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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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洲国司法部规定“在监收容费食粮费一人当一日六钱五厘（伪满洲币）。每天只给两顿饭，一顿稀一顿干，在夏天给点青菜汤，平时既无菜又不管饱，天天吃发了霉又苦又涩的红高粱，邪味熏人，难以下咽。监狱里的犯人没有一个不染病的，没有一个不患疥疮的。监狱也有医疗室，名义上给犯人治病，只叫病号多按手印，不给药，贪污药费。监狱还成立“故衣组合”，扒卖死犯衣服。尤其对国事犯更加惨无人道，80％人带着刑具。不服苦役时，白天都让脸朝外坐着，后一个看着前一个后脑勺，稍微一动就遭皮鞭抽、铁棍打。夜里一个号睡70多人，挤的没法翻身，病号也不隔离，有的死了没经看守允许，两旁的人也不准移动。冬天室内生火墙，有其名无其实，经常灭火，屋中冰冷，睡板铺睡凉炕，衣单被薄，很多人冻饿而死。春夏秋季屋内臭气熏人，重病号在室内大小便，监号的卫生与厕所差不多。患病不给治，刑伤加饥饿，使很多人死在监号里。监狱里死人比在水泉沟老阳坡砍杀的多好几倍，从监狱往老阳坡抬死尸，天天有，少时一拨，多时三四拨，每拨两三个，有时十几个，全是在监狱里绞死的、病死的、电死的或用别的方法折磨死的。看守押着，活犯人抬死犯人，刚开始的时候，放在事先挖好的坑里，铲几锨土一盖就拉倒，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一个小坑放好几个，几锨土也遮不严，狼吃狗拽到处是死人烂尸。
住在水泉沟小潘家沟口北边平台上，门窗正对杀人场与老阳坡相距不过半里地的农民高树芝（女，1987年73岁，潘德山之妻）讲：“日本鬼子进承德街那年正月初十我嫁到老潘家，春天开犁种地的时候鬼子就在老阳坡砍人。鬼子白天在老阳坡砍人我没少看，有时站在山头看，有时站在院子看，有时坐在炕上看。有一次砍48个，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我老头子用我们家水桶从河沟里挑上一挑水，放到老阳坡杀人坑旁边。鬼子把犯人从汽车上拽下来放在北坡躺下，用布蒙上眼睛，然后由两个日本兵架着胳膊拖到坡旁大坑边跪下，刽子手用大战刀砍。有的一刀就把脑袋砍掉了，头和身子都滚进坑里。有的两三刀也砍不掉，就一脚踹进坑里。砍掉脑袋时，一腔子血喷出老高，腥味刮出挺远，熏得好几天吃不下饭。鬼子砍一个人，把刀放进水桶里沾一沾，砍的多了，刀也热了，不沾水就砍不动。挨砍的人也真有不怕死的，一个小伙子是承德县三家的，特别有骨气，唱着歌下的汽车。日本兵要搀他，他不让搀，他说，我今年才十八，再过十八年还跟你们对立。他至死不跪，不跪没法砍，用枪打死的。”
当时的水泉沟尸横遍地，处处白骨堆，满目凄惨荒凉，啄食腐尸的老鹰、乌鸦等飞起来遮天蔽日，呱呱乱叫震耳欲聋。高庙、头道沟、鹿栅子沟、柳树底、罗汉堂、狮子园、残像寺、狮子沟等十几个自然屯和村的二三百条狗，长年在杀人场吃死尸，眼睛全是红的。大天白日，狼群在杀人场附近撕拖尸体。农民下地干活，要持护身用具结伴而行，不敢单独外出。杀人场附近住户，经常从屋里和院中往外捡狗叼回来的人头、手、脚、腿或五脏。一到夏天，又腥又咸又臭的气味熏得人头疼。小南沟口（现在的水泉沟乡卫生院墙外东南角）有眼两丈多深的水井，年年夏天被雨水把骨头冲进井里淤死，为了吃水，还得经常掏井。有时候杀人多了连河沟里的流水也是红的。遍地尸体，处处白骨。日本投降后，承德市政府组织群众到水泉沟收拾散在露天的烈士遗骨，花了五天时间，净人头骨堆成小山似的三大堆，挖三个大间屋子那么大的坑，像垒墙那样干插缝把这7000多烈士的头骨安放在坑内掩埋。因为被狼、狗和鹰叼拽遗的散碎尸骨太多，到处都是，当时没有捡净，直至今日在老阳坡还能见到裸露的遗骨。人们步入墓区，只要蹴蹴脚，就能见到掩埋50多年的烈士骨骸。土质松软的老阳坡，从雨水冲刷形成的许多龟裂断层中，由地面至数十公分深的地方，可以看到斜突出来的东西，那有的像大腿骨、肋骨或者是头盖骨的顶部，遗骨残骸到处可见。
