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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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蓟县179人，平谷县87人，密云县53人，三河县1人。上述被捕人员，被立案解送承德处刑511人。7月4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日本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木村光明带队在青龙县九虎岭一带“讨伐”，俘游击队、民兵及逃难的老百姓100多人，经在宽城灌凉水、殴打拷问后送承德加以迫害，其中孙广和、王胜惠、孙永林等12人死在承德监狱。农历八月十三日，驻热河的日伪军去长城里“无人区”“扫荡”，将赤城县南尹家沟共产党员侯何锁、村干部萧树方、侯明功等30多人抓到承德杀害在水泉沟。在承德被害的还有赤城县姚家湾副村长尤万录、村公安员任明等6人。同年下半年，日伪调集6000兵力在丰滦密的长城各口和山边通道区域采取分区“扫荡”办法，有431人遭屠杀，1100多人被抓到承德，有的被送往东北当劳工，有的在承德被害死。同年秋季，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军在长城里的遵化“无人区”“扫荡”，将马蹄峪村办事员韩荣久、武装班长王顺成等7人抓到承德折磨死在监狱。同年冬季，驻承德日军调集第一○八师团主力，伪满军10个旅，伪热河省属20个讨伐队及县属讨伐队共10万余人，在热河全省进行大“扫荡”，仅宽城地区就抓1500多人，杀害400多人，其余的人有的押去东北当劳工，有170多人在承德监狱折磨死。10月至11月，日伪在青龙全县搞了三次“破交大检举”，在宽城镇进行过三次血腥大屠杀。其中10月的一次，日伪当局组织平泉特高队、宽城日本宪兵派遣队、宽城日本中根守备队、冷口日本宪兵派遣队、宽城特务班、峪耳崖安如一宪兵派遣队、青龙宪兵派遣队以及承德地方法院等联合行动，由喜峰口宪兵派遣队队长水川少尉任总指挥分片进行“检举”。在下板城、小前坡峪、骆驼厂、双洞子、丁家沟、药王庙、石佛、王家店等十几个村“检举”抓走群众100多人。驻青龙、峪耳崖、冷口等地敌人到大转岭、长沟、峪耳崖等地抓走100多名百姓。以上所抓的300多人全部被押送宽城。经过刑讯，有80多人被判死刑，由中根守备队在宽城南关东山根枪杀。除跑出一部分，其余215人被押到承德监狱陆陆续续折磨死。同年秋至年末，日本古北口宪兵分队，在伪警察讨伐队援助下，“检举”破坏警备路的抗日分子1330名，释放420名，解送承德处刑910名。腊月二十八日，日本驻喜峰口宪兵分队带领警察讨伐队从宽城出来一过暖泉河进西沟沿路就搞“检举”，抓走60多人，押到宽城警察署，刑讯后有放回的，有用酷刑折磨死的，有在宽城枪杀的，还有一部分转押到承德，许贵珍、杨廷秀、刘文洲等人被杀害在水泉沟。同年冬，承德县新杖子苇子峪牌长马洪斌的儿子马春荣（18岁）被捕，从兜里搜出给八路军做鞋袜的人员名单，敌人按名单“逮捕”很多人，其中46人被砍杀在承德水泉沟。同年腊月三十夜晚，日军大崎部队到光头山地区按密探侦知的情况进行大“逮捕”，将樊林、樊树、韩炳钧、王树林等300多人抓到黄土梁子警察署刑讯，翌年正月十一，将一大部分人送往平泉再次刑讯，正月十九日又将100多人从平泉送往承德监狱，二月初二将其中48人拉到承德水泉沟砍杀。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3）
　　　　据曾经参加过1942年腊月二十七日伪热河省警务厅组织的全省大“检举”的伪特搜队队员时志祥（当时任伪承德街头道牌楼派出所所长）讲：“从康德八年（1941年）以后，年年搞全省大‘检举’，时间不定准，春天秋季年底都搞过，修部落那几年搞得更凶，抓人很多。”　
