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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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游击队迅速机智地突出包围圈，返回口里，使这伙敌人也扑了空。这伙日军闯进天桥沟后，逐户搜查，把牛长清、牛长华、牛长顺等6人成串绑起来，强迫他们带路，向天桥沟的东大山追击游击队。6名群众为使游击队顺利转移，拖着敌人绕道前进。日军追到东大山梁顶，看不到游击队的踪影，便吼叫起来，对6名群众拷打逼问：“现在哪边八路的有？”牛长清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小金井英一命令一个日本兵向牛长清的后背连捅两刺刀，又把他踢倒滚下山去。接着，又用柴棍抽打其他5人，继续拷问八路军的去向，还是一无所得。于是，敌人押着5个群众，又返回天桥沟。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日军抓来的驮夫，迎面碰上了探听被抓6个人下落的高永贵。驮夫轻声告诉高说：“鬼子又回来了，快回去送信，再不跑就都没命了。”高永贵抬头一看，日军队伍跟上来了，回去送信已来不及，便钻进深山的密林中躲藏起来。
日军返回天桥沟以后，把天桥沟6户人家的25口人（当时全村共有27人），还有游击队为掩护群众而掉队的3名战士以及外村来探亲的3人、外地来放牧牲口的1人，共32人，全部赶到高永富的两间马架窝棚附近。日军和伪警察把群众包围起来，架起歪把子轻机枪。敌人上村校一在一旁咆哮，小金井英一在一旁逼问：“八路的多少的有？谁是八路的干活？不说的统统的枪毙！”被围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小金井英一举起指挥刀大声嚎叫着：“统统死了死了的！”日军和伪警察用枪托打、刺刀扎，把群众赶进马架屋里。民兵中队长牛长华赤手空拳，与敌人展开交手仗。敌人把他抬起来从窗户扔进屋里。牛长华仍然骂不绝口。日伪军用机枪堵住马架窝棚的窗户和门，屋里群众仍继续怒骂。小金井英一挥起战刀，嚎叫一声：“开枪！”敌人的机枪便吼叫起来。霎时，32名无辜群众，上至70岁的老人，下至不满周岁的婴儿，还有临产的孕妇，都倒在血泊之中。10多名日军又进屋用刺刀向尸体乱捅一阵，然后抱来柴草，堆在屋的四周放火焚尸。一息尚存的陈宽媳妇，挣扎着冲出来，又被打死在屋门外。另一些日伪军分别把天桥沟其余的17间马架窝棚点着。顷刻间，黑烟四起，火光冲天。一阵烧杀之后，日伪军又大肆抢劫，有的抓鸡，有的撵猪，直到下午1点左右才返回于营子据点。村民高振铎、陈宽没被烧死，带着满身刀伤，挣扎着爬出来，可是因伤势太重，没活几天也悲惨地死去。被日军抓到山上用刺刀扎伤踢滚到山下的牛长清苏醒过来爬回家去，也仅活了10天就死了。至此，天桥沟的房子被烧光了，天桥沟在家的人死绝了，天桥沟被日本法西斯毁灭了！只有在深山中躲避的高永贵、牛长清在北甸子给地主放牛的一个10岁孩子牛才成了传下这段悲惨历史的人。
天桥沟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七道河村的乡亲们来天桥沟埋葬尸体，抢救亲人，目睹惨状，无不泪湿衣襟、泣不成声。被杀之后，又被焚烧的尸体，已残缺不全，无法辨认，只好在原地址集体埋葬。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小东区惨案
朱素清云清
小东区位于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北8华里处，是兴隆县城通往土城头北马圈子、鹰手营子一线的必经之路。1942年日本侵略者实行“集家并村”后，把周围村庄的零散住户都驱赶到这里，因它处在县城之东故称小东区。小东区有东、西两甲，共1200多口人。
随着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抗日活动逐步由深山区扩展到日伪统治严密的大川据点和城镇周围。1942年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三日），小东区“跑会”（给甲长送信、跑腿的）马祥瑞，奉命带领武装班长王力之子小沉头和李永富等13人，给驻在榆沟的八路军某部运送给养（鞋、袜、小米等），马祥瑞带收条回来。次日，他到小东区出售茶叶时，遇到10多个特务拦路搜查。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他便绕道向东北河套跑去，但这也并未能避开特务们的视线，几个特务立即随后赶来。在追赶不及时，开枪射击，把他腿部打伤后逮捕。敌人从马祥瑞身上搜出收条，因此就认定是抓到了八路军密探，押解他去了兴隆县城。同日，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八路军1名工作人员住在朱湖沟（属小东区管）宋连仲家，突然被进沟搜捕的特务抓住。宋母胆小怕事，又怕受连累，再三央求，特务们把工作人员释放，却把群众张富抓走，押往县城。
