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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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青年刘小七被日军扔进土洞活埋。当时山洞内外都有死尸。
日伪军在鸡冠山驻剿5天，据统计有95人遇难（其中八路军伤病员和干部72人）。解放后，为了纪念这些坚强不屈的死难烈士，当地政府将狐仙洞修复立碑，并改名为“烈士洞”。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影壁山前的残杀
影壁山在鲁家峪北面，把北峪村分成东西两部分。它好像一道影壁，故名影壁山。影壁山的周围山腰里有无数的火石洞或岩石洞。抗日战争前期，军分区的后勤工厂、仓库、报社和电台，大多设在那里。抗日军政人员有的就在洞里工作。
1942年4月17日，日军包围了北峪村。4月20日（农历三月初六），日军在北峪村附近搜山时，杀害了15名群众。又将从北峪村东面的单阴背（山名）各山洞搜出的群众70多人，赶到北峪村张景深家的院子里。日军中队长佐佐木亲自严刑拷问，通过翻译说：“谁是八路？谁是干部？兵工厂在哪儿？说出来没你们的事。如果不说，别怪皇军不客气。”
人们沉默着，谁也不作声。其实，在被捕的人当中，就有李有凡、于品丰、刘恕、刘保和等村干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拉出刘保和问：“你的村干部？”刘保和说：“我是教书的。”翻译转问群众：“他是村干部？”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日军仍不相信，毒打刘保和，最后用刺刀挑死。
4月21日（农历三月七日），龙宝峪村26岁的共产党员李友章，也是从单阴背山被日军抓来的。日军让他带路上山找洞。他领着日军转悠，哪儿没有藏着人和物资，他往哪儿领，日军气坏了。押回村去毒打。于是他欺骗日伪军说：“想起来了，我藏着手榴弹呢，给我松松绑，我好亲自去挖。”日军上了圈套，给他松了松拴在胳膊上的绳子，让他带路去挖。当他走到堂屋，见锅台上放着一把宰猪的砍刀，猛地抄起那刀，照押着他的日军砍去。日军一晃动，只砍了半个脸。他撒腿就跑。在门口又砍伤了站岗的那个日军肩膀。吓得那个日军不敢阻拦，他直向西山跑去。跑出不到200米，遇一石坎，没容他上坎，被尾追的日军开枪打死。铮铮铁骨的李友章，后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佐佐木见追问不出八路军，部下又被砍伤，气得发疯，他挥起战刀，劈死张永林、张俊臣、李左文、李友毛等9人。李庆宽的母亲被绑在树上，倒上煤油，活活烧死。日军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4名十二三岁的女孩。于常河和刘庆龙两人的妻子，怀孕临产，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挑出婴儿取乐。刘灿的妻子被轮奸后，又一刀砍死。人们对日军的兽行，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同日，日军把从单阴背山被抓来的70多名群众押在东厢房里。4月21日晚上，日翻译官对厢房里的人说：“皇军说了，你们这里是‘匪区’，今天还有人砍皇军，皇军非常恼火。你们这里不能再住人，让你们到玉田去种菜，有吃有喝，还发给钱，谁愿意去快出来！”在日军的诈骗下，王景同、张小四等24人（其中有4个小孩）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日军将他们绑押到张永存的白薯井前，大人用刀砍，小孩用铡刀铡。全都杀害，将尸体扔进白薯井里。