日本侵略者在承德杀害中国人的准确数字无法弄清楚，主要原因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的16、17日两天，伪热河省次长岸谷隆一郎受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指示，亲自监视将机要档案搬到热河省公署院内全部烧毁，毁灭了罪证。但是，当时留在承德人民心目中的3万多的数字至今记忆犹新，是永远毁不掉的。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日军在承德街的屠杀罪行（6）
四
水泉沟万人坑，解放后一直成为承德市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每年清明节，市里很多单位组织人们到墓区祭扫，献花圈，凭吊先烈，继承遗志。1945年11月，著名音乐家李劫夫随同热河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万人坑掩埋烈士遗骨，触景生情，愤恨长久难平。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极大的仇恨，对革命先烈无限缅怀之情，于1946年春谱写了一首歌曲《忘不了》，这首歌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篇章，一直传唱至今。
水泉沟万人坑已经名传中外，受到中日两国人民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中国社会报》都曾登过照片和文章，进行过专题报导。石家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唐山冀东烈士陵园等单位来承拍过万人坑录像片。海军政治部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壮士行》电视艺术片第四集“不屈的山川”中，根据承德市党史资料通讯第五十八期提供的宝贵资料，将万人坑摄入十几个镜头向全国播放。日本国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先生专程来这里考察，他于1989年出版发行的《三光作战》一书第一部第二章专文记述了“水泉沟万人坑”，向日本人民介绍了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1990年8月，日本国家放送局《万里长城》摄制组来承德拍摄万人坑墓区场景。1991年8月11日，日本福冈县和平之旅教职工访华团一行52人到承德考察万人坑情况。1992年7月1日将在中国考察资料汇集成册，题为《日本军侵略中国》写真集，由学术出版社在日本公开发行，7月4日，《读卖新闻》、《西日本新闻》、《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以史实驳斥了主张修改教科书的谬论。
万人坑已经成为一块历史记录碑，它不仅镌刻了抗日人民的爱国功绩，也揭露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后人应该永远记住：历史的悲剧不能重演！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日伪时期兴隆监狱的酷刑
朱呈云
兴隆县地处长城北侧，是一个峰峦起伏、沟壑纵横的深山区。原隶属于遵化县。日本侵略者于1933年4月21日攻占兴隆县城后，即以长城为界，将其划归伪满洲国的版图。由伪热河第五军管区牵头，抽调日本关东军1个团、满洲军4个团、14个武装警察讨伐大队，共2万余众，开赴兴隆县境，实行惨绝人寰的烧、杀、抢的“三光”政策。他们毁掉村庄2千多个，烧毁房屋7万多间，抢走牲畜25万多头，粮物无法计算，制造“无人区”面积1301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17％。直接杀害无辜群众15万多人，其中一次枪杀10人以上惨案28起，有大磨峪、楸木林、黄花峪成为“寡妇村”。抓捕入狱而致死15万人，因冻饿和疾病而死的25万多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34％以上。有11万多人被赶进218个“人圈”里，惨遭法西斯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兴隆血债累累，罄竹难书，这里将其利用监狱残害无辜群众的野蛮酷刑记述如下：
