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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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日本宪兵将多数人用汽车陆续押运到承德监狱；马洪祥、刘永方和与八路军有联系的伪新杖子警察分驻所代理所长陈继祥等人被押到新杖子村东头残遭杀害。
第二股，下板城日军田野大队200多人，在胡杖子、大杖子、牤牛窖村和附近几个小庄，抓捕了280多人。
1月31日下半夜，日军即包围了村庄，并在山头、村口设立了岗哨。2月1日天刚亮，日军进村，挨家挨户搜查，将花名册上的人捆起来带走。花名册上的人不在家，就将其亲人抓住带走。大杖子村任连永被抓，过滦河时跳河逃跑。胡杖子村郭廷龙、郭东阁父子在册，因给八路军送粮未归，幸免于难。有几个走路的也被抓捕，一齐押到下板城日军田野大队部。
日军田野大队部，设在下板城村东侧，原来是“庄元恒”商号的外栈（存货处）。牤牛窖、大杖子、胡杖子等地被抓来的人，都关在院子东侧的3间房子里，门口窗外有日军看守，院门口炮楼上还有岗哨，警戒森严。第二天，日本宪兵们把被抓来的人按十来个一拨，提出刑讯。他们首先刑讯花名册上有名字的干部，然后挨个审问另外的人。谁只要承认给八路军办过事，不论是站过岗，还是送过信，管过饭，就连给八路军交过粮的，刑讯后一律不予释放。胡杖子张国普、大杖子姜海廷、牤牛窖村谢永宽、曲梦铎等村干部，在吊打、烫烙酷刑下，毫不屈服。日本宪兵就在凉水里掺上煤油、头发茬子等物，挨个地灌。灌胀了就用杠子在肚子上压。昏过去的抬到屋外冻。冻醒了再灌，再压。人们虽然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谁也没有吐露八路军的秘密和村中办事员的情况。牤牛窖村赵山、关元献，胡杖子村窦岚贵、赵永等十几个人，被日本宪兵敲打骨节后，扒光衣服，排列在营房院内的水井旁。日本宪兵从井里往上提水，泼在这些人身上，三九严寒，滴水成冰，这些人身上结满了冰渣。胡杖子村窦岚之，被日本宪兵用通红的火钩子烙，拖到井旁泼水冻，用开水烫，灌凉水、压杠子，百般折磨，他宁死不屈。
第三股，承德县警备科警察讨伐队、日伪警察200多人，在警防股长黑烟（日军）指挥下，2月1日凌晨，分别窜进黄旗湾、三道河、松树沟、西大庙村，抓捕了村干部及为八路军办事的伪牌甲长和普通群众250多人。他们把抓来的人押到上板城村，分别关在上板城村西烧锅院内和烧锅西院的4间房子里。
第二天，黑烟股长组织日军和伪满警察，在两个院内分别对抓捕来的人进行刑讯逼供，残酷地折磨。西大庙村十家牌长李祥和其弟李洪，还有知文邦、杨俊武在刑讯时，前胸后背全让日本警察用成捆的香火烫焦了。暴徒们管这种刑罚叫“穿火背心”。松树沟村杨万全在棍棒下不招供，日本警察让他张开嘴，夹起一块火炭擩进他的嘴里。三道河村杨喜恩，西大庙村李福屡遭刑讯，也不吱声，日本警察扒下他们的衣服，摁倒在地，将燃烧的炭火扣在他们的脊背上。三道河子村王枝，被严刑拷打，王枝拒不招供，并怒斥日军警察。日本警察兽性大发，将烧红的铁丝捅进了他的生殖器。王枝一声惨叫，昏死过去。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承德县“二·一”惨案（3）
2月7日，下板城、上板城两处释放了一些人后，把刑讯逼供后定为有“罪”的人和在花名册的村干部，分别捆绑，用火车押运承德监狱。
全县被押送到承德监狱的共有376人，其中新杖子284人，下板城48人，上板城44人。
承德监狱，如同传说中的十八层阎罗殿，阴森恐怖。被押进监狱的人，有的戴着手铐，有的拖着脚镣，南双庙村刘树等主要村干部拖着两副铁镣，脚腕子磨出的血滴流不止，上百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对面大板铺，一面铺上排坐三行，除了吃饭，大小便也不让出屋，白天黑夜的坐着，不许晃动，不许歪斜，不许说话。板铺上下到处是吮吸人血的大虱子，任其叮咬，不许抓打。看守在监房外面看着，谁违犯了，就被叫到监外一顿毒打。南双庙村李自洪，坐得时间太长了，有些支持不住，刚一歪，被看守发现，叫出去打了五板子。手掌被打得半个月肿胀不消。