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内篇-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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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法律一旦制定就无人触犯，刑罚设置也不动用，不是本该用刑而不用刑，而是因为百官向善，百业成功，礼义建立起来并且任用了贤德的人才所致。所以举用天下的高才担任三公，举用一国的高才担任九卿，举用一县的高才作二十七大夫，举用一乡的高才为八十一元士。所以智慧超过万人的叫做“英”，智慧超过千人的叫做“俊”，智慧超过百人的叫做“豪”，智慧超过十人的叫做“杰”。明于天道，洞察地理，精通人情，胸怀博大能容纳众人，德行足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诚信足以统一不同的思想，智慧足以对付权变，这是人中的“英”。德行足以施行教化，行为隐含着道义，仁慈足以得到众人拥戴，英明足以照亮下位的人，这是人中的“俊”。行为可以作表率，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廉洁足以胜任分配财物，诚信可以让人遵守盟约，办事值得别人仿效，说话可以引导人家，这是人中的“豪”。坚守本职不荒废，讲仁义但不结党，碰上危难不苟且躲避，看到好处不随便获得，这是人中的“杰”。英、俊、豪、杰，各按他们才能的大小安排位置，各得所宜，从本到末，以重制轻，上面倡导，下面应和，上面行动，下面跟随，四海以内，心同一处，背弃贪婪鄙陋向往义理，这对于教化人民，如同风吹草木，没有不随之而倒的。现在让愚人去教育聪明人，让不贤的人凌驾在贤人之上，即使严刑酷罚，人民也不听从，因为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所以圣明的君主举用贤才来建功立业，不贤的君主任用和自己一样的人。周文王举用太公望、召公 因而称王，齐桓公任用管仲、隰朋因而称霸，这是举用贤才来建功立业，夫差信用太宰 而亡国，秦王朝任用李斯、赵高而亡国，这是举用和自己相同的人。所以观察他们举用的人，就可见治理和动乱之迹；考察他们亲近的人，是贤还是不肖就可以论定了。
圣人屈服是为了求伸，弯曲是为了求直。所以虽然行走出没在偏僻的路上，为的是振兴大道，完成功业，这就如同穿过深山老林不能走直路，拯救落水的人不能不打湿脚一样。伊尹忧虑天下不能治理，于是充当调和五味的厨师，背上鼎俎而行，五次见夏桀，五次见商汤，为了把浑浊的世道变得清平，把危险的局势变得安宁。周公为周王室的股肱之臣，辅佐成王，管叔和蔡叔勾结公子禄父想发动叛乱，周公诛杀了他们以安定天下，这是出于不得已。管仲忧虑周王室衰落，诸侯互相相伐，夷狄侵犯中原，人民不能安宁，所以蒙受被囚禁的耻辱而不死，这是因为忧虑夷狄的祸患，想平息夷狄的暴乱。孔子想实行王道，东西南北周游列国，游说了七十位君王但没有一个采纳他的主张，所以通过卫夫人南子和弥子瑕的关系，想沟通实行其主张的门道。这都是些想要平定危局，铲除污秽，从黑暗走向光明，行为灵活变化而善道则始终如一的人。观察跑步的人要看他返回时的表现，观察走路的人要看他到达终点的情形。虞舜虽然流放了弟弟，周公虽然杀掉了兄长，但是他们仍然不失为仁人；晋文公仲植大米，曾子给羊戴枷，但他们仍然不失为智者。当今之世，丑恶的必定借善为自己辩解，邪恶的必定用正确为自己解脱。他们游说不看国家，求官不看官职，行为不回避污浊，还说这是伊尹之道。