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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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田龙兴
1954年8月18日于抚顺
以上是“综合意见书”全文，后附木村的认罪态度及署名，日期是1954年12月17日。由此可知，从当年8月18日至12月17日期间，木村本人在仔细阅读了日文本的《综合意见书》后，终于具名认罪了。
承德“二·一”惨案更有甚者，在此《综合意见书》所列罪状以外，还有一份有关承德“二·一”惨案事件的材料，检察机关认为木村应对此负有完全责任。在意见书制定约二年后，即1956年6月14日又附上了该材料。
事件发生于1943年2月1日。由前一天晚上开始，日本宪兵队分三组待命，从深夜至拂晓，日本宪兵队和承德县警察讨伐队同时对县以下11个村（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应为14个村——主编校）进行了突袭逮捕。由木村直接指挥的宪兵第一组，将鹰手营子村的男子全部捕捉，押送至新杖子村，在此地杀害了35人；在胖和尚沟村逮捕了70余个男人，亦押送至新杖子村，包括在逮捕途中杀害3人，共杀害22人；东涝窪村杀害52人，逮捕129人；南双庙村同样也是杀害52人，逮捕110人；苇子峪村杀害12人，逮捕80人；两益城村杀害16人，逮捕87人；小营村逮捕45人，后都押送至新杖子村。第一组被害者的人数达189人，其中有极少数逃跑者，在逮捕者之中有284人被送进承德监狱。
第二组是以田野大队为主力，袭击了胡杖子村、牦牛叫村和附近的一些小村。逮捕的人被押送至大队本部所在地的下板城，各地都分别杀了10人，有48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此次共逮捕280人——主编校）。
第三组是日本人“黑烟”（理应是前述的黑岩）所指挥的承德县警务科警察讨伐队，袭击了三道河、黄旗湾、西大庙等村，共逮捕了250多人，押送至上板城村。其中，按村名的顺序有10人、13人、11人被杀害，44人被关进承德监狱（据承德县党史部门调查，参加此次大逮捕行动的日军和讨伐队共1000余人，其中第一股600人，第二、三股各200人——主编校）。
这三个组合计杀害243人，376人被送进监狱。而且被送到监狱之中的28人于一个月后在水泉沟处死。318人被定罪收监，216人在狱中及在东北强制劳动中死亡。总之，“二·一”惨案中死亡者达487人。
以上所述“二·一”惨案的起因，是日军获得了这些村庄已成为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根据地的情报。以前尽管经过反复多次的扫荡、讨伐和“集家并村”等治安肃正运动，但效果不佳。此次是因为承德宪兵队得到一份村干部的名单，便采取行动以图达到一网打尽的目的。但这个名单上有几个人的名字记得不清楚，村里的男人又不可能完全造册登记，而且姓名和相貌也未必与名单相符，再加上村民们也不愿意出卖名单上的人，所以日军只好将被抓的男人全部押往承德去审讯。而在他们的家属中，因病、冻、饿以及惊吓致死者又有150余人。“二·一”惨案后，南双庙、东涝窪、鹰手营子3个村竟成为“寡妇村”。据中方检察机关认定，木村身为承德宪兵队特高课长，对“二·一”惨案的杀害、拷问及其他迫害事实供认不讳，应负全部责任。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4）
在长城北麓沿线村庄制造“无人区”的记录——旧热河省兴隆县长城北麓历来是军事战略重地清晨7点，我们乘汽车由承德市出发。太阳还没出山，整个城市笼罩在晨曦与烟雾之中，显得有些暗。当车驶出城内，一轮红日终于从东方升起，映照着四周环绕的群山。我们的车往西向与承德邻界的滦平县驶去。滦平县在承德市的西南部。我们来到长城关隘——古北口，这里是通往北京的必经之路。
实际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承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而这一次的目的是进一步查证日军在兴隆县全面制造“无人区”的情况。然而由于有些情况出乎预料之外，致使此次调查未能成行。原来，长城线北部山区是北京军区管辖的军事重地，严禁外国人进入。这件事不但普通老百姓不了解，就连管理外国人行动的公安部门也一无所知。或许是以前没有什么旅游者和商人愿意去那种偏僻山区的缘故吧。因有天津市公安局给我们办的许可证（去未开放地区需持有公安局签发的旅行证），所以，我们以为此行必是一路畅通，还把此次调查日程安排了两至三天的时间。但是，管辖长城线北部几个县的承德地区外事办公室却突然通知我们：暂停兴隆的实地调查。我们只好改变了原定的日程和调查要点。对此，我深感震惊和失望。同时又为我们所调查、研究之目的涉及到了中国的不同情况而感到高兴。我由此想到，自古以来长城线就是历代政府最关注的地方，因它直接维系着领土、政权的安危，所以长城线一直是战略防卫的前沿。其实当初构筑长城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抵御异族的入侵。在日中战争时期，长城不但是“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而且还是中国华北地区进行防卫的最前沿。