　　　　据《满洲新闻》载，“本年（1942）开始以来至12月中旬期间，热河省讨伐队交战196回（只是主要战斗）”，“由本年1月至12月，担任维持西南国境线治安工作的第五军管区讨伐部队，由1月起共10个月间，交战330回，其中包括日满军几万人在热北搞的规模较大的‘围剿’八路军承平宁游击根据地光头山”。光头山战斗，游击区损失严重，八路军部队在行军和作战中被冻坏手脚的30多名伤病员，被敌人搜山时从掩护的老乡家搜出，押解到承德监狱全部牺牲。　
　　　　全省大“检举”，多数由伪热河省警务厅牵头组织，军警宪特联合动作，分工分片进行。仅以1943年春节前后全省大“检举”和秋季全省大“检举”为例，足以证明之。1月13日到宽城洪杖子“检举”报国会会员，抓27人，在当地杀害8人，另19人被押送承德监狱判刑后折磨死。25日在山家弯子搞“检举”，抓走26人，被押解承德杀害24人。原日本承德宪兵队宪兵石田一雄在1月受命带宪兵在青龙、兴隆、迁安一带“检举”破坏道路、电讯的农民693人，刑讯后提出判刑意见送交承德190人。同月，日本喜峰口宪兵分队的密探侦知八路军迁青平县政府工作人员在青龙县九虎岭村开会，由木村光明电话命令古北口宪兵分队长长岛玉次郎带队协助喜峰口宪兵分队对九虎岭地区进行大“逮捕”，共抓了150多名居民，刑讯后将70多名送承德处理，其中61名被特别治安庭判处死刑杀害在水泉沟。同年农历正月初八，日本承德宪兵队和伪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王家营和五家村大“逮捕”抓走12人，后转送承德监狱关押，于当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将张忠、贾文圭二人砍杀在水泉沟，王芝被害死在承德监狱。2月1日，日本承德宪兵队在承德县鹰手营子、新杖子、牤牛窖等14个村和下板城一带“检举”1000余人，其中下板城村的姜海亭、胡启凤等71人，白河村贾文义等6人，南双庙村罗万成等49人，鹰手营子村刘占海、罗万桂等15人，连同上板城、新杖子、胖和尚沟、两益城等村254人被抓到承德，分批砍杀在水泉沟和在承德监狱折磨死。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三村变成了“寡妇村”。2月2日，日本宪兵队带领平泉伪警察讨伐队在八路军承平宁四区区长张健光活动的崖门子、水泉、七沟一带18村进行“检举”，621人被抓到承德，将干沟子村干部侯文彬、赵武连等判处死刑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将上平房村办事员崔振阁等折磨死在承德监狱。2月5日，日伪军在兴隆进行大“检举”，五天抓走男性群众5000多人（仅半壁山伪警察署所辖各村就抓走2000多人），10日惨杀400多人，其余人被投入承德监狱和锦州监狱，投入承德监狱的绝大部分被折磨死。大莫峪是个42户的小村，被抓73人，被杀72人，8户被杀绝，30户杀没了男人，成了“寡妇村”。2月，在宽城西北方16里地区，在日本战务课长木村光明大尉指挥下，“检举”青平抗日救国会员破路分子150名。经刑讯后，释放100多人，送交承德特别治安庭处死刑的15名，判徒刑25名押入承德监狱。在喜峰口“检举”抗日救国会干部和破路积极分子61名，刑讯后全部送往承德特别治安庭处死刑。日本承德宪兵队队长、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桥本岬于1943年在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光头山地区搞了四次大“逮捕”。按密探侦知的情况，2月在光头山南侧地区“逮捕”抗日人员520名；3月在青龙至平泉公路两侧村庄“逮捕”抗日人员130名；6月在光头山东侧黄土梁子、八里罕地区“逮捕”抗日人员120名；7月在光头山西侧三家等村“逮捕”人员140多名。日军对以上900多人进行刑讯后，将其中的580余名送交承德监狱，并判死刑杀害50多人。同年5月中旬，日本承德宪兵队派遣特高系特务太田秀清在承德街“逮捕”10人，以共产党承滦密联合县地下工作员罪名进行殴打拷问，然后秘密处死。7月，日本军在承德街遗失了军用电报密码，用两个营的兵力在各个路口设卡断绝通行四天，对成年街民严格搜身盘查，将600多被怀疑者“逮捕”，关进留置场和监狱，严刑拷问，打死7人，直至找到军用电报密码才把众人释放。