每个监房里每天都有被毒打致死或被疾病刑伤夺去性命的。两益城村邢俊伶，向看守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宪兵队撤销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坐罚，给予室内活动的自由。为此，刑俊伶被叫到监外，棍棒加身。他面对凶残的看守，毫不畏惧，越打越骂，最后英勇地死在敌人的棍棒之下。在牢里，每天给两顿饭，一顿一勺红高粱米粥，稀得照见人。日本宪兵在这里继续对被监押的人非刑吊打，残酷折磨。有口供的送交“法庭”。没有口供的继续刑讯。刑讯的手段比在新杖子、上板城、下板城更残忍、更狠毒。黄旗湾村孙连举、李景全和南双庙村李香，先后被电刑和吊刑夺去了生命。
3月6日，承德特别治安刑事法庭（法官、翻译、录师等全是日本人）经过一个月的刑讯，便根据花名册的记载把姜海廷、肖汉存、刘树、杨俊武、贾文义、张永恒等28名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残杀在承德西郊水泉沟“万人坑”内。
同日，还有318人被定“罪”判刑。其中一批被押送到东北下煤窑、开矿山等充当苦役；一批留在承德监狱，重新分配监房，每天也被拉到工厂干苦活。不论是下煤窑、上矿山，还是蹲监狱的，都遭受着非人的折磨。很多人因饥饿、劳累、疾病和看守的无情折磨，惨死在煤窑、矿山或机器旁。有的挣扎着回到牢里，倒在板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每到此，看守就用木匣子将死尸装上拉出，倒在荒郊野地里。送进监狱的318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竟有216人被夺去了生命。
日军在承德县制造的“二·一”惨案，先后共有254人惨遭杀害。因主要劳力被抓走残害致死，剩下孤寡病残生活无着，病、冻、饿、愁死者竟达600人之多。南双庙、东涝洼、鹰手营子3个大庄变成了“寡妇村”。
1956年，制造“二·一”惨案的日本战犯木村光明被押上了被告席，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犯罪事实。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大血债。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鲁家峪惨案（1）
李永春陈庆平
鲁家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城西南，在遵（化）、玉（田）、丰（润）三县接壤地带。
早在1927年，共产党员张明远、杨春林曾在鲁家峪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协会，同年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成为冀东中部抗日领导中心。鲁家峪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踊跃参军支前，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鲁家峪抗日军民的革命行动，使日伪军惶恐不安。日伪军的小股敌特，经常在此失踪匿迹，这更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注视。日军调动兵力，到鲁家峪“清乡”，又被八路军和民兵击败。于是日军恼羞成怒，逞“强化治安”之淫威，对鲁家峪多次进行重点围剿，制造了鲁家峪大惨案。
火烧鲁家峪
194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九日），驻唐山日军副司令米左，纠集了驻遵化县城、王各庄，驻玉田县的孟四庄、朱官屯和驻丰润县三女河、沙流河等处据点的日伪军1000多人围剿鲁家峪。当时八路军各机关单位，设在鲁家峪大庄里边的东峪、北峪和龙宝峪等村里，并在山洞或地洞可供隐蔽。为了保密，还制订了军民共同遵守的规定：凡外人到鲁家峪办事探亲，只能到鲁家峪大庄。就连运送伤员，也得换成鲁家峪村的报国队（民兵组织的前身）员转送。不明身份的人严禁入内。所以，日军到鲁家峪一带多次“围剿”，也没摸着鲁家峪根据地的底细。这次日军包围鲁家峪的企图：一是寻找八路军主力进行报复；二是摧毁鲁家峪根据地的一切设施；三是找村干部，破坏村政权。
