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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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股、特务股、伪满兴隆县法院等联合会审刑讯。在审讯中，日本宪兵及伪满司法工作者，任意拷打，并侮辱青年妇女。计在县街二星期后，用汽车多辆载运东北各省充当苦工。这次检举运走之人有秘密逃回的，但亦不敢在家居住。俟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被检举之家属，多有陆续返家者，但死亡在外之男女老幼妇孺甚多。其能返家者，亦沿途讨饭，形如乞丐，真人间之惨事。
在伪满政权统治下，兴隆县的大检举，是由一九四○年即开始进行的。但彼时之检举，只限于本县某地区、某一村落，而未普遍实行。俟于一九四二年后，情况就与前不同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中，每次在旧历年节前后，实行全县普遍性大检举一次，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残酷的。至于在以前本县个别地区实行局部检举，尚未述及。而此次敌人实行“投匪家族”大检举，是与当时时局发展分不开的，敌人用尽毒策，用尽方法以对付革命力量，以镇压广大人民。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半壁山一带的大检举情况，只不过是潵河流域一带，而这三次大检举是全县普遍实行的。半壁山一带三次大检举的人数、面积，按本县来讲，只不过是当时所遭受苦难的五分之一而已，其余地区，因不详细故未述及。但以半壁山一带大检举之经过情况，即可推知全县的一般情况了。在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由兴隆县警务科内之“非常持出”［紧急时搬出］卷柜中文件载，是年冬日本仍拟实行大检举，包括男子八岁至六十岁者，甚至在伪满政权各机关之官吏、职员、思想“不良者”，亦以“思想犯”列入在被检举之内，可见伪满当局所施政策之毒辣与残酷了。
第三部分：证言与口供
坂桥润口供（2）
1939年
根据“热警特秘第七三六号”：自1939年1月至4月，逮捕343名。
根据“热警特秘第八八九号思想月报”：自1939年1月至6月，共逮捕424名。
1940年
根据“热警9月报告”：1940年1月至同年7月，共讨伐290次，杀死抗日军292人，伤194人，捕40人。
1940年10月至12月，在讨伐中杀死79人，伤24人，捕11人。
1941年
根据“关宪作命第二六四号”：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实施“西南地区特别肃正”。……“特别肃正”预计进行6个月。根据“关防作命第二八号”关东防卫军命令，自1941年9月中旬开始施行：“时局应急西南特别肃正”两个月。
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一齐检举”事件：
一、根据“承宪作命第二五号”：喜峰口宪兵队于8月23日，在喜峰口附近逮捕中共领导的迁遵兴联合政府及地下组织人员48名。
二、根据“承宪作命第二一号”：承德宪兵队自8月22日至28日，在滦平县西南部之汤河口、古洞沟、金家台子及大峪附近逮捕中共地下组织及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84名。
三、根据“承宪作命第三七号”：承德宪兵队自10月14日配合日军在密云县北部的“扫荡”，对中共地下组织实施“一齐检举”4天。
四、根据“承宪作命第三九号”：古北口宪兵分队于10月8日在滦平县大水峪地区逮捕抗日政府关系人员204名。
五、根据“承宪作命第四二号”：兴隆县马兰峪宪兵派遣队于10月23日在马兰峪逮捕中共地下组织人员40名。
六、根据“承宪作命第四七号”：喜峰口宪兵队于10月24日在迁安县“国境地区”逮捕抗日政府及地下组织人员53名，其中包括妇女及2名12岁幼童。
另：根据“承宪高第三九号思想对策半月报”：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讨伐324次，杀死八路军1405名，伤197名，俘179名。
自1941年7月至同年12月施行一齐逮捕73次，共逮捕1942人，其中有14次大逮捕，共捕1099人。
又：根据伪满洲国司法部刑事司“思想月报第五一号”：锦州高检自1941年1月至同年11月，共处理“思想犯罪”（应用《背叛法》）988件，1169人（全满1515件，2093人），其中不起诉者仅87人。
1942年
根据“承宪高第三九九号”：“西南部国境地区前半年（自昭和十七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六月末）肃正工作中宪兵服务成果”称，半年中施行“一齐检举”154次，共逮捕1293名（其中送石井部队4名）。
根据“关宪高第三八八号”（昭和十七年〈1942年〉五月）：西南地区肃正工作第一期（自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一日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四月末），宪兵服务成果。