争夺财物，亲戚兄弟结怨，骨肉相残，还说这是周公之义。行为没有廉耻，受辱不肯死去，还说这是管子之志。行贿赂，趋炎附势，以私废公，互相勾结，讨好上头，还说这是孔子之术。这使得君子小人混淆不清，不知谁是谁非。所以百川并流，不能注入大海的不算河谷；疾行快走，不向善良的不算君子。所以好的言辞归结到可实行，好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轻看爵禄而看重身体，不因为物欲伤害生命，不因为利益劳累身形。李克竭尽股肱之力，管理百官，使万民和睦，使他的君王活着时没有废弃的事，死后也不留下忧患。这是行为不同但都归向善道。张仪、苏秦没有固定的处所，事奉的君王变化不定，做的是约纵连横的事情，实行的是颠覆别国的计谋，把天下搞得浑浊大乱，把诸侯搅得晕头转向，使百姓不能安生，或者合纵，或者连横，或者联合弱小之国，或者辅助富强之国。这是做法不同但都归向丑恶。所以君子的过失就像日月之蚀，怎么能伤害它们的光明呢？小人也有可取的地方，但那如同狗在白天吠叫，猫头鹰黑夜能看见东西，对善又有什么益处呢？聪明人不乱动，一定择善而为，考虑到符合道义才行动，所以事情办成功效可以依赖，死去以后名声值得称颂。虽然有智慧才能，必须以仁义为本，然后才能有所建树。智慧才能、疾趋徐行，各种事情同时进行，圣人只以仁义作准则来评判，符合仁义的称君子，不符合仁义的叫小人。君子虽死但名声不灭，小人虽得势但罪恶不会消除。假若让人左手拿着天下的版图，同时用右手刎颈自杀，愚蠢的人也不会这么干，因为生命比得到天下更可贵。但是有人为君王父母之难而牺牲生命，视死如归，因为道义比生命珍贵。占有天下，是最大的利益，但和生命相比，就显得小了；生命是贵重的，但和道义相比，生命就显得轻了。因为道义是要保全的。《诗经》说：“平易的君子，求福不靠歪门邪道。”说的是要以信义作为准绳。
想成就霸王之业的人，一定是能获得胜利的人；能获得胜利的人，一定是强者；能强大的人，一定是善于运用人力的人；善于运用人力的人，一定是得人心的人；能得人心的人，一定是修身养性的人。所以心是身体的根本，修身是治国的根本，没有自我修养很完美而失去人心的，也没有放弃修养而能得人心的。所以治国的根本在于安定民生，安定民生的根本在于使人民丰衣足食，让人民丰衣足食在于不违农时，不违农时取决于统治者简政少役，简政少役取决于节制物欲，节制物欲取决于返归天性。没有谁能做到摇动树根而能让树梢静止，也没有谁能做到弄浑水源而让水流清澈。所以了解人的天性本质的人，不去做违反天性的事；懂得命运实情的人，不忧虑命运中无可奈何的事。所以不修建高大的宫室，不是为了爱惜木料；不铸造大型钟鼎，不是舍不得铜铁金属。依循天性命运来行事，制度就可以成为万民的仪表。现在的人眼睛享受五色，嘴巴爱品味美味，耳朵沉溺于五音，七窃争着享乐，来伤害自己的天性，每天放纵邪恶的欲念来摧残自己的身体，自身还调养不好，又能把天下怎么样？所以自我修养有节度，那么统治天下就能获得民心。所谓拥有天下，不是说登上君位，得到传国玉玺和图籍，称天子帝王的尊号，而是说运用天下的人力，并获得了天下人的心。殷纣王的国土，东到东海，西到流沙，南到交趾，北到幽都，军队从容并布置到浦水，士卒有一亿多，可是最终他们都调转弓箭，倒戟攻打纣王。周武王左手握着黄钺，右手挥动白旄指挥义兵，纣王的部队便土崩瓦解。纣王有南面称帝之名，却没有统治一人的德行，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所以桀和纣算不上真正的王，汤、武赶他们下台，也不能叫犯上。周国外在镐，土地方圆不过百里，可是在牧野誓师伐纣，攻占殷都朝歌，祭拜成汤的庙堂，旌表商容故里，加高比干的坟墓，把箕子囚禁中释放出来。