兴隆县日伪机关授权给各警察署和日伪军，在讨伐地的各大村镇设置临时治安法庭，运用一审的终审权力，将抓捕群众就地宣判，就地处决。这样，日伪统治者从1938年始，即利用“清匪大检举”、“通匪大检举”、“投匪家庭大检举”、“清乡大检举”、“反集家大检举”、“破交大检举”等繁多的名目，频繁“扫荡”，反复“围剿”。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抓捕无辜群众入狱者2万多人。在狱中，敌人施用的酷刑主要有：
断肠空腹。不给被关押入狱者饭吃，施以吊打手法，强迫招供。如兴特区区长任和被捕后关进兴隆特号监，多次审讯，被打得血肉淋漓。敌人不给饭吃，活活被饿死了。
倒栽莲花。也叫倒头活埋。强迫被捕入狱的人自己挖坑，然后把人的双手用绳索捆绑，头朝地，脚朝上，放在坑内，用土活埋。兴隆县监狱曾在南土门杀人场，把抓到的无辜群众这样活埋。
军犬狂舞。将被关押入狱之人双腿用绳索捆紧，然后呼来驯养的狼犬，一纵一跳地扑到人们身上乱咬。1943年夏季，半壁山警察署长常大伦在大河西、槐木林抓捕群众60多人，关押在临时法庭，指使被训练的几十条军犬将人咬得血肉模糊，直至死亡。
肉滚绣球。把被捕的人衣服扒光，塞进一个内部钉满钢钉的大木箱内，然后盖上盖子，把人在钉笼中活活滚死。
电磨粉身。专门在河边设置一种磨人的电磨，把被捕的无辜群众放在电磨里，磨成肉酱致死。
枪刺布袋。把被捕的人装进布袋内，让新兵用刺刀练习刺杀，称之为试胆量。日本宪兵队队长植松猶数就多次用步枪刺杀布袋以壮胆，后来直接持刀杀人。
虾公见龙王。把被捕之人手脚捆在一起，像弯曲之虾，投入河内，将人淹死。日伪曾在滦河、潵河，用此法残害无辜群众。
开膛取心。把被抓捕的人，用战刀或刺刀挑开腹腔，取出人心。双庙据点的日本兵中川吃活人心达50多个。宪兵股长黑烟悦二也多次杀人取心煮食。
钢针刺骨。敌人审讯时，因被捕入狱的无辜群众不认罪，则用钢针或竹签往人的头顶、咽喉、手指、胸口和致命处乱刺。兴隆监狱经常施用此法把人活活扎死。
木桩勒人。就是把被抓捕的群众捆绑在木桩子上，用绳索活活将人勒死。
电动绞死。把被抓捕的人放在绞刑架台上，扳动电钮，脚下铁板一翻，掉到陷阱内，绞索勒紧死去。
皮鞭沾水。在审讯时，用皮鞭沾凉水把被抓捕之人抽打而死。
灌辣椒水。在审讯时，强行将辣椒水或石油，灌入被抓捕人腹内。灌入后压杠子逼供，活活将人灌死。这种刑法，在临时法庭和监狱里，到处可见。
活剥人皮。1943年夏，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六区区长刘握枢，区干部依林，被敌抓捕后在特号监。敌人活剥其皮，将他们致死。
坐老虎凳。在审讯被抓捕群众时，在凳子上安装铁钉子，或通上电，强行让人去坐致死。
梁上悬人。把被抓捕之人悬吊在木梁上追问，以至窒息而死。
背炭火炉。在审讯时，让被审之人身背烧得火红的炭炉跑步，活活把人烧死。
铁器烙人。敌人审讯被抓捕之人，用烧红的烙铁、火钩子烫人肉体，强迫招供。
此外，敌人在审讯时，拳打脚踢，用木棒打，更是司空见惯之事。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兴隆县公安局关于日伪
在兴隆罪行的调查