检举次数85次；
检举人数956人（包括特别输送移交其他机关“估计送石井部队”5名）。
1943年
一、根据“热警宪特秘第二九号四之一”康德十年（1943年）八月十八日：喀喇右旗于七月十日，一齐逮捕中共领导之地下组织人员刘振德以下153名（地点喀喇右旗七家、五家、旺业甸）……
二、根据“热警宪特秘第五一号十之四六”（1943年8月24日）：至6月份，“侦谍班成果”累计：逮捕抗日人员3053名。
三、根据“热警特秘第五一号百——五七”（1943年9月28日）：7、8两月射杀11名，逮捕33名抗日人员、捕一般刑事犯15名。
四、根据“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二六九——四”（1943年11月5日）：根据承宪作命在省内实施第一次“剔抉工作”，自9月中旬至下旬，兴隆县东部、承德县东南地区（迁遵兴政府）、青龙县西部（迁青平县政府）及东南部（青绥凌县政府）平泉西部地区（承平宁县府），共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958名……
五、根据“热警特秘第五一号百——七三”：9、10月份对抗日人员，杀害4，逮捕198，诱扣27（根据本统计累计：射杀64，逮捕1535，诱扣197，总计1796），逮捕一般刑事犯22（累计386）。
六、根据“热警特秘第三七号三六九——七”（1943年11月12日）：自10月6日至10月19日，施行第二次“剔抉工作”，在兴隆、青龙、承德、滦平各县及喀喇沁中旗七沟一带逮捕抗日地下组织人员292名……
又：“档案摘要”：
一、1943年1月至2月，锦州省检举47次，检举人数95……
二、1943年1月至10月，锦州省检举4501件，6450人，事件送致5275人，释放894人，审讯中282人。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又一个“三光作战”（1）
（日）姬田光义著
和平的冀东丘陵地带的伤痕——对鲁家峪、马兰峪的实地调查鲁家峪由西峪、北峪等6个自然村组成。据说周围南北10公里，东西96公里。我们先去的是乡政府，汽车通过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停在了地势稍平整的乡政府门前。在那里，我们受到了乡长和乡干部们的迎接。随后，他们引领着我们去了北峪的一家农户，这家的主人便是“鲁家峪惨案”的幸存者、大难中存活下来的张俊金老人。张老先生的家住在山里，路两旁和山谷间种着葡萄、柿子、栗子等果树。看到茂密的树林和复杂的地形，便可断定，这里完全具备了抗日游击队根据地的天然条件。顺便说说，中国人对大难不死的人称为幸存者，意在庆幸死里逃生。据说当时村里幸存者寥寥无几。为此，我们特意访问了这几位幸存者。
“鲁家峪惨案”1939年冬季，部分八路军进驻鲁家峪后，这里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竟发展成了冀东中部的重要抗日堡垒。不久，这里又相继设立了兵工厂、火药厂、被服厂。我们走进一家农户，据说这里曾经设置过八路军的指挥部。房舍仍然保持着原样，稍有不同的是，周围的树林里又新盖起几间房子。但是，当我们站在院中，体会当年八路军战士（当然他们都是农民出身的）和村中男女老幼谈笑风生的情景时，就会想到这个抗日村必然会引起日军的注意，因而也就成了日军激烈扫荡讨伐的对象。
日军对这个村第一次大规模扫荡讨伐，发生在前面讲述过的潘家峪惨案之后不久的1941年2月中旬。那天，集结在县城的约一千多名日本军和伪军，将鲁家峪团团围住。其中一部分人闯进了村中，八路军闻讯后立即撤往山里，未逃出去的七八百名村民，被用枪押到了村广场，广场四周架起了4挺机枪。日军和傀儡军令所有的青年男子裸身坐在雪地上，审讯后没有发现八路军，便又强迫人们揭发八路军和村干部的人名和下落。在此过程中，一个村民被杀死了。见仍没有告发的，随即在村内放起了火。两个老人和其中一个老人的不足1岁的小孙女等共9人被烧死，焚毁房屋1931间。
第二次讨伐是在同年7月中旬至下旬期间。由两个方向来的日军和伪军，首先烧了上次扫荡残留下来的住房及此后村民重新修的房子，然后又杀了9人。不知日军从哪里获得的情报，非说村干部中有个麻子脸的人，便从村民中拉出8个有麻子的人，审问谁是那个村干部？但无人回答。在辨别不明之下，日军又从8人之中挑出3人枪杀，其中包括那名村干部。
到1942年，日军的讨伐、扫荡行动更加激烈。据日军记录，该年2月，华北方面军对属下兵团下达了当年的肃正大纲，指出：“首先把肃正的重点指向河北省北部，同时努力完成日军总兵站基地之建设。”根据此计划，由4月1日始，日军展开了冀东作战（一号作战）。此前的3月30日，日军就开展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国方面认为，冀东作战完全是此前“治安强化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设置“无人区”的开始。