第二天（4月22日）早晨，那日军翻译又来到东厢房，对剩下的42人说：“昨天走的已到了玉田，今天你们都走！”日军将这42人串绑在一起，押着走到鲁家峪大庄刘万的房子西面白薯井旁。先砍死一个叫张小二的，将尸体扔在白薯井里。又拉出张俊金。张见事不好，撒腿就跑。刚跑出几步，被日军抓回来。日军将他按在凳子上，蒙上他的眼睛。张俊金使劲挣扎，也未能逃脱。日军要杀害他，给他掖衣领时，他一口咬住那个日军的手指。旁边的日军见状，一脚把张俊金踢下白薯井，又向井内打了两枪。打中张的背部，张当下昏厥过去。井上日军又一连砍死9人。日军走后，张苏醒过来，被赵林等人救起幸存。
日军这次扫荡，共有63人惨遭杀害。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血染馒头山
鲁家峪南山出口处，有一座不高的圆形孤山，名叫馒头山。馒头山腰也有许多火石洞。
1942年4月，日伪军围剿鲁家峪时，馒头山也遭血洗。当时冀东区武装科长王文龙、行署干部王松、丰润县政府干部轩敬宜等十多人以及义王庄、鲁家峪等村的群众二百多人，在馒头山大小火石洞隐藏。
4月24日早晨，日军大队长渡边带领200余名日伪军，封锁了馒头山上的各个洞口。一个挎洋刀的日本军官在馒头山进行搜查时，踩响了报国队员埋的地雷，被炸掉半截身子。日军上山时，从义王庄抓来两位老人，一个叫梁德普，一个叫庞永海。逼着他俩去挖堵在一个洞口的石块。两位老人怒骂日军，宁死不挖，被日军挑死在洞前。
日军不敢进洞，一面在洞前死守，一面往洞内施放毒瓦斯。毒气窒息得洞里的人们难以忍受。冀东行署秘书长林峰，冒险突围，刚出洞口，中弹牺牲。王文龙、王松、轩敬宜、李云等八九名党政干部，见突围没有希望，在洞内饮弹殉国。该日下午，日军见有一部分人从洞里出来，随着人群出来的区队长杨德山，向敌人扔出一支枪，假意投降，当敌人正高兴得失去警惕时，他用藏着的橹子打死了一名日军，顺山坡向山下滚去。不幸被酸枣棵子挡住，中弹牺牲。和杨德山一起出洞的义王庄任习仙、任彦博、张树旺等15人，还有鲁家峪村刘振坤和附近村的19人全被日军押到丘家屯北沟枪杀。坚持到日伪军走后才爬出洞来的屈平、朱文厚和王兴华的妹妹3人，除屈平经过治疗死里逃生，其余2人活了半天就停止了呼吸。鲁家峪惨案受害幸存者
张俊金生前最后的照片日军的子弹在张俊金背上留下的伤疤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鲁家峪曾先后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共杀害抗日军民225人（其中有外村避难的34名，军政人员61名）；烧毁房屋3900余间；损失物资难以计数。
1956年初，中国特别军事法庭通知鲁家峪村的张俊金，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6月10日（农历五月初二），他前往沈阳工人俱乐部——审判日本战犯的临时法庭作证。他用大量的事实和身上的伤疤，控诉了日军的暴行。制造鲁家峪惨案的日军侵华战犯铃木启久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长河川惨案
付文和张书明杜志成
1943年10月7日至27日（农历九月初九至二十九日），日军在迁西县的长河川三角地区（当时为我迁青平抗日联合县政府所辖）进行了历时21天的残酷“扫荡”，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长河川惨案”。
长河川三角地区，峰峦起伏，山深林密；人民笃厚，勤劳勇敢。在抗战时期，这片山地虽处于喜峰口、铁门关、三道关、金厂峪、罗家屯、青山口、兴城，三屯营、潵河桥等大小二十几个日伪据点的包围之中，但这里却建立了抗日的一面政权，成为冀东党政军机关常驻的基本区。1943年，中共冀热边特委（7月前称第十三地委）、行署（7月前称第十三专署）和军分区司令部，以及迁青平县委、县政府等领导机关，就驻在化名“天津”的东水峪等村；其所属的党校、教导队、报社、尖兵剧社、卫生所、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等单位，则如众星捧月，隐蔽分设在“天津”周围数十个山村和密洞里。