伪兴隆县日本县长西山得知这两条消息后，立即决定对小东区进行大检举。2月1日（农历腊月十六）凌晨，在西山的指令下，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会同伪兴隆县警察署长张福庄，率日本宪兵和刘其昌讨伐队100多人，将小东区村包围起来，进行了大搜捕。敌人进村后，逐户搜查，见男人就抓，几个小时就抓捕了上至70多岁老人，下至十几岁儿童，120多人。敌人把抓来的群众集中到李稳、吴玉满、李振远三家的院里，用绳子捆绑起来，穿成长串。随后又押送到兴隆县警察署留置场（即拘留所）。敌人妄想从这些人嘴里捞到什么，对他们施以种种酷刑，诸如拳打脚踢、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手指插竹签等。但是，被捕的群众却无一人屈服。十几天以后，敌人不得不把年过花甲的老人和十几岁的儿童放回。
2月20日（农历正月初六），被捕群众50多人被枪杀在南土门东山坡“万人坑”，其中包括小东区17人。
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三日），小东区群众王惠林正在槟榔沟八路军办事员杨守仁家躲避。刘其昌讨伐队100多人，由特务潘洪章带路，再次进行大搜捕。先后到槟榔沟杨守仁家把王惠林和一个姓岳的群众抓走，然后去荞麦岭抓人。有个抗日武装班长见到讨伐队来抓人，刚要从后门逃走，就被讨伐队发现，当即开枪打死。随后讨伐队又到大台子，抓了几个赶驮子的人。接着，又到红石坑、大灰窑等地抓人，这次共抓捕20多名群众。从大灰窑出来，转回小东区，送至兴隆警察署留置场拘押。几天之后，被抓的人们被分批带到县城聚仙楼饭馆刑讯。
3月下旬，敌人把从小东区和从其他地方抓捕来的群众，除已就地处死的以外，下余150多人，用汽车押往承德监狱。这批人经过敌人的多次审讯，又有17人被处以死刑，在承德水泉沟被枪杀；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0多人被处以1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余人被送往东北当劳工。
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后，小东区人民重见天日。但到这时，这个村被押送承德和解往东北的80多人，绝大多数都已被处死或折磨致死，生还的只有刘思荣、于云才、高东田、王惠林等4人，若再加上当时被处死的11人，前后一共有近百人丧生。小东区在敌人进行大检举、大搜捕、大屠杀中，群众所受的折磨、死亡十分惨重。
第二部分：各地区惨案
大帽峪、兰旗营惨案
何连仲
大帽峪、兰旗营惨案是1943年春节期间，日寇在兴隆县潵河川的50个“人圈”中实行“大检举”的案中案。
1942年秋冬至1943年初，日寇在兴隆县实行了惨绝人寰的“集家并村”，妄图切断抗日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但他们这一目的并未达到。因此，日寇于1942年在潵河川搞成50个“人圈”以后，驻兴隆县日本宪兵队向其驻锦州的西南防卫司令官仍这样报告：“兴隆县潵河一带居民都通八路匪。”于是他们在对“无人区”进行大讨伐、大“扫荡”同时，又在“人圈”内实行了“大检举”。
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日伪锦州军事法庭人员秘密来到兴隆县潵河川进行部署。2月7日（正月初三）夜，日伪军警宪特同时出动，在50个“人圈”中逮捕居民2000多人。除在兰旗营集体屠杀外，其余均押送到兴隆，再转送到东北各地充当劳工。后来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被日寇迫害致死，只有极少人生还。兰旗营惨案是日寇制造的这次大惨案中就地屠杀中国居民的一例。
兰旗营（人圈）位于兴隆县东南65公里处，是五指山抗日根据地通往冀东基本区的一条秘密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伪孙德英讨伐大队的队部设在这里，这里驻扎着一个中队（100多人）伪警察。2月7日夜，日本宪兵队指挥着孙德英讨伐大队（300多人）在佟家沟以东三道河以西一带10余个“人圈”中逮捕了几百名居民。其中，仅大帽峪一个仅有67户人家的小“人圈”，就被逮捕73人。这些人被集中关押在兰旗营的一个大院里。
大帽峪虽然位居兰旗营以西3华里的山弯里，但是因为群众抗日觉悟高，经常掩护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从该地过路，对此敌人已经有所察觉。1943年2月7日（正月初三）下午4时许，八路军部队一个排来到大帽峪，准备在天黑后穿过公路，越过潵河进关。天刚擦黑，大路上两个特务向部落奔来，正与去换岗的民兵曹万章相遇。特务抓住曹万章问部落中有无八路，曹万章说没有，特务打了曹万章一记耳光继续逼问。这时，在部落大门里警戒的八路军部队侦察员杨采章向特务开了枪，特务高占英被击毙，特务王贵山逃跑，八路军部队当即向北撤回。为防止敌人报复，12名村干部、民兵随部队北去，其他群众也隐藏起来。不长时间，日本宪兵和孙德英讨伐队200多人将大帽峪包围。他们先将山坡上的柴禾垛燃着，映得部落里通亮。藏身的群众以为房子被烧着，纷纷回家往外抢东西。日寇讨伐队乘机窜进村挨门挨户抓人，当即有73个男人被绑走。
