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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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圈”围起来了，但是里面还是空空的，这时特务、警察又到各村去传达第二道命令：限本月底以前，所有居民都得离开原来的村庄，搬进部落居住，谁不去烧谁的房子，决不宽容。
于是家家户户起了一片哭声，一片叹息！
别了，你辛勤开恳［垦］的土地，亲手建造的房屋。虽然这儿每一样东西都非常熟悉。这儿寄存着一切希望和梦想，现在却不得不被迫离开了。房子拆毁，只留下几堵残破的墙壁；土地荒芜起来，树木被砍伐，什么都破坏了，什么都毁灭了，敌人却偏偏说得好听，“建设部落”。
成群的人忍着气往“人圈”里搬，男子们扛着柱子，担着筐子、锅子，女人们抱着鸡雏，抱着烂席片，孩子们带着寒冷和啼唤。
部落里的房子，那所谓新的“家”，还不曾盖起，睡觉吃饭是最要紧的，那就首先搭起炕来再说。但新土炕是湿的，烧着劈柴，不时蒸发出白色的水汽。夜晚，寒风瑟瑟地吹来。几家子挤在一个炕上，还像浸在水里一样寒冷。因为这个家没有打墙，还没有来得及盖屋顶，又没有被子等任何挡寒风的东西，有时下起雨来，飘起雪来，就只得挺挺地淋着。
慢慢地等柱子竖起，把墙打起，屋顶上胡乱盖一层草，就算是家了。可是冬天土冻，没法抹墙，直到第二年春天，也许支差多，地里忙，心里又不愿长住这个家，那么房就不知那天才盖好了。
现在家“集”来了，让我们做一番巡礼吧！
房子像鸽子笼一样紧挤着，那么凌乱，那么肮脏，人和猪和鸡挤在一起。因为没有院子，没有空地，到处是粪便和垃圾，是恶心的臭气。炕上是臭虫，身上是虱子，墙上是这些小动物的血印子。在这儿，繁荣的不是人，是细菌。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的家——这就是“人圈”。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前言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巩固其对中国领土的占领，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长城沿线一带通过“集家并村”的手段将群众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群众称之为“人圈”），从而建立起来的“无住禁作地带”，是日军用血腥手段在华制造的又一重大侵略暴行。
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始于1939年，起初只是在局部地区实行集家并村。随着长城线上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发展，日军将制造“无人区”提到战略高度认识并制定全面计划。到1944年，日军制造“无人区”计划基本完成。其范围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至赤城县的老丈坝，北自宁城、围场一带，南到迁安、遵化一线，总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涉及今河北、辽宁、内蒙古、北京、天津5个省、市、自治区的25个县（区）。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8500平方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1。7万多个，共建“人圈”2506座，被驱赶集家的群众约140万人。
这里的“无人区”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无住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实行彻底“三光”政策的区域。二是“集团部落”，即在平地大川地域修建有围墙、有武装看守的“人圈”，虽有人居住，但没有行动自由。三是“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团部落”之间的“禁住不禁作”地带。
日军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将游击根据地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实行了“拔根断源式的摧毁”，灭绝一切生机，将“三光”政策发挥到了极致。在对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摧残的同时，日军对于生活在“人圈”内的群众进行了无比残暴的法西斯统治，致使成千上万人被饥寒、瘟疫、酷刑夺去了生命，座座“人圈”尤如座座人间地狱。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屠杀和虐杀我35万人中国同胞中，大部分死于“无人区”。日军对“无人区”人民的屠杀和虐杀，其残暴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充分实践。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不仅生存了下来，还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坚持住了这块战略要地。