在这儿，军民情同鱼水，军政亲如一家。冀东子弟兵打仗归来，可安然休整，养精蓄锐；抗日干部只要进村，就会受到热情招待。这里还保存了大量的抗战物资，随时准备送往前线。在众多日军的眼皮底下，冀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曾组织召开了两次隆重的大会：一是在龙湾（化名“水晶宫”）召开的“五一”大会；二是在东水峪召开的“七七”大会。会上，军民联欢，载歌载舞，充分显示了抗日根据地的强大声威，极大地振奋了冀热边人民的斗争精神，这也是对日伪在冀东统治势力的英勇宣战和沉重打击。于是，日军便拟以百倍的疯狂，对长河川三角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剔抉”。
7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8个大队和特种宪兵4个大队从太行山区调来冀东，接替第二十七师团防务，9月7日，竹内安寺（少将）接替吉田峰太郎为该旅团旅团长。从9月16日起，竹内安寺便开始推行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的“冀东地区的秋、冬季肃正作战”计划。独八旅团以彻底摧毁党、政、军抗日根据地为重点，特别是“扫荡剔抉”抗日地下组织，破坏各种设施，通过抢光毁尽抗日根据地内的物资，以期达到使抗日“势力枯竭”之目的，在华北特警的协助与关东军的策应下，并纠集大批伪满军和治安军，首先对喜峰口南部的长河川地区进行了所谓的“肃正作战”。
10月6日（农历九月初八），驻迁安日军第三十大队、金厂峪日军，驻罗家屯伪治安军第二十团、伪治安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团和第十三团，潵河桥第六团，以及伪满喜峰口和董家口等地的日伪军共5000余人，夹杂大批驮夫和车辆，洪水猛兽般地从四面进逼长河川三角地带，把东水峪、西水峪、黄槐峪、三家湾、十八盘、大牛峪、总府、湾子崖、金龙口、龙湾、瓦房庄、塔子山、鹿过寨等13个行政村（含40余自然村）团团围住，妄图将冀热边党政军领导机关一网打尽，将抗日根据地彻底摧毁。对敌人的狂妄计划，冀东党政军领导早有察觉，根据地军民坚壁清野，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是日晨，南线之敌最先接近东水峪，司令部遂派出两个连阻击于绢子山头，打退强敌十数次进攻，赢得了特委、行署、军分区司令部等领导机关安全东撤的时间。傍晚，阻击断后部队撤下高地，分头转移：三区队一连北撤，迂迴前进，越铁门关出口；迁青平县支队向北转东，次日与北线之敌激战于窟窿山，击毙日军旗语兵两名，弃敌而去，绕道赶至兰城沟，与李运昌司令员等率领的各路队伍会合。至此，冀热边党政军机关干部和部队已全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随即东越长城，转至口外山地。
7日晨（初九）日军以机枪开路，摸进“天津”，扑了大空；其他各路日伪军扑进村庄，亦一无所获。日军阴谋化为泡影，便恼羞成怒，向抗日根据地人民大施淫威——长河川大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杀人如狂惨绝人寰
日军进村后，先逐家逐户地进行搜索，继而搜山。他们像篦头发一样，一沟一岔、一坡一梁都不放过。穷凶极恶，杀人如麻，其景象惨不忍睹。
在东水峪村，特委领导的堡垒户刘高氏因有病在身，落到日军手里。日军逼问抗日党干部的去处和密室地点，刘高氏一口咬定“不知道”。日军大怒，抄起院中木耙，劈头盖脑地打来。34岁的刘高氏一声惨叫，脑浆迸裂，含恨身亡。刘福满被抓住后，宁死不招八路军密洞地点，竟被日军仰面捆在板凳上，用煤油掺辣椒水活活地灌死。共产党员韩生、韩富等6人，在小生长峪山林被日军搜出后，怒目对敌，严守机密。日军气得呀呀乱叫，当场把6人挑死。韩顺合妻重孕在身，行路艰难，在手拉4岁男孩逃难时，与刘俊奎一起被抓住。日军把他们赶到二架（自然村）坡顶两棵古松树下，推进烈火堆焚烧。刘俊奎奋力逃命，韩顺合妻儿却被活活烧成焦团。
