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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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将其进一步整理，并增补了一些设定条件，其后再将八路军官兵战死者除外，则很快得出了整个华北的被杀害人数为“247万以上”这个数字。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中国在“三光作战”下的受害状况（2）
有关“抢光”方面的损失情况如前所述，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而言，日军实施残酷的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则意味着可将其置于死地。对此，江口的论文中也认为，由“三光”的功能来看，日军作战的的确确是从大肆掠夺开始的。然而，要核实掠夺方面的损失数字，实际上比统计被杀害人数还要难。虽然在抢夺者眼里，他们夺走的一头牛、一匹骡或一把锄头、镰刀之类的东西是不足挂齿之物，但这些物资或许就是农民的全部财产了。如果一一地去进行这种调查，那将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繁重的工作。可以说，最难统计的就是这类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生产物资了。不过，中国方面却也列举出了下列一组数字：
“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掠夺去的粮食为1149亿斤（1斤＝500克），耕作用家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头，农具家具22 270万件，衣物22 963万套”。引自（日）井上清、广岛正合著：《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虽然上述这些都是与普通民众密不可分的生活物资，但日军的着眼点还并非仅限于此。
其实对日军来说，华北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既是伪满洲国的后方基地，也是日军在中国大陆的屯兵基地，同时还是物资的稳定供应地。因此，在整个战争中，华北承担着不可缺少的“开发攫取重要国防物资资源地”的任务。尤其是战争一旦陷入泥潭化或日本本土供应物资迟缓化时，驻华北的日军就必须承负起“当地自救”的重担。虽然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了“当地自救”的议案，但直到亚太战争爆发时，此议案才获批准。该议案的重点是，大力强化华北方面军在经济封锁共产党势力的同时，再竭尽全力地去开发攫取当地的资源。由此可知，这是日本政府制定的一种政治军事一体化的资源掠夺战，而并非是各部队及士兵们自发性的掠夺行为。
亚太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12月3日，陆军省发布了《大陆命第575号》命令，旋即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也向隶属各军发出部署命令。要求今后各军的基本任务是，在构筑封锁线和彻底扼制物资流向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为了培养我军的战斗力，要确保占领区内重要物资的开发，并为物资的获得及输送铺平道路”（《华北治安战》第二卷）。这就是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日军“以战养战”的军事方针。在此基础上，华北方面军又于1942年8月向各军发布了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的新政策，要求各地在设置封锁沟、监视线及严禁向根据地流出物资的同时，再通过实行物资配给制来进一步强化对物资和物流的严格统治。此外，还要求“军、官、民等机关共同努力，在获得敌占区物资的同时，还应主动消灭敌方的生产机构”（《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此政策的颁布则表明日军对根据地实施“抢光”的行为已正式合法化了。据当时的《经济封锁月报》记载：仅在冀中作战中，“收集小麦 432 235 公斤、高粱194 541公斤，另有‘品目不明物’63 000公斤，合计820 747公斤”。掠夺中竟有“品目不明物”，此话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新民会外史》中刊登了一篇饶有兴趣的文章，披露了日军当年的小麦收购政策。据该文报道，1942年新民会中央总会组织部（新民会是当年一个协助日本人的中国民间团体。该会顾问是日本人，实权也自然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制定了一个“获得敌占区小麦的工作计划纲要”。其方针是：“在小麦收获期间，应主动迅速地把从丙地区（未治安区）掠夺的小麦，转移到乙地区（准治安区）的安全地带。通过这种强制收购措施，来确保治安圈内的粮食供应及民生稳定，同时还应一并破坏共军游击队的兵站和工作据点。”此外，在乙地区“按规定的价格强制收购小麦，作为赔偿可用某些商品支付”，但在丙地区“则一律无偿掠夺之”。
