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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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指：有的被打碎下颌致死；有的被按在地上挖去双眼；有的被挖去心；有的被塞进冰窟窿；有的用三角尖木棍穿透胸膛钉在地上钉死。宪兵在过堂审讯时，使用的手段更加残酷：有的被烧红的烙铁烙掉了鼻子，有的被烙得露出了天灵盖骨。不仅对成年人如此，对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放过。村民刘文振8个月的小孩，被日本宪兵从其母亲的怀里夺去，活活摔死。由于日寇的残暴杀戮，这个仅30来户的小村庄就绝户了7家。　
　　　　“西南治安肃正”期间，承德宪兵队除直接参与制造了上述几起大惨案外，在最残酷的1943年，还指挥了全热河的日伪警察，两次对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围团体进行了大逮捕，敌人将这两次活动称之为“剔抉”工作。据伪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向伪警务总局局长山田俊介的报告：第一次大逮捕是在9月11日到9月27日进行，主要对象是承德东南部和兴隆县东部的迁遵兴联合县委；青龙县西部的迁青平联合县委；青龙东南部的凌青绥联合县委和平泉西南部的承平宁联合县委。由承德、古北口、喜峰口分队和平泉分遣队分别指挥上述4个地区的伪满警察、伪满宪兵、铁警在日伪军的配合下进行的。第一次“剔抉”总共逮捕了958人，其中456人被送伪法院判刑。第二次大逮捕是在10月6日到10月19日进行，这次除继续在第一次逮捕的地区重新逮捕外，喜峰口分队还将逮捕范围扩展到了长城以南的迁安县滦阳、铁门关和碾子岭等地区。第二次“剔抉”总共逮捕了292人，其中68人被送到伪高等法院判刑。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帝国主义采取的是军、警、宪、特、行、政、司法、协和会等机构联合镇压的办法。伪锦州高等检察厅和高等法院配合讨伐，在热河很多地方设立了“临时特别治安庭”，对逮捕的抗日军民随时起诉，随时开庭，一审判决。当时，伪锦州高等法院在讨伐最残酷的青龙、宽城、喜峰口、平泉、半壁山、鹰手营子等地，都开设过“临时特别治安庭”，审判后将判处死刑的人，随时交给当地日本宪兵就地屠杀。　
　　　　“西南治安肃正”中，日本法西斯为彻底割断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血肉联系，疯狂地推行了“集团部落”政策，热河的广大地区被划成“无人区”，严禁老百姓进入。1943年以后，承德宪兵队还编成了宪兵游击队，在长城两侧的“无人区”进行游动搜捕，发现有人脱离“集团部落”进入“无人区”活动，就当即杀死。下面是日本和歌县人岛津酉二郎于1954年8月16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段供述，他1942年来到中国，1943年时是承德宪兵队所属长岛玉次郎部下的第一宪兵游击队宪兵伍长，他说：“1943年11月15日，我们长岛游击队第一小队在河北省密云县兵马营西北方活动，逮捕了1名被怀疑是八路军联络员的行商，我对其进行了审问。该商闭口不答，小野曹长当即命令我等7人对其刑讯拷打，我将这名行商打倒后，用他自带的扁担压在他脖子上，用脚踩着两头，一直把这个人压死。”　
　　　　“1944年2月20日，我们在密云县东南地区活动，夜12点左右，见有一农民在耕田，长岛队长认为此人在夜间耕田稀奇，可能是八路军的联络员，故命令将其逮捕杀死，当我持刀去砍杀时，该人已被别人砍倒，正在痛苦挣扎，我又连砍了几刀，将该人杀死。”　
　　　　“1945年6月，我们在遵化县马兰峪南搜索时，发现了一对新婚夫妇。我指挥部下将他们逮捕，先打成半死状态，然后将男的拉到田中用军刀杀死，女的交给新兵练刺杀。但女的用手抓住刺刀不放，新兵不能刺中。于是，我上前将这个女人摔倒，用军刀砍了她的脖子，将她斩杀。”　