鲁家峪惨案遗址：上图的碾子是鲁家峪大庄日军砍杀群众之前捆绑他们的地方。
2月14日，天刚蒙蒙亮，鲁家峪东南面大刀山和西南面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是报国队岗哨发出的“有敌情”的讯号。村武装班长巩玉然、高万盛立即通知八路军和群众转移进山。
日军包围了鲁家峪大庄，逐家搜查抓人。没来得及转移的七八百群众被日军驱赶到该村虫王庙前的干河沟里。四周架起机枪，日伪军端着刺刀包围着人们。日军先将男青壮年集中到一处，把他们的衣服扒光，逐个儿查看。数九寒天，人们赤身裸体地站在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有的人冻僵了跌倒在地。
日军对青壮年进行赤身检查，认定他们不是八路军，又逐个儿地审问。米左带着翻译来到人们的面前，先装出一副“文明和善”的样子，向群众表示：皇军是“帮助”老百姓“消灭”八路的，将华北建设成幸福的“乐土”，说出八路和村干部，皇军有赏……人们听了，个个横眉冷对，没人搭腔。米左见人们不听他那一套，凶相毕露，指挥日军和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刘志顺等30多人，棒打石砸。有的四肢被打伤，有的头被砸破流血，刘志顺当场昏死过去。还逼两个农民躺在雪地上，日军穿着皮鞋踩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说出八路军和村干部。尽管百般折磨，没有一个群众屈服。
日军的企图失败了，米左恶狠狠地抽出大洋刀，向群众宣布：“不交出八路和干部，统统烧掉你们的房子。”群众仍不理茬。一群日军即举着火把，分头放火。霎时，鲁家峪大庄成为一片火海。65岁的老人刘思等藏在柴草里，柴草着火，他跑了出来，被日军逮住，捆在门板上，将其扔进火堆，被烧成糊炭。李贵祥的老母亲，没有爬出屋门即被烧死。李自如老人把他那不满一周岁的小孙女裹上衣服，藏了起来。日军放火时，听见孩子哭声，即把点着火的柴草放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活活烧死。没有挣脱缰绳的大牲口，也都被烧成黑炭。人们眼望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没，一个个心如油煎。
浓烟大火整整烧了半天。傍黑，日伪军才离开鲁家峪。日军这次进剿鲁家峪，李自树、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等9人被烧死。李贵灿的母亲等6人被烧伤，刘志顺等30人被打伤；烧死大牲畜26头，烧毁房屋1931间，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除被抢走以外，焚烧一尽。
同年7月16日（农历六月二十日），驻遵化县王各庄日军中队长南木和警备队大队长王大胡子（王熙武）率领日伪军150多人，再次进剿鲁家峪。对鲁家峪大庄残存的房子和新搭起来的窝铺又纵火焚烧，东峪和东峪村的部分房子也被烧毁。日军把没有跑脱的三十多名群众赶到虫王庙前，施放毒瓦斯。刘继真、李自荣等20多人，被毒瓦斯熏得在地上翻滚，继而昏厥过去。70多岁的老人刘继顺当场被毒死。日头偏西了，日伪军才走。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鲁家峪惨案（2）