鲁家峪是日军冀东作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据说作战开始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亲自赴唐山督战，参战的是第二十七步兵团长、北部防卫队长铃木启久少将麾下的讨伐队。后据铃木的回忆：“日野原大队于4月22日及5月4日，挖开了鲁家峪附近的洞窟，缴获了大量的军需品，但仍受到了八路军的顽强抵抗。虽然到5月末作战大体顺利，但到6月末，八路军又开始了破坏道路、切断电线、埋设地雷等行动。尤其是7月4日和8月4日，八路军又在遵化县内分别全歼日军的一个中队和两个小队。因此，我军不得不又发动了一号二期作战。”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
此外，中国方面也对日野原大队的作战行动做了如下记录：“在4月16日至5月1日的约半个月时间内，由于日军采取了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劫、大放火的军事行动，从而给鲁家峪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是当年曾让10人站立过的大石碾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又一个“三光作战”（2）
张俊金老人的证言张老先生的家位于我们上山途中的左侧，临道，院子约有二三十坪（一坪36平方尺）。院前建有砖木结构的瓦顶门房，门房里铺着三合土，穿过此房便是里院。门房间的两侧是住屋，右侧住的是张先生夫妻，屋子里约有比双人床稍大一点的用土坯垒起的火炕。我们这10个男人就挤坐在这仅有3坪面积的阴暗小屋里，倾听着张老先生的叙述。
他说：“……4月20日，日军闯入了北峪。一听说日军来了，我和村里的17个人便迅速跑到山洞里去躲避。第二天，有个汉奸闯了进来，我无意中喊了声：‘谁呀？’但那人没回声。我猜想这下可能暴露了藏身之地，为了不被敌人抓去，我们又向洞内挪了约15丈深的地方躲了起来。藏了一整天之后，大家饥饿难忍，便想法逃出去。岂知洞口被堵死了，好容易将其推开，逃出去了3个人，轮到我刚一探头，就被守候在洞口的敌人发现了。当他用刺刀捅我时，吓得我立即又缩回了洞里。过了好半天，我又悄悄地推开了堵住洞口的岩石，出去时未被敌人发现，便一口气跑到一个村子里，要了点饭吃，然后又爬到东边的山上藏了起来。但不知怎地，又被敌人发现了，遂跳下山崖逃跑，不料却迎面碰上了押送货物的敌人。原来他们和被抓来的200多个货驮子走在一起。逃跑之中也没看清，走近了便被特务抓住了。他们逼问我：‘你是鲁家峪人吗？’我假称是马兰峪的人，接着我就匆匆忙忙地混进了货驮的队伍中。这时敌人又对货驮的人一一进行盘问。当向其中的一个人问道：‘你是鲁家峪的人吧？知道军工厂在哪儿吗？’那个人刚说出‘不知道’三个字，敌人立刻举刀砍下了他的头。张俊金张俊金背上的枪伤疤痕行进途中，我感觉肚子还是很饿，便悄悄地从货驮中抓了两个枣儿。正在吃的时候，被汉奸特务看见了，立刻打了我一顿。我一狠心咬住了那家伙的耳朵，在一旁观看的日本人都拍手大笑。
天黑之时，我们进了北峪村，敌人将我双手反绑着推到了一个屋子里。进屋后才知道，里面还关押着70多个村民。
第二天，敌人带来了一个姓李的游击队员，让他一同上山去寻找洞穴。他以漫不经心的样子佯装同意，带着敌人在山上转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因此敌人恼羞成怒，决定把他带回村子继续审讯。当他被推进屋路过灶间时，冷不丁地顺手抓起一把菜刀，猛地向一个日本兵的脸上砍去，随后冲出屋外，接着又举刀砍在了另一个日本兵的肩膀上。他连刀也没拔，就飞也似的冲出大门外。没想到，他跑出不到200米远，就被敌人用枪射杀了。
那天晚上7时许，进来了一个姓金的翻译。他对我们说：皇军说啦，你们是匪区的，今天又把皇军砍了，皇军很生气，说这个村今后不许住人了，都把你们送到玉田县种地去，那里有吃有喝，还给工钱，有愿去的吗？在姓金的翻译欺骗下，有28个人（包括4个小孩在内）跟着他出了屋。在院里这些人又被绑了起来，然后被押到了约200米远的张景存家的白薯井前。就在此地，敌人对大人用刀、对小孩用铡刀，将他们都砍死了。然后将尸体都扔到薯井里了。
第二天早晨，还是那个金翻译来了，对剩下的40余人说：‘昨日走了的人已全部到达玉田了，今天你们全都去。’说完，分别将5至10人拴在一起，带到现在的公社（全称是人民公社，如今人民公社解散了，但当地人都习惯这么称呼）前的广场上。当了炊事员的张景存看见我和他的二儿子绑在一起，便悄悄地说：‘小二注意，薯窖里杀了好多人，你要多加小心！’
我们被带到刘万家的房前，敌人让大伙儿坐在这家的井前。这时有个像日本军官模样的人，先讲了一通话，然后用军刀向人群指了一下。一群日本兵便从人群里揪出10个人来，喝令他们站到大石磨盘上，同时又在井的旁边摆了一个长凳子，并让赵三提来一满桶水。稍后上来两个日本兵，先把小二拉出来，让他面向井坐在长凳子上，并蒙上眼睛。然后，日本兵把刀拔出蘸上水，挥刀就把小二的头砍掉了，跟着一脚将尸体踢入井中。下一个便挨上我了，还是蒙住眼，坐在长凳子上。就在杀我的瞬间，我把头缩了一下，躲开了屠刀。随后站起来就跑，但又被追来的日本兵抓住了，重新捆绑结实后，再次被拉到井的旁边。因我穿的棉衣领子高，一个日本兵在用手把我的衣领折下去时，我想必死无疑，也就豁出去了，一下子将他的手指咬住，那家伙痛得直叫唤。这时，又一个日本兵慌忙将我踢落到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