　　　　在这个宪兵头目血淋淋的供述中，就可想而知宪兵在热河地区的残忍凶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按计划承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要被改编成关东军第3特别警备队第6大队，准备配合关东军第四方面军阻击从外蒙和中苏西部国境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为关东军主力撤至通化、朝鲜一线后，在苏军占领地开展游击战。但由于苏军迅速进入东北，承德宪兵队还未来得及改编完，就随日本投降而被解除了武装。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1）
　　　　二　
　　　　水泉沟万人坑的形成，有其地理位置的因素，尤其与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直接相关。当时的伪热河省，南部以长城为界，与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北平市为邻；西边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所辖的察南自治政府接壤；东跟伪锦州省挨肩，本土属伪满洲国的西南边疆国防省。地形特征是丘陵构成的山地，其中有雾灵山、五指山、都山等大山区，这些为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提供了很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在战略地位上，承德地区既是日本侵略者巩固满洲、妄图称霸亚洲的后方基地，又处于共产党、八路军决心开辟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区域。这个被敌对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奋力争夺的地区，常常处于拉锯状态，这就产生了许多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情况。兵家相争，既争地盘，又争在日伪严密统治下的老百姓，这一特殊情况既鲜明地表现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形成的艰难，又说明了承德万人坑的成因。　
　　　　1933年初，日伪军就开始在热河“讨伐”抗日武装。　
　　　　1934年秋冬两季，在热河省进行了1190次“讨伐”，打死民众抗日志士1452人，俘获民众抗日军2579人，带到承德监狱238人，其中一部分被杀后将尸体扔到水泉沟老阳坡。　
　　　　伪满洲国民政部康德三年（1935年）第二次统计年报（仅统计当年）记载热河省“讨伐”民众抗日军2245次，俘获入狱人数2347人。　
　　　　1936年度，伪热河省军警“讨伐”反满抗日事件2940余次，俘获人员4414名。　
　　　　1937年2月在凌南县“讨伐”“抗日救国军”射杀司令李树桢等7名，俘获4名。同一年度中，在伪锦州省内“讨伐”抗日游击队俘获2412人，杀死135人。以上两省指伪热河省、锦州省。讨伐共俘获7060人，杀害157人，其中119人被杀害在承德。　
　　　　1937年8月18日至29日，锦州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须乡季三率宪兵和警察奔义县，将事先探明在王凤林家开会的东北暂编仁义军总司令张广田等97名干部一齐“逮捕”。军长王凤林因当时受刑，心脏麻痹死去。11月11日，将总司令张广田，第一地区司令官、军需处长张文波，军医处长王子权，旅长张香甫、曹庆洪、刘子权、孟广忠及旅秘书处长佟吉祥等人送交承德第五军管区军法处，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　
　　　　1937年至1938年春，日本承德宪兵队率领热河省警察讨伐队先后5次到上板城一带“讨伐”，俘获140多名抗日爱国者，在承德监狱押些日子之后分批拉到水泉沟杀害。　