自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兴隆，历经十三年的种种罪行是述之不尽的。最残酷的是由一九四○年日寇的“西南国境治安肃正”的杀人政策施行以后，日本派遣了关东军八八一部队一两千个鬼子常驻兴隆；扩充了警察，建立了十五个警察分驻所，四个警察署，六七个警防所，在集镇上设有派出所，每个部落分派部落警；近万人的伪军讨伐队分布在兴隆各地；日宪、特务到处有；村村设有协和会实践集家队原文如此。。这些组织，由日本人统一指挥，进行灭绝人性的“大集家”、“修人圈”、“下山”、“自首”的囚笼政策；“大检举”、“投匪家族检举”（抗日人员家属）、制造“无人区”、“围剿”、“扫荡”及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锦州日本高等法院又成立所谓“西南国境特别军事法庭”，并立了“国事犯”、“思想犯”等罪名，用残酷的法西斯手段杀害我无辜人民。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三年的春节前后，日寇进行了三次大检举，被捕的一万二千余无辜人民中，被判决枪杀、刀砍、监押、赶入工矿者就达一万一千四百余人。我县五区一个七十来户的大莫峪村，在一九四三年正月一次就被“检举”去七十二口，上至七十多岁的老头，下到十四岁的小孩，连哑巴等一个也未剩，全部捕去，在当地就屠杀了四十二口，送承德判死刑十五口，其余被分送东北各地当劳工，大部也都死去。七区茅山村，一九四三年被日本一次捕去六十六名无辜人民，除跑出两名外，其余全部被送承德杀害了。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三日，鬼子在我四区荞麦岭，一次杀死了二十三名群众。一九四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六区小水泉被日寇抓去九十三口群众，当时就地给杀死了六十一口，剩下三十二口带到倒流水后，一个未留也全部杀害。
兴隆县人民被迫集家赶入人圈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五户，十一万一千八百多口人。据七个区的大略统计，因日寇修“人圈”，整天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得不到星点自由，被摧残而死者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余人。在集家并村时，被日寇烧毁的民房二万三千四百多间，拆毁民房三万八千三百多间。
在兴隆的南土门设有“万人坑”（距兴隆街三四华里远），被“检举”之人，凡在兴隆，由锦州高等法院派出特别治安庭前来判处的，均押赴该地执行。仅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就被锦州高等法院特别治安庭判死刑五十四名无辜群众，全部是绑到南土门执行的。一九四三年冬，在兴隆被特别治安庭判死刑的三十八名无辜群众，全由驻在兴隆的日本宪兵分遣队队长（大胡子，不知其名）一人用日本刀，一刀一个砍死的。这就是被迫进入“人圈”的人民受日本残害的铁证。
我县有二千三百九十多户，一千三百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的地区，被划为“无人区”。有一万一千六百多口坚贞不屈的中国人民，坚持在“无人区”守卫自己的家乡。日本对这些人民，对这片“无人区”，实行了残暴的“三光”政策。经常发兵围剿扫荡，见青苗割掉，见房子烧光，见东西就抢光，见人就杀光。据二十七个“无人区”行政村的统计，被扫荡打死我“无人区”人民达四千余口。二区小河西一个村，就被日本围剿打死了五百二十三口。三区青水湖，被扎死、摔死的小孩就有四十八个。五区暖和堂，胥景合一家十三口人，全部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死后还把尸体用火炼了。七区前乾涧，被日本捕去十九名男女群众，将衣服全部剥光，用乱棍打至不能动的时候，又将这十九个人装在菜窖内，活活的用火熏死。一九四三年九月，日本鬼子集中了二万多兵力，围剿我各地“无人区”，十五天的时间，仅中田一个村，在这次围剿中就被打死群众一百七十九口。坚持“无人区”的张凤彦的妻子，抱着小孩跑到石砬洞内，被日本搜出，一刺刀扎透了她娘俩心窝、肠肚。日本鬼子们走后，剩下的同乡们去看时，她娘俩流出来的鲜血已被冻结在一起了。可是妈妈还紧紧地抱着她可爱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