9月13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伪青龙县驻曾杖子特高队参加全省秋季大“检举”，将丁杖子村武装中队长丁九功、丁奎元、丁九奎等7人，平方子村栾成旭、杜景兴、杨恩波，乱泥沟村勾凤文、杨玉林、张玉安等380多人抓到青龙，经过多次刑讯，最后从青龙转押到承德监狱，其中平方子村栾成旭、杜景兴等80多人被判了死刑，有的被在监狱绞死，有的被拉到水泉沟砍杀。16日（农历八月十六日），日本承德宪兵分队带着伪警察讨伐队在承德县搞大“检举”，将安匠、塘头沟等柴河川一些村子，小白旗上下五个部落，上板城、南双庙、应营子、老爷庙、西大庙，胖和尚沟、新杖子一带一共有400多人被抓走，经过在当地伪警察署刑讯后，用汽车拉到承德刑讯判刑，活着回去的50多人，有100多人被弄到东北当劳工，其余200多人全部被害在承德。同月，日伪军警在喀喇沁中旗推行“剔抉”计划，共抓走抗日人员和平民1200余人，在当地杀害30多人，抓到承德监狱400多人，在狱中折磨死一部分，在水泉沟杀害80多人。10月8日，日本喜峰口宪兵分队在青龙县汤杖子五道河等十几个部落“检举”为八路军办事的牌甲长54人，汤志远等43人被押到承德，杀害在水泉沟。同月，迁青平联合县七区组织委员张维政失掉地下党员花名表，落入敌手，日本喜峰口宪兵分队按名单逐个“逮捕”，仅柏木塘、王厂沟就逮捕94人，其中38人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12月30日，伪青龙县警务科奉令纠集县内各地日伪军警特及搜捕队，逐部落进行大“检举”，残害致死2000余人，仅塌山一带就杀害800多人，押到承德街杀害300多人。　
　　　　兴隆县，敌人在用武力推行集家计划期间（1942—1943年），全县被“检举”入狱死亡12　000多人。这期间内几次被检举出的7000多人死在承德监狱或被杀害在水泉沟。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4）
　　　　日伪宪兵、警察、特务和铁路警护队依“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等法律采取个别“逮捕”和一齐“逮捕”方式，在热河制造的白色恐怖十分厉害。据《伪满洲国史》记述，1935年4月至1943年11月，日伪在热河进行一齐逮捕11次，逮人　18　000　多，其中杀害2000余人，转送1500多人。这当然不是全部数字，而且不包括最后一个时期的情况。　
　　　　1944年2月上旬，日军和伪讨伐队在兴隆县潵河川各人圈“检举”，抓2000多人，在当地集体屠杀120多人，其余押解承德监狱，大部分送东北当劳工，少部分判刑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3月，上万名日伪军在兴隆进行春季大“扫荡”，持续10多天，全县被抓3000多人（仅中田村就被杀197人），除在当地刑讯释放、杀害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送往东北各地当劳工，其中470多名押入承德监狱，被陆续折磨死。同月，日本赤峰宪兵分队长百鸟伴次郎以下宪兵200多名，在喀喇沁中旗黄土梁子地区“检举”承平宁抗日县政府组织农民破路分子200名，用殴打、灌凉水、吊起来等方法刑讯，其中70名送承德入狱杀害。6月，日伪在兴隆进行“投匪家庭大检举”，凡八路军军属、干属、亲友，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抓走，全县共抓500余人，在兴隆刑讯后，一部分直接送往东北当劳工，一部分押解到承德判刑，其中杨树正等104人先后被杀害在水泉沟。10月1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日本宪兵队在青龙县搞“检举”，从汤杖子等村抓走54人，押到承德，翌年2月15日（正月初三）全部杀害在承德街水泉沟。　