时隔三天（7月19日），驻沙流河的日伪军100多人，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的带领下，又窜到鲁家峪。日军得知该庄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的脸上有麻子；后街的武装班长李有凡正在给死去的母亲戴孝。因此一进村，在烧杀抢掠的同时，到处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鞋上蒙的白布（戴孝）可以扯掉，出了天花脸上落的麻子无法改变。日军把从各处圈来的高万盛、李自省、刘景春、吕洪德等7个脸上有麻子的从人群中拽了出来。刘季仲是个煤窑工人，刚来家探亲。他脸上没有麻子，因嘴里镶着金牙，日军说他不是好人，也被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日军对高万盛、刘季仲等8个人严刑拷打，逼问谁是高万盛。高万盛就在其中，人们谁也不说。高被抓住，就装哑巴。无论日军怎样打，他只是哇啦。日军用纸沾上煤油点火烧他，他还是哇啦，没说一句话。后来带着他到山上找藏着八路军的岩洞。高见哪个洞口有蜘蛛网就往哪个洞钻（他知道那样的洞内无人）。闹腾了半天，日军没辨认出高万盛，也没找到八路军，即把高和李自省、刘景春3个脸上有麻子的枪杀在东峪庄头。日军在临走时，又在鲁家峪大庄头上将吕洪德、吕恒泉、高景瑞、高老大和刘季仲5人枪杀。
这4天里，日伪军的两次烧杀、施放毒瓦斯，仍没从鲁家峪人民的口中得到鲁家峪根据地的真实情况。由于鲁家峪人民接受了前几次日军“扫荡”的教训，大多数人转移进山，坚壁清野的方式方法也改进了，所以这次遭受的损失较小。
这一年2至7月，日军3次进剿鲁家峪，烧毁房屋1973间；18人惨遭杀害。
日军见摧不毁鲁家峪根据地，便在第四次“强化治安”以后，把鲁家峪（大庄）划为“无人区”，不准有人居住，妄想以此杜绝老百姓和八路军的来往。然而抗日烽火在鲁家峪越烧越旺。
1942年4月16日至5月1日（农历三月初二至十七日），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当时的职务）卷土重来。他调集了唐山、丰润、玉田、遵化等地的日伪军4000余人，对鲁家峪进行了历时半个月之久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掠、大烧毁，使鲁家峪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灾难。
鸡冠山烈士洞
东峪村的东北沟底部有一座大山叫鸡冠山。鸡冠山半山腰有几十个火石洞，其中有一个大洞原来叫狐仙洞。狐仙洞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从洞口进去约一里地段，内有大、小7个洞。大洞能容300人。小洞能容几十人。大小洞之间有窄道相连，能容一人直立或侧身通过。狐仙洞很深，且又隐蔽。平日洞内住着八路军伤病员和卫生部保卫班战士30多人。
1942年4月16日，日军扫荡鲁家峪，100多名日伪军在叛徒马成金的带领下，从鲁家峪直奔鸡冠山。他们见山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断定洞里藏着八路军和军需物资，就在鸡冠山安营扎寨，住了下来。还在狐仙洞口和东大岭上加放岗哨，安上了电话机。
部分日伪军在狐仙洞前，困守3天，一无所得。就逼使一个从别处抓来的群众进洞探听虚实。洞里人误认为是日伪军进洞，就开了枪。洞外的日伪军听见枪声，就往洞里施放毒瓦斯。又将地雷和炸药塞进洞内轰炸。到了第5天（4月20日）天亮后，日伪军才撤走回东峪村。洞内30多人全部遇难。
在围困狐仙洞的同时，另一部分伪军还在附近别的山洞进行搜索。狐仙洞下边有个洞，叫水洞。日军见洞口有水，问叛徒马成金说：“水的有，人的没有？”马成金回答说：“水的有，人的大大的有。”日军叫马成金进去。马成金壮了壮胆，边喊边慢慢地往洞里蹭。进洞内不深，被八路军司令部通信员叶奎一枪打伤胳膊。马即退出洞口。日军见状，先是大声嚎叫，让人们出来。接着就往洞内施放毒瓦斯。在洞内藏身的后勤部干部靠山河、行署秘书王洪文、东峪村武装班长梁志民等8人，用喝人尿、湿手巾或湿衣服捂嘴等办法防御毒瓦斯。在第7天夜里，扒开洞口，越过东山岭脱险。
在狐仙洞附近的小火石洞躲避的群众，因洞浅又无泉水，日军施放毒瓦斯，群众大多被熏死在洞内。有的出洞时被日军打死。被服厂厂长王振远等工作人员14人和军分区干部7人，钻出洞后，惨遭杀害。群众刘玉书一家5口，刘思功一家3口，刘树安的妻女3人，都被熏死在洞里。刘庭发、李树全等人从洞里出来，让日军用刺刀挑死；青年刘小七被日军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