在“无人区”的斗争中，抗日军民中涌现出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充分彰显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党政干部、战士中，有许多狼牙山五壮士式的英雄。长城线上的群众也作出了巨大牺牲，涌现的英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长城线上“无人区”的历史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本性，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胡绳同志生前曾指出“‘无人区’是抗日战争中悲壮的特写镜头”。日本进步学者也提出“‘无人区’是人类战争史中特殊的历史现象”。
相对南京大屠杀而言，日军在长城线上制造千里“无人区”这段历史知之者甚少，我们特将长城线上“无人区”有关资料奉献给读者。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人间地狱“无人区”（图）
“无人区”冀热辽行署关于热南、冀东集家
并村（人圈）惨状的调查报告
敌寇对中国人民的残杀、统治是无奇不有，无所不为的，但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决不会因此而压制下去，相反的时刻打击着敌人，特别是分散在各个山沟的人民，凭借着山地的有利条件开展着对敌的周旋，因此敌人认为最美妙的也就是对中国人民最残暴的做法——制造“无人区”！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春天，敌寇在我冀热辽区从古北口到山海关，长约700余里的长城两侧，包括承德、密云、迁安、兴隆、平泉、青龙、滦平、遵化、凌源等县，长城以北40里，以南20里，均不让有一个中国人存在，开始了残酷的集家并村办法：第一阶段，先把三家五家太分散的零散户，集中到村庄里。这是“命令”，不去就是烧杀抢。但老百姓不是那样温驯的，除开展“非法”斗争外，还利用一些“合法”的斗争，拖延时间。三十一年（1942年）开始了集家的第二期，不只零散户要集中，而且要把所有的小村子都集中在离长城40里以外山沟口较大村里名之曰“部落”，亦名“人圈”。但中国人民能够服从这个“命令”么？绝对不能，因此“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残暴的施行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敌寇的兽群每天在山沟里、山顶上进行“扫荡”与搜索，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就是一所茅草窝铺也难免灰烬的命运，牲口和财物抢掠一空，就是不通人事的鸡犬也难逃活命。这样的搜索“扫荡”一个村至少在几次以上，在马尾沟竟烧杀了14次。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第一次被烧了房子，他们又搭起茅屋来，但是狠心的敌人又来个二次放火。经过数次“搭”与“烧”的斗争，群众的力量使尽了，只得隐蔽在水［山］沟里、大树下、土谷里，以减少目标，略避风寒。但是敌人还有更残酷的办法，在每个山头上分布着碉堡，监视着人们的动静，只要发现人影，必追逐杀死而后已。因此，躲在山谷里的人们连火都不敢生，恐怕烟火暴露了消息。母亲抱着小孩，时刻不敢让他离开奶头，恐怕孩子的哭声把敌人引来。有的孩子在止不住哭泣时，可怜的让他母亲长久的用奶头塞死。马尾沟只4个小村，70户人家，竟被杀死50余人。好多村庄被杀在半数以上，全家被杀的也为数不少。有42 000平方里的土地上成为人烟罕见的一片凄凉了！
住在部落附近的人们不得已跑在“人圈”里，都过着非人类的生活（部落都在千户以上）。“人圈”里有严密的特务组织，规定有“思想犯”“政治犯”“运输犯”“秘输犯”等犯罪条款，谁要表现任何一点活动，或是看见那个人不顺眼时，就加上［之］予某一罪名结束了他的生命。从到“人圈”的一天，再不能与外面发生任何关系，就是相隔咫尺的村庄也不准互相来往。10里以外的土地即不让种，凡是一个能拿动枪的男人，都要编为自卫团，每晚巡查不能睡觉，白天才能抽点时间休息，但是如何休息得下呢！因为他们又都是“勤劳奉公”队的队员，每月都要抽出15天到20天的工夫“勤劳奉公”，不是修“人圈”外的壕沟就是修山头堡垒；不是修汽车路，就是修火车道；不是到附近县做工，就是到东北矿厂，他们的劳役没有服完的时候，以至于死。“人圈”里的生活完全是配给制，白面大米根本不让吃。其他用品的配给，着实可怜，每人每年的布匹配给，至多不过3尺；他们所打的粮食还不够交税，如住宿捐每户每年80元，军需捐每人每季7元，飞机献金每人7元，每人还得交“钢钝”5个，如没有交款，每个折5元，一年一次募捐每亩地17元，还有附加捐等等。这仅仅是所知的数种，总计每年每亩地至少负担80斤粮食，他们穿什么吃什么即可想而知了。“人圈”里的女人们，一般定有两种制度，一种是“跑人圈”，在每天的早晨，所有的青年妇女，掷下她的可爱的小孩子先到“人圈”外跑一个圈，然后才能回家做饭奶孩子，不然就要犯罪。第二种是“跑山”，每礼拜一次，把妇女们集中在一个山麓下，发号赛跑。但山头早已暗藏着一些丧尽良心的狗腿警察，在妇女快到山顶时，呯呯……的枪声，把女人们吓个抖擞而后快，这就是那［所］谓“锻炼”，谁要不去，马上定个思想不良的罪名成为刀下鬼，“人圈”的妇女们被敌人的奸淫污辱已成为“公开合法”，因为抗拒，被处通匪者不是少数。“人圈”的生活此仅一二，实难尽述。