推翻纣王以后，便折断鼓椎，毁掉战鼓，收起各种兵器，把战马和运输用的牛放到田野，插上笏板，接受诸侯朝拜，百姓欢歌庆贺，诸侯带上珍禽来朝贡，这是由于武王得到了民心。吴王阖闾侵犯楚国，五次攻进郢城，焚毁府库中的粮食，砸毁用刻有九龙的支架悬挂的编钟，鞭打楚平王的坟墓，住进楚昭王的宫殿。昭王逃到随国，壮年百姓扶老携幼跟着一起逃难，于是奋勇抵抗吴军，同心协力为昭王战斗。在这时候，没有将领来统率指挥，老百姓各自为战，拼死抵御，终于击退吴军，收复失地。楚灵王修筑章台，发动乾溪战役攻打齐国，威胁吴国，引起内外骚动，百姓疲惫不堪，王子弃疾乘老百姓怨恨的机会，拥立公子比为楚王。百姓甩手背弃了灵王，灵王在乾溪挨饿，只得吃野草，喝污水，死在田野之中。楚国的山河没有改变，土地面积没有缩小，老百姓的本性也没有什么不同，在昭王时百姓为君王献身，但在灵王时却背叛他离他而去，因为一个得民心一个失民心。所以如果天子得道，边远的四夷都成为天子的藩卫；如果天子失道，就只有诸侯为天子守土了。如果诸侯得道，四周邻国都会保护他；如果诸侯失道，只得自己防守国境了。所以商汤还在亳的时候，土地方圆只有七十里，文王在 的时候，土地方圆只有百里，但是他们都能使天下人令行禁止。到了周王室衰落的时候，戎人敢在楚丘攻打周王室的卿士凡伯，然后悠然离去。所以得道君王能凭方圆百里之地对诸侯发号施令，一旦失道，虽有天下却害怕一个州的诸侯。所以说不要靠别人不夺取你的天下，只能依靠自己的江山夺不走。实行可以丢掉天下的治国之道，却非议人家篡弑的行为，这对保有天下没什么益处。
人们赖以生存的东西，是衣服和食物。如果把人囚禁在黑屋子里，即使用美味来肴养他，给他穿绮丽的衣服，他也不能快乐，因为他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假若挖个小洞，让他能看到雨点下落，他就舒心的笑了，更何况敞开房门打开窗户，让他从黑暗中盾到光明呢！能在黑暗中见到光明尚且喜不自胜，更何况让他走出黑屋子坐到敞亮的厅堂上，看到日月的光辉呢！见到日月的光辉尚且心旷神怡，更何况登上泰山，站到石封上，远眺八极，视天如车盖，视长江黄河如索带，万物尽在天地之间呢！那种快乐难道不大么！聋子具有耳朵但不能听到声音，盲人长有眼睛但不能看到物体。语言是用来和别人交流思想感情的，听闻是用来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的。哑巴不能说话，聋子听不到声音，又哑又聋，就不能和别人沟通。所以患有聋哑病的人，虽然倾家荡产也要求医，而不惜钱财。难道只是身体有聋哑病吗？思想也有聋哑症。手指弯曲痉挛，没有谁不想法弄直；思想闭塞却没有人想法开通，这是不明白事物的类别。考察六艺的广博崇高，探究道德的深奥玄妙，让精神境界达到上无顶点，下无底界，远无极限，遨游在无形之中，比四海广阔，比泰山崇高，比长江黄河富有，空旷通达，精明通亮，天地之间无所挂碍，用这样的胸襟来观察，难道不伟大吗！人知道的事物很肤浅，而事物的变化无穷，从前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并不是因为智慧增长了，而是学习求救才增加的。事物经常见到就能认识，经常实践就能学会。所以被祸患困扰就懂得设防，遭受困难就变得能干。一个人在短暂的一生中，能学到千年的知识，通今达古，虽然这些知识不曾变更，其中的通理却是本来就存在的，不能说这种通今达古善于学习的人没有道术。人们想知道高低但是却做不到，教他使用管和水准仪来测量他就高兴了；想知道轻重但没有办法，给他秤来称量他就喜欢了；想知道远近但办不到，教他使用金目他就高兴了；更何况掌握了道术可以应付万方而无穷呢？