如今，早已进入了以导弹、核武器来掌控国家命运的时代。从中苏对峙（戈尔巴乔夫访华前）的国际政治漩涡中，中国政府似乎已认识到，以往的战略防御系统早已过时，长城充其量也只是一道阻挡苏军进攻的最后防线。尽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建国后的40多年中，中国人却一直墨守成规地视长城为御敌防线。这时，一位中国人悄悄地对我说：现在这个地区是河北省的，因此，按理应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不过，由于长城线的重要性，这一带又在省军区的上级北京军区（中国八大军区之一）的直接管辖之下。而且，这两个不同级别的军区之间，希望长城线开放，吸引旅游者，有的则对旅游不感兴趣。这位中国人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论，不过，最近才允许外国旅游者去古北口，却是千真万确的事。以往说的长城其实就是指“八达岭”、“居庸关”。但与之相比，古北口的长城要更雄伟气魄得多。若能开放，一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并增加收入。总之，从历史书中已知古北口就是当年日中战争时期的战场之一。尽管此次不能去兴隆县，但我仍提出要求，同时希望乘车通过未开放的兴隆县和相邻的滦平县时，顺便看看山区的村庄。
可是，我们乘车走的是承德—滦平—古北口的柏油马路。其实，此路原是一条简易铁路，它是在日中战争时期，日本军队从满洲占领承德后，再进攻北平（北京）时，为确保运输才铺设的。因历史文献中未记载此事，听了主人的介绍后，还特意看了看。的确，在离公路不远的半山腰的杂草丛中露出一个黑洞，想必这就是当年隧道的遗址吧。据介绍，日军败退后，这条铁路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一个焦点。八路军首先控制了此地，其后内战全面爆发。八路军在撤离此地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利用它补充物资，便彻底破坏了这条铁路。由此可知，在日军战败的前后几年中，这条铁路也与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原日军修建的铁路轨迹，现已基本变成了北京至承德间的主要道路。
承德至滦平约65公里，滦平至古北口约50公里，是一条平坦而又宽阔的柏油路。我们的车跑在缓坡的丘陵地带和滦河之畔，窗外阳光明媚，滦河水清澈透底，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可是，当我们一行在滦平县委党史办公室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介绍后，我们的心情异常沉痛，再也不像沐浴着初冬温暖的阳光和流淌着清澈的滦河水那样轻松愉快了。
长城北麓的山岳战——兴隆县我们本应由承德去兴隆县，兴隆县在由承德向西行至滦平的大道再向左，即往南方向大约100公里的地方。整个县几乎都地处燕山山脉之中，到处是高山峡谷，一千二三百米高的雾灵山（应为2116米——主编校）和五指山等高峰一目了然。坐落在这些群山山脚下及半山腰的座座村庄，虽然在日军制造“无人区”过程中曾遭到了极严重的摧残，但它们始终是顽强抵抗日军的根据地之一。
虽然我们没能到兴隆县进行实地调查，但我们乘坐的京承线列车途经兴隆县境时，我也对它的地形地貌有了一些初步了解。
从北京到承德是普通列车，大约运行6小时。起初列车单调地奔驰在华北北部平原上，不久就进入了燕山山脉的密云县。从这里起，列车缓慢地在丘陵地带爬行，大约3个半小时后，如留神一下，可从车窗看到铁路两侧的部分古老长城。
这条铁路横贯燕山山脉，跨过万里长城，是一条新铺设的铁路。它代替了前面提到的古北口至滦平再至承德的那条老线路。列车一过了长城就是旧伪满洲国热河省境内——现在的河北省兴隆县。因不能进入兴隆县实地采访，我只好聚精会神地观察着窗外的风景。铁路的右侧即东面有五指山，左侧即西面有雾灵山。列车缓慢地行驶着，甚至下车方便一下也能追得上。我在列车里看到了准备作为候补考察的几个村名，它们都是山谷中的村落和沿小河两岸的山乡小镇。此时，我为不能去实地调查而感到扫兴，同时也越发疑惑：将这一带作为军事禁区是否有必要呢？且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当年日本官兵费尽千辛万苦，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徒步穿过燕山山脉，趟过溪流，来到这里的情景。大概他们以为只要把居民和游击队赶走，就可以永远确保伪满洲国的安全了吧。
列车从兴隆车站启动后，窗外出现了一条穿过燕山山脉通往承德的平坦大道。因兴隆之行受阻，地区党史办公室的领导又在承德接待了我们。作为补偿，他们安排我们去了滦平、古北口和北京的密云县进行实地调查。在密云县，陈平先生与我们告辞后，独自一人从兴隆经青龙县返回唐山。
本章刊登的照片，几乎都是陈平在沿线拍照的。现将陈平先生的谈话和他提供的资料整理后，来概述一下当年兴隆县的实际情况。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5）