在这块地区里，以9个县计，其中最重要者4县，有600万亩土地在敌人践踏下荒芜了，每亩以产粮3大斗计，以4年计算，共减收粮食720万大石。1000余村庄的房舍片瓦无存；牲畜不见一头，衣服不能遮体，目前有将近50万的人们受着衣食住无法解决而死亡的威胁，此种嗷嗷待哺的惨相，令人心寒！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第一部分：热河的血泪仓夷—“无人区”
热河的血泪仓夷（图）
在日寇统治热河期间，从河北要到热河去，都得经过数十里至百余里的“无住地带”。这地带里所有村庄都被毁灭了，土地不许耕种，真是凄凉满目。过了长城就到统治极严的部落区。每距五六里，就修建1个部落，围以土墙，所以又称“围子”或“人圈”。除了这“围子”以外，其他大小村庄全被毁掉，连在山沟里种地搭的小草棚，也被拆毁。这种部落要到宁城和赤峰以北，才渐渐减少。热河人民一提起“围子”，就有诉不尽的怨恨。
敌人利用“围子”把人民圈管起来，使人民失去了一切的自由。串亲，走口，种地，出入非常的困难。大批的“讨伐队”和伪警察，把“围子”都层层封锁起来。在丰宁县茨营子一村，只269户，就住着“讨伐队”76人，在“联村”里还有30多个警察。“围子”里人民的劳役和捐税特别繁重。经常有3种地区需要劳役：一种是到热河东部背煤修铁路，每次服役半年。一种是到红堂寺煤矿，背煤，盖房，修路，一去也是半年。一种是在本村听差，修路。去热河东部的要21、22岁的青年，自带路费，到那里都穿军队的旧破衣。到红堂寺的要27、28、37、38岁4种年龄的人，到那里吃不饱；不给钱，衣服看见肉。留在本村服役的是30、40两种年龄的。其他年龄的有的当“围兵”，有的当“自卫团”；整天的出操、集合、站围墙。剩下能种地的，受苦的，尽是老弱的。所以有许多相当肥沃的土地，都荒芜着没有劳力耕种。在“围子”里的每家农户；种地喂家畜也不能自由，平地强迫种棉花。“官棉花”每亩要产100至150斤。交坏棉花还不行。市价棉花每斤10多元，而官价只给3毛。好的旱地又强迫种大烟，收了烟全用官价交了公，剩下种杂粮五谷的地也就较次了，就这样每亩地得交1斗至1斗半的粮税，有些地还得每亩多交20多斤柴火［禾］。地荒着也得纳粮，说是为了鼓励“增产”。打下粮食归“大堆”（大仓），即“粮食组合”、“义仓”。按期去领来吃，不让老百姓家里有存粮。在丰宁县的茨营子村，生产量比建“围子”以前要减少一半。有70％的人民每年都不够吃，过着半饥半饱的苦日子。另外，每个人还折价100元，抽1/10的捐；100只羊抽30只归“组合”，每只给2元；牛100头抽10头归“组合”，每头给二三十元。养牛、羊、鸡、驴等都得登记，警察按期来查，喂瘦了要受罚，死了得报销，不然到年头就向你要活的。因为捐税太重，喂家畜的人家也就少了。在“围子”里，人们没有闲的时候，天天有劳役；也没有饱的时候，粮食被搜刮尽了。这就是热河农村在敌寇统治下破产的写照。
在热河省会的承德，由于敌寇对商业的绝对统治，已变成一座非常冷落的城市。敌人说：“物资节约了！”于是连饭馆都找不到了，在承德街上买不到肉。来往的只有—些穿黄衣裳的人（敌伪军政人员），穿便衣的很少见到。坐火车路过一些城镇也看不见什么买卖。热河中部建平县一个小商人告诉记者：我们一村300多户，只有十几人做小买卖，不能明着做，卖布卖线比做贼还难，白天都得把布带到高粱地里蹲着。也没有新布，只能倒点估衣。到奉天去买估衣，黑夜里走，三宿才回来，一路就怕遇见狗腿汉奸，遇到就被没收。所以在热河，有钱人穿的也是破衣服，穷人不少赤身光膀子的。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得不到一件稍微完整的裤子来遮住她的身体。有许多穷苦的人家，一家七八口人，只有1条裤子，谁出门谁就穿着它；在家里就用被子或麻袋围着。一些富有的人家，留着明堂瓦房都不敢住，只好住破家烂屋，避免敌人注意。但是敌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们。敌人把火车站“卖”给地主，把赤峰北的大桥“卖”给地主，把承德街上日寇的“忠灵塔”也“卖”给了商家（据说“卖”了170余万元），伪警察署、县公署、分出［驻］所、兵营、学校，一切公物，都“卖”给热河的老百姓。老百姓自然是不得拒绝的，有的是有钱人出钱，有的是无钱人公摊。伪寇简直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吸老百姓身上的血！
所以当地的年轻人气愤地说：“咱一辈子算白混了，咱们一记事儿日本就来，吃没吃好，穿没穿好，挑国兵，当劳工，不能有出头的日子了，伪满洲国成立一天，我就是个黑人！”年老的人也含泪地摇摇头，双手抱着胸脯说：“我们人民的心，已经痛苦成铁疙疸，扒也扒不开了！”所以靠近我抗日根据地的地区，人民都想尽一切办法，逃出敌伪重重的监视，来到我根据地安家。据记者所知，逃到我赤城三区的有10户，逃到我延庆十区的有30户，在延庆二区就有40多个青年，因为不愿归“围子”而参加了我游击队的。热河沦亡已经14［13］年了，这14［13］年来，热河人民惟一的安慰者，恐怕也只有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了。八路军是最了解与最关心热河的同胞，在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长城各要口上，作了不知多少次的战。我8月初到长城边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