遭大难而不畏惧，碰上烦难和谬误不迷惑，安然自得，这快乐，哪里只是一种见解的快乐呢！道，有形的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有如父母，和万物的关系可以说够亲密了；吃谷物的凡夫和吸吃露气的仙家都接受它的支配，它有如明君，给人的恩惠可以说够大了；那些聪明人都学习道术，它有如老师，教导众人可以说够渊博了。射箭的人多次发射不能射中靶子，别人教他使用瞄准仪他就高兴了，更何况制造仪器的人呢！人们都知道学习对自己有益，可是不能坚持学习，因为玩物丧志。人们往往以无用的事来妨害有用的事，所以智慧不广博，每天都觉得不够用。用开凿供观览的鱼池的力气去耕田，那么田野都开垦出来了；用积土成山的功夫去修提防，那么水利一定充足了；用喂养犬马鸿雁的费用去供养士人，那么名声一定显赫了；用射猎博弈的时光去读《诗》、《书》，那么见闻知识一定广博了。所以不学习和学习，就像聋子哑巴和正常人相比一样。凡是学习的人，能够明了天人关系，明白治乱的根本，能够保持平静的心情、清醒的头脑，就能看到事物的始终，就你得上懂得事物的要领了。
上天化育的是禽兽草木，人类发明的是礼义制度，如建造房屋，制作车船等等。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仁义，末节才是法度。凡是人们求生存的事是根本，导致死亡的是末节。本和末是一个整体，两者都喜爱，是人的天性。把根本放在首位，把末节放在次要位置，这种人称为君子；用末节来伤害根本，这种人叫小人。君子和小人天性并没有什么差别，不同的是先本后末和以末害本罢了。草木的特点，粗大的是根本，细小的是末梢；禽兽的特点，头大尾小。草木如果末梢比根部粗大，就会折断；禽兽的如果尾粗腰粗，尾巴就摆不动。所以从口中喂养禽兽，就全身肥壮；草木灌溉根部，就枝叶繁茂。天地生长万物有本有末，养育它们有先有后，人对于处理事情，难道就没有开始和结束吗？所以仁义是治国之本。现在不懂得致力于务本，却致力于务末，这是避开树根而去浇灌枝叶。况且法令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如果我们看重法令而轻视仁义，那就像珍惜帽子鞋子而忘记了头和脚。所以仁义，是治国安民的厚实的基础。不加厚基础而扩张广度就毁坏，不加宽基础而增加高度就倾覆。秦始皇赵政不增加仁德却屡屡滥施权力，所以灭亡；智伯不施行仁义却一心扩大土地，所以灭亡。《国语》说：“不用大的木头作栋梁，就不能承受重力。没有比国家更重的事，没有比德更大的栋梁。”国王有人民的拥戴，就像城墙有厚实的基础，树木有根本一样；根深树木术稳固，基础好城墙就安宁。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是天下的纲纪，治国的准绳。现在有商鞅的《启塞》，申子的《三符》，韩非子的《孤愤》，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都是拾来的权宜之术，不是治国的根本和客观规律，也不能广泛持久地流传。楚国令尹子襄靠失败保存了楚国，但是失败术不能常用；弦高用欺诈保存了郑国，但是欺诈术不是总奏效。雅、颂之歌，都是以感情为基础创作出来的，所以君臣学习它们就和睦，父子学习它们就亲密。所以韶、夏古乐，声音能浸透金石，润泽草木。现在用哀怨之音，用管弦乐器演奏出来，不是淫乱就是悲伤。淫乱男女就没了区别，悲伤就感染哀怨之风，哪里称得上音乐呢！赵王迁被秦国流放到房陵，思念故乡，创作了《山木》这首歌，听了的人无不落泪。荆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