日寇讨伐队把从大帽峪、马圈子、南沟、青杏沟、榆树沟、佟家沟、鸠儿峪、大石门等10余处“人圈”绑来的几百人集中关押在兰旗营部落中的一所大院中，并且不允许被绑着的人们站着，强令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蹲着，不许动，谁蹲得高了就用棍棒打。第二天，日寇在大帽峪人的脸上划上红杠，左臂系上布条。对所有被抓去的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第三天，人们饥渴得喝院里泔水缸的泔水，随后进行刑讯。日本人审问，有人翻译，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部落里谁是八路？谁通八路？公粮存在哪里？说不知道的就用火烤、凉水灌。然而，在日寇的淫威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马永兴的父亲被火烤得身上流油，棉衣都被油透了，可他什么也不说。大帽峪的司俊雨视死如归，拿劈柴把敌记录官打懵，最后被日寇用刺刀挑死。日寇审问大帽峪的一个姓梁的哑巴，哑巴当然不能说话，鬼子施用酷刑，哑巴拾起劈柴向敌人打去，被敌人拉出用刺刀挑死。日寇对大帽峪的曹清，一边用刑，一边逼问，曹清总是愤怒地回答一句话：“我说你妈×呀！”大帽峪的靳志三对日寇的审问大骂不绝，敌人用刺刀挑了他，夜里他苏醒后爬回村，第二天死去。马圈子被捕的抗日地下干部赵福成腿上挨了一刺刀，仍然跑了出去。
日寇在4天中，对被捕的居民轮番审讯二三次，用尽了所有的酷刑，但最终仍是一无所得。
2月12日（正月初八）早晨，敌人大声地喊起来：“别的村的每人给一碗粥喝，大帽峪的每人给两碗粥喝，他们要回老家了。”至晚上，敌人把大帽峪被捕居民中的30多人用汽车押去兴隆。剩下的30多人被赶到3个新挖的大坑边沿，面朝里背朝外跪下。尔后，日寇将事先准备的五六垛玉米秸燃着，大火冲天，映得地面通明。日寇用刺刀蘸着事先准备好的凉水，扑上来照着30多个被捕居民的背部连刺。顿时，热血迸溅，腹破尸横，惨不忍睹！接着，日寇又在此地惨杀青杏沟、马圈子南沟等地同胞30多人。一夜间，日寇杀害70多人。在日寇的屠杀之下，只有杨茂林一人死里逃生，那是在众人出部落西大门下土坎时，杨茂林乘敌人去北道站岗之机，猛地向南跑去。一个特务紧追，向他头上打了两棍子，又放了一枪，他左肩中弹，仍跑上南山，从而获得重生。次日，日寇将在兰旗营关押的群众全部送往兴隆，或继续杀害或送往东北。
大帽峪部落的居民，这次死在兰旗营和外地的计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死去男人，因此成了“寡妇庄”。惨案后，日寇和特务到该部落刑讯逼供致死8人，由于惨案造成该部落居民患病和冻饿而死的又有62人。从这次惨案至日寇投降的两年多时间，大帽峪共死亡139人，占该村原来总人口的577％。幸存者只有老弱病残102人。“寡妇庄”一词，不仅铭刻着42年前大帽峪、兰旗营这篇血泪斑斑的历史，也记载着兴隆县人民蒙受13年之久的千古奇劫！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
楸木林惨案
白恩潮何连仲张春生
我叫白恩潮，今年76岁，我亲眼目睹了楸木林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事情虽已过去42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码事，就怒火满腔，仿佛当年一幕幕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
我们楸木林子村，处在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南110多里，是一个喇叭状的山沟。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这块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沟门子附近的群众，用刺刀驱赶到一起，因这附近的山上长满了楸树，于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从1938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抓汉奸、捉特务，给敌人以很大威胁，被圈入“人圈”后，还经常夜晚出没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交通，坚持抗日斗争。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2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爷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责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他们3人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被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顿时，村子里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里，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成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