兴隆县的被害概况长城横穿兴隆县界，是连接冀东各县和热河南部的要冲地区，因此，关东军很重视其战略位置。1933年日军占领承德后，将长城设为“伪满洲国西南国境线”，特派遣一支大队在此防守。另外，八路军方面也把承德视为战略要地。1938年以后，也派遣了一支分队来此建立并扩大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到1941年底，兴隆县境内的三分之二地区已是所谓的“两面政权”（白天是日军统治，夜间则是八路军的天下）。具体地讲，日军方面为了彻底实施“治安肃正”，决心在兴隆县内推行“无人区化”政策，实行“集家并村”，建立“集团部落”；而八路军方面则是要保卫和扩大这里的抗日根据地。两种不同方针的直接对立和冲突，使兴隆县发生了数不胜数的悲剧。
1942年1月下旬，日军在兴隆县搞了第一次“大检举”。几天之中，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同时，日军还在各地当场杀害400多人。除此之外，另有一部分人被强行带到中国东北。1942年秋，日军又进行了“大扫荡”、“大讨伐”，杀害了数千人。仅在这一年之中，就牺牲了八路军干部、党员、普通士兵1300多人。其中有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著名的指挥员包森，西部地区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田野等人。
第三年（1943年）2月初的春节之际，日军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检举”，除在各地枪杀了几百人外，其余的全部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时，在1943年4月至6月，日军实施了全县范围的“集家并村”——“人圈”，并在全县40％以上的地方制造了“无人区”，还把16万多亩（旧制计算一亩为61平方米）耕地定为“无住禁作地带”（禁止居住和耕作——译者）。这样，有2000多个村庄被破坏，多达112万的村民（当时是全县人口的81％）被关进199所“人圈”里。关于“人圈”的情况，陈平已写在第二部论文里。这里说的仅在1943年的一年中，被关进“人圈”的人就有6000多因疾病、饥饿和寒冷而死去。
由于抗日活动日趋深入，1944年2月，时值春节，日军在“人圈”内又进行了一次“大检举”。在这次“大检举”中，有2000多人被捕，各地当场被杀的有数百人，剩下的被强行带到了中国东北。
同年6月，日军进行了第四次“大检举”，又有500人左右被捕后，被强制带到中国东北。
1944年1月，日军展开对抗日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扫荡中，日军杀害了3000多八路军和老百姓，另有1000多人在逃难中冻死、饿死。
此后大规模的“检举”、“扫荡”虽未记载，但是各种名目的讨伐、搜查、策反等行动从未停止过，每次都有一些牺牲者。
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4年的3年间，在日军实施“无人区”的过程中，有154万人被杀（这里不包括冻死、饿死、病死的人），15万人被带到中国东北去当劳工。7万多间民房被烧，3万余头家畜被抢走。1941年统计全县有人口16万，日本战败后，减少到10万人。以上情况来自于兴隆县委党史办公室的调查、研究资料，中国方面已将此调查材料汇编成书。总而言之，日军（也应包括伪军——主编校）仅在兴隆县内就杀害和迫害致死了11万人。这难道就是日本宣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文明”吗？
汉奸特务郝席菴的供词我这里有一份手稿，是用中文写的，近1万字，但这仅是原文的一部分。此手稿是陈平提供给我的复印件，只复印了有关兴隆县“无人区”的一部分。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郝席菴，日军占领时，他曾是兴隆县警务科、协和会（协助日军的傀儡组织）的负责人。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军阀张作霖的东北军中服役。他协助日军搞“大检举”、“大扫荡”，后又协助国民党在热河进行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以汉奸罪通缉。1951年被捕，1954年经兴隆县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此手稿是他被逮捕后在收容所以及在判刑入狱后所写下的供词。另据介绍，郝席菴已于1960年获释，后住在遵化县马兰峪镇。这或许是他经过政治教育表现不错的结果吧。
郝席菴写的供词，是一份很珍贵的资料。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弄清日军在兴隆县实施“无人区”的情况。据郝席菴的供述，1942年以前，日军便开始进行小规模的“集家”，主要由当地的伪警察讨伐队来实施。但因此方式未能防止八路军的活动，所以，从1943年春到7月，日军又全面制造了大规模的“无人区”，即“无住禁作地带”和“集家并村——集团部落”。为了制造“无人区”，他们动员了兴隆县的傀儡政府及军队、警察、协和会的各级领导人、各村村长以及日军宪兵队（其中也提到了前文中说的木村的名字）、满洲西南国境边防守备队，即伪满洲国军，并集结了兴隆县的全部日军兵力，加紧制造“无人区”。
郝席庵手书的供词
1943年3月至6月进行“全县各村集家”，此期间内各村必须完成“集家”任务。凡有反抗者和在限期内不完成者，均以反抗日军论处。虽然此时正值春耕时节，但农民们不得不把全部劳动力用于完成“集家”任务，根本没时间种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