西水峪村的李香元，一家3口，藏在苇塘中被服厂存放的布疋附近。被日军搜出后，夫妇守口如瓶。日军发现布疋，遂将李香元推上高坎，以白布缠身，汽油烧头，点火烧死，妻子见状，扔下孩子，嘶叫着、咒骂着向日军撞去，被日军踢倒在地。日军见她身怀有孕，顿起杀机，以刺刀剖腹，将胎儿挑出刺杀。又往李妻身上倒上汽油，点火烧死，坎上坎下，烈焰腾腾，浓烟弥漫，孩儿哭爹喊娘，凄厉之声催人泪下，撕裂人心。山上的乡亲们望着这般惨景，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当时在场的一名伪军动了恻隐之心，铤而走险，将李香元仅存的四岁孩子，抱上马驮走了（那孩子后来落户到喜峰口村，改姓栾，至今幸存）。
与此同时，闯进三家湾的日军也在如狼似虎地追杀群众。15岁的腊五，奔逃时被日军枪弹穿透腹腔，肠子流出肚外。顽强的腊五捧着肠子，挣扎着跑到南山，倒地身亡。8日晨，搜山日军抓住刘德林老汉，拷问他八路军的下落。老汉佯装不知，日军抡起抢托猛打，刘老汉怒不可遏，破口大骂，与日军扭打在一起。一大群日军蜂拥而上，许多把刺刀同时扎进刘德林老汉的胸部，那老汉翻滚着，鲜血染红了大片柴草，死后还双拳紧握，瞪眼怒视。
混屯峪高希功叔嫂，两人被日军捆在松树上，任日军毒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双双被刺刀豁死。被服厂的老阎，见日军进庄，奔跑出院，中弹身亡，血溅石墙。
龙湾村办事员刘怡，在日军进村前组织群众，把30名八路军伤病员平安转移，又亲自护送一区干部脱险。归途中被日军枪杀。
日军这次“扫荡”期间，每天集合日伪军训话，然后分兵清剿。大屠杀步步升级，愈演愈烈。
黄槐峪村外西塔沟门一地，横尸26具，均系日军一日内枪杀。
吉里峪沟里一岔，8名八路军卫生员遇难，被日军用刺刀挑死。
小牛峪是一个仅有11户、38口人的小自然村，7日，为掩护女伤员雷明，该村群众被圈到后沟审讯，无一吐露真情，日军当场杀死11人，打伤3人。
同日午前，日军将塔子山300余群众圈住，以杀死6人相威胁，仍未能得到我方任何秘密。傍晚，日军卷土重来，大肆烧杀。又将28人葬身火海（为了给死难的亲人报仇，次日，该村报国队员埋设地雷于道口，炸死日军12名）。
8日午前，湾子崖11名群众（多为妇女、儿童）被两股日军堵在吊车峪沟口，任凭威逼利诱，无一泄露抗日机密。日军气急败坏，当即用机枪扫射，将11名无辜群众全部杀害。一天之内，这村就有30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混屯峪（自然村）的党员、群众，凭借茂密山林与日军周旋多日。10月19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日军改变常规，下午出动，并声东击西，把部分群众骗回村里。下午四五点钟，日军又饿虎扑食，从后山包抄，群众慌乱中蜂拥前山。突然，后山机枪吼叫，眨眼之间，前山上我20多名群众从陡坡上滚了下来，被日军枪杀。
同日，在高印振家炕上，5个妇女正把回村养伤的高印怀围在炕里。不料，敌人从后窗口开枪射击，6个人顿时被打得血肉横飞。炕头成了一片血泊。混屯峪这个只有27户、120口人的村子，那天下午一个小时内就被日军屠杀29人。
“扫荡”期间，日军指挥部驻扎在龙湾。撤走时，日军将刘沛和刘母等6位老弱妇，赶到刘贺家后院。架好机枪，逼问村里谁是八路军，谁是党员，谁是干部，刘沛等人谁也不说，日军即用机枪扫射，刘沛等7人无一幸免。随后，日军又在院内布满干柴，倒上汽油，纵火焚尸。其中刘贺妻怀有身孕，腹腔爆裂，临产的胎儿崩离母体。
据不完全统计，从10月7日至27日，日伪军“扫荡”21天，共屠杀长河川13村抗日村民245人。当时驻罗家屯伪治安军第二十团团长高首三在供词中说，“一九四三年九、十月间，协助日寇”向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