　　　　据滦平县党史办统计：由于日伪在滦平县强迫老百姓集家并屯，迁入“部落”而造成的逃亡、饿死、冻死、瘟疫病死和被敌人检举杀害的，共伤亡20　700人，其中被日伪杀害在承德一大部分。　
　　　　青龙县集家并屯前后被敌人“检举”杀害7234人，全部死在承德。　
　　　　从青龙、兴隆、宽城、承德、平泉、遵化、赤城等十几个县调查证实，日伪搞“反集家大检举”、“清匪大检举”、“投匪家族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清乡大检举”等陆续抓到承德杀害（含在承德监狱折磨死）10　000多人（不完全的数字）。　
　　　　搞破交检举，在承德杀害1300多人。　
　　　　笔者仅从承德县、宽城、凌源、围场、平谷等县的局部调查统计，日伪从1935年至1944年7月，进行若干次不同规模的“逮捕”，其中抓到承德街杀害的1000多人。　
　　　　笔者依据遵化、宽城、密云、赤城、青龙、滦平等县的部分调查数字，日伪军从1941年10月（农历八月）至1944年冬，对“无人区”的多次“扫荡”，抓到承德杀害的1000多人。　
　　　　日伪对冀热辽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频繁“围剿”，从1938年11月以后的战例中初步统计，俘八路军党政干部、战士和民兵，押解到承德残害的有2100多人，内有冀东军分区十三团副政委（红军）廖峰，迁遵兴联合县第一任县长姚铁民、同县十一区区长王一民、县委组织部干事温秀之、县武装总队队长张惠、县情报交通队队长张兴国、六区干部依林，蓟遵兴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迁青平联合县三总区委书记李光、六区区长张连涛以及村办事员韩荣久、贾子臣、葛子林、马台，县游击队侦察员宋占青等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他们坚贞不屈地牺牲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1945年夏，日本侵略者在承德监狱一次电刑杀害300多名政治犯。　
　　　　日本侵略者在热河盘踞12年多，仅从兴隆、青龙、宽城、承德、丰宁、滦平、隆化等县不完全统计，他们杀害了65　000多人，制造了30多个惨案村。其中兴隆县的大莫峪、楸木林、兰旗营，宽城县的暖河塘，青龙县的化沟，承德县的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等村的已婚男人被杀绝，变成了寡妇村。　
　　　　这些村庄被检举逮捕的抗日群众和无辜百姓，除了在当地被杀的，大部分被害在承德监狱或水泉沟。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5）
　　　　三　
　　　　承德监狱不仅是热河省的最大监狱，也是伪满洲国的最大监狱之一。狱内设置戒护科（后更名为监理科、监护科）、需用科、文书科、会计科等科室。狱中分设已决监（已判刑，含女犯）、未决监（未判刑，含女犯）。监内又分国事犯（政治犯）、刑事犯、经济犯等监房，另还有外国人监。囚禁人判刑，除一部分在南营子三官庙三级法院的法庭室，大多数在监狱。将未决犯集中到院子，由检察官和法官按照日本宪兵队送审裁定意见书进行判决。判15年以下的，判完转送东北各监狱服苦役，判无期徒刑的就地关押或杀害。判死刑的，人数少的在监狱西南角绞死，人数多的在监狱电死或者在夜间或白天拉到水泉沟砍杀。监狱内的直接杀人手段也由原来的绞刑桩（人工勒死）发展到滑轮组制动的绞人翻板。狱中设置专事杀人的刽子手四至六人。“行刑於密行主义”，采用各种花样翻新的野蛮手段，达到致人死地的目的。承德监狱造成死人最多的手段就是生活虐杀。从1939年以后，这是一种主要屠杀法。用生活虐杀，以病死为由，既可掩人耳目，又能达到置被囚者于死地的目的。　
　　　　伪满洲国司法部规定“在监收容费食粮费一人当一日六钱五厘（伪满洲币）。每天只给两顿饭，一顿稀一顿干，在夏天给点青菜汤，平时既无菜又不管饱，天天吃发了霉又苦又涩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