　　　　1938年10月中旬冀东大暴动受挫后，暴动队伍随八路军第四纵队向平西转移途中，一部分人在遵化县南部宫里遭到进关的热河日伪军讨伐队包围，在战斗中，有300多名暴动队员被俘获，押到遵化县城第一中学，然后用绳子捆着，装上汽车，用喷雾器喷洒药，使人昏迷，上面罩上网子和炕席，运到承德，杀害一部分，狱中折磨死大部分，没有生还者。同年11月29日，驻喜峰口日伪军200多人外出“讨伐”，包围迁安县苇子峪村，在战斗中将中共迁安县县委委员、冀东抗日联军第一支队副支队长刘永丰及刘珍等多人俘获，转押承德监狱后杀害。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热河时，第三十一大队派出政治处主任孔祥卿、参谋长陈坊仁带领刘德才连队袭击承德上板城火车站。当时八路军没有进承德街，而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热河人民反满抗日情绪，由日籍特务文履谦受命谎报侦探情况，制造了轰动伪满洲国的承德“救国勇士团”案。由日本承德宪兵队准尉板田毋雄为头子，抽调日本承德宪兵分队、承德警察厅、承德县警务科、伪满承德第五宪兵团、日本承德领事馆警察署人员组成特别搜查班，承德警察厅童瑞九当翻译，以搜捕剿灭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与共产党八路军勾结建立承德“救国勇士团”组织为由，于1938年（康德五年）11月17日进行大“逮捕”，将承德街比较有名望的人“逮捕”130多人，经过刑讯筛捕入狱104名；又从赤峰、建平、滦平、隆化等县“逮捕”同案犯押到承德200多人，在承德监狱折磨死37人。　
　　　　1939年2月，日本承德宪兵分队长谷川少佐在承德县下板城一带“讨伐”，俘获中国抗日爱国者200余名，其中18人送承德监狱折磨死。同月，在古北口日本宪兵分队长斋藤中尉指挥下，于滦平县汤河口一带“讨伐”，俘获40余名抗日爱国者，当场用棍棒刑讯打死2名，10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28名判有期徒刑。8月中旬，在斋藤中尉指挥下到滦平县汤河口东北方10公里一带地区“讨伐”，又俘获100余名抗日爱国者，在汤河口拘留所折磨死4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20名，其余判5年以上徒刑。11月，由驻兴隆日军881部队组成的军警宪联合作战讨伐队，在长城一带“讨伐”，俘获中国抗日爱国者300余名，经上大挂棍棒殴打刑讯致死5名，砍2名，40名送承德判死刑杀害，160名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同年冬季，驻丰宁日本宪兵派遣队带领军警联合讨伐队几百人将丰宁县西部国境天河立沟、千松台两个区30多个行政村包围，把两个区的抗日爱国武装和区村干部全部俘获，在当地杀死9人，押解承德70名，内中15人送去东北当劳工，其余在承德杀害。同年冬季，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军进关“讨伐”，把遵化县新立村包围，在战斗中将王玉田等25名民兵俘获，押到承德，在狱中折磨死。同年冬季，日本承德宪兵队带领讨伐队300多人去密云县新城子乡一带“讨伐”，将大树洼村抗日爱国者李宝昌、李庆云、蔡润普、杨玉山4人俘获至承德杀害。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2）
　　　　1939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在长城线上实施集家并村制造千里“无人区”，企图用拔根断源之法，隔断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将一部分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划入“无人区”，对无住禁作地带经常搞“扫荡”。扫荡队见着妇女便野兽般地强奸蹂躏，然后无论老人和儿童一律杀光，将被害人的耳朵割下串在铁丝上，作为请功领赏的凭证，见东西抢光，带不走的烧光。　
　　　　在集家区进行罪名繁多的大“检举”，如“清匪大检举”、“投匪家族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清乡大检举”、“反集家大检举”、“破交大检举”等。“检举”的方法，多在清晨或农历的年节日，乘人不防备之时，由日伪军或讨伐队将部落围住，把村民集中到一起，由警察或宪兵查验年满15岁至60岁男人的户口、指纹和证明书，三者中有一项不符合的，就按嫌疑犯抓起来。凡是给八路军、游击队带过路、送过信、管过饭、做过鞋、留过宿的一律按“通匪”对待，全部“检举”或杀害。亲朋中有参加八路军或游击队的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按“投匪家族”“检举”。对参加破坏交通活动的人，砍一根电线杆子要一个脑袋。　
