安宁了卫国，天下不能危害卫国。《易》上说：“扩大房子，草席盖顶，窥视门缝，寂无一人”，寂无一人，不是说没有百姓大众，而是说没有圣人来领导。
人民没有廉耻，就无法治理。不修治礼义，廉耻就不能建立。人民不懂得礼义，法律也不能使他们就正道。不推崇美好废除丑恶，人民就不向往礼义。没有法律不能治理国家，但人民不懂礼义，法律也实行不了。法律能杀掉不孝者，但是不能使人达到孔子、曾子那样的品行；法律可以惩治盗窃者，但是不能使人达到伯夷那样的廉洁。孔子的弟子有七十个，培养学生三千人，都是在家讲孝道，出外讲友爱，言辞有文采，行为作表率，这都是教育养成的。墨子门徒有一百八十人，都能够赴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