　　　　1940年秋，承德县警务科首席指导官小山内义雄带着县讨伐队去车河一带“检举”，抓进承德500来人，先关在承德街警察署留置场，不几天又押到监狱去，全是老百姓，都死在了承德。　
　　　　从1940年8月至1944年底，仅“北边镇护”和“西南肃正”两个区域“逮捕”抗日军民　100　700　余人，判刑关押　47　000　余人，判刑杀害　11　000　余人。　
　　　　1941年2月，日本关东军去密云、烟路、挂甲峪一带搞“检举”，被抓群众200多人，关进承德监狱，分8次刑讯，在夜间拉到水泉沟杀害。8月22日在伪锦州铁道警护队队长佐古龙裕指挥下，在滦平县火斗山、张家沟门等五村，“逮捕”丰滦密抗日县政府政治工作员郑廷兰等60名爱国者，其中40名送承德监狱，郑廷兰等2人被杀害在水泉沟。10月4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日本华北派遣军第二十一师团步兵第八十三联队和驻密云的柿本大队、伪华北治安军第一○二团一个营、密云和怀柔两县伪警备大队及驻热河的日本关东军174部队独立大队和守备大队、伪满军第八旅、伪满6个警察讨伐大队，总兵力达万人，在长城线山地丰滦密区域“围剿”60多天。八路军山地游击区损失严重，300余名干部、战士和群众遇害，近500人被俘，全押到承德，其中八路军丰滦密联合县七区区委书记李斐然、十三区小队队长窦中和、第十团排长李连元、县大队侦察员王国珍等同志均被杀害在承德。10月中旬，日伪在兴隆县茅山村“逮捕”30多名抗日农民，在南土门杀害20多，其余被投入承德监狱折磨死。同月16至20日日本古北口宪兵分队在日军协助下，在滦平县的汤河口、琉璃庙、大水峪等5个村抓走救国会成员和抗日群众340多人，被押送承德监狱，其中杨全、姜尔康、姜自强等50多人死于承德监狱和被杀害在水泉沟。　
　　　　1942年1月，日伪军在兴隆全县进行“检举”，一次抓走村民2000多人，其中，400多人被就地屠杀，200多人被杀害在兴隆街头南土门，其余被押往承德判刑，一部分被害死在承德。2月初，日本承德宪兵队在仅有50多户人家的承德县南双庙村“检举”，抓走110人，当场杀死5人，其余解送承德监狱后杀害、折磨死74人。当月农历年除夕，日本承德宪兵队在承德县上板城一带“检举”，抓走抗日干部、积极分子47人，全部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2至3月，日本宪兵队和刘其昌讨伐队在兴隆县小东区、大灰窑搞“检举”，抓走100多人，在该县枪杀17人，其余杀死在承德。3月9日（正月二十三日）夜，日伪军在宽城大地一带进行全面“检举”，抓走800多人，其中315人被押往承德杀害（内有共产党员17人）。同月，头沟警察署长刘振荣“检举”几个叫“九江八河”的抗日组织成员，抓到承德县警务科过堂，然后将其中4人杀死在承德街水泉沟。4月，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八路军抗日力量，在宽城境内进行一次大“检举”，敌人从榆木岭、椅子圈、篆子台、车道子、龙凤沟、艾峪口、北大岭、大庙沟、双洞子、熊虎斗、唐杖子等24个村庄抓走422人，押送承德街后惨杀342人，其余判刑。4月7日，伪滦平县警务科长日本人关直雄率该县刘、姜、胡、董四个讨伐队合并编成1000多人的大队，乘夜“围剿”丰滦密抗日县政府和八路军第十团驻地臭水坑，8日拂晓开战，由于敌人事先探明情况，三面围攻，一面绝壁，将八路军党政军200多人困在当中。在进退无路的危急情况下，八路军干部战士毫无惧色，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丰滦密县长沈爽、第十团供给处长乔宇等为国捐躯，县财粮科长李昨非等49名被俘，被押到承德杀害。1至6月，日本承德宪兵队“逮捕”1292人，其中承德县25人，喀喇沁中旗13人，青龙县186人，兴隆县496人，滦平县31人，迁安县99人，遵化县120人，蓟县179人，平谷县87人，密云县53人，三河县1人。上述被捕人员，被立案解送承德处刑511人。7月4日（农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