其实这就是一种露骨的强行掠夺政策，而且执行中还要求必须有中国人参加。对此，一位曾实际参加过抢粮工作的日本人作证说：“那的确是一场新民会、合作社与中共之间展开的小麦争夺战。不光是小麦，而且还抢夺了棉花之类的重要战略物资。当年，这种抢夺战在根据地内很盛行。”“此外，日军还对煤炭等必须生活物资实行了配给制，在此基础上又实施了经济封锁的管制作战。与此同时，新政权与中共方面又为把乡村农民拉向自己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新民会外史》）由此可知，当年日军在掠夺资源上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这种资源掠夺被合法化后，日本的国策会社及一些大商社，更是有恃无恐地直接在当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筹措、征集、收购等项工作，从而全面展开了一场“军、官、民为一体”的资源掠夺战。
关于这一点，中国方面举出的例证有：在此期间内，日方设立了华北开发公司（株式会社）；满铁设在华北的子会社——华北交通会社开始加强其铁路营运以及铁路、水路、航空方面的联运业务；兴中公司则经营起了矿山、煤炭、盐田、电力等业务；三井及三菱会社在增加矿产品的同时，又增加了强制收购大米、小麦、棉花、皮毛及其制品的业务。此外还强制种植鸦片及走私贸易（热河是鸦片的重要产区，日军占领后，极力扩大罂粟种植面积，竟用飞机撒放宣传多种大烟的传单：热河大烟税已经大减，种大烟每亩5元，附捐、杂税一概豁免，快些种大烟呀！种的越多越好。全省适合种植罂粟的土地只有60万亩，日本占领时期的1933—1942年的10年间，指定种植650万亩，实际种植531万亩，平均每年53万亩。收购鸦片5000万两［1933—1944］，大多被关东军走私贩卖到华北、华东、香港及德国、日本等地，用贩毒之资“以战养战”。1939年的鸦片收入33932万元［一说9098万元］，占伪满洲国财政收入的56％，仅次于关税为第二大收入。另外，日伪当局每年还从热河征收烟税，从1933年至1944年共征收2800万元。私种、多种大烟的还要处以罚金，1935年征收罚金586万元，12年征收罚金千万元以上——主编校），而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中国的重要国防资源。《七十年史》列举的上述例证，主要源于君岛和彦的研究报告。虽然《华北治安战》第2卷中也详细记载了经济封锁和物资筹措方面的情况，但该书中却根本未出现过“掠夺”二字。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中国在“三光作战”下的受害状况（3）
此外，强制征集人力、劳力，及所谓强行抓走当地人的行为，或许也应属于“抢光”的范畴之内。对此，彭德怀将军早在1941年末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据敌方公开发表的统计数字，1937年以壮丁名义强行带出关外的有 323 689 人，1938年为 501 686 人，1939年为 954 882 人，1940年为120万人，合计为 2 980 257 人。这些壮丁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武力强迫掳走的，还有一部分是被骗去的。日军今年的计划是110万人，为了完成这一数字，预计日军又将开始四处抓人了。人是我民族抗战的最宝贵资源，但5年间竟被日军强行掳去400万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
其实这个数字并不夸大，因为一个名叫袴由田喜三郎的日本人，曾在1940年的一次题为“华北劳工问题”的演讲中说过：“在执行伪满洲国产业五年计划上，去年满洲需要华北劳力140万人，结果从华北进入满洲的劳工就达到了130余万人……本年度还需要从华北征集劳工110万人。”（《新民会外史》）总之，数字如此庞大简直令人震惊不已。其中，“被骗去”和“被雇去”的劳工暂且不计，仅华北抗日根据地被强行抓走的中国人，就高达250余万（井上清、广岛正合著《日军当年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日本方面称这些劳工都是“被雇来”的，但中国方面却不苟同。他们明确指出，强行带走民工的行为与经济封锁及掠夺物资应同属于“三光”的范畴之内。“关外”意味着长城之外，也意味着日军把关内的劳动力强行转移到伪满洲国或日本本土及朝鲜去了。由于关内的劳动力被大量转移，从而导致了华北煤炭业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象。参见《十五年战争史》中君岛和彦的文章《东亚新秩序与殖民地、占领地》。
“烧光”问题其实此事调查起来也十分困难，因为房屋被焚毁后，人们必定还要以某种形式再重建起来，所以那些被烧毁的证据也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然而在“无人区”内，如今保留着一些当年被破坏、被烧毁的痕迹。即使在平原地区，也有无数证言表明，除了当年的那些所谓“当地自救”所需的物资外，日军确实犯下了烧光村里房屋、粮食、农机具，以及棉被衣物等罪行。但是在谈到具体损失时，井上清、广岛正在其著作中也仅仅提出了一个数字，即“被烧毁和破坏的房间有1952万间”（中文所说的“间”是指房间的数量，并不是指家庭的户数）。
其实按字义讲，若真的是“烧光了”，那么当年日军的暴行证据也就消失了。如此以来，今天也就无法再把它们当做证据了。不是有人说过“没有证据就等于无事实根据，证言则不能代表证据”这句话吗？然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我们日本人的理智判断，一定会得出一个理性的答案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集中实施“三光作战”计划（1）
（1）全力实施“无人区化”政策
第一章中所介绍的“无人区”，实际上就是“三光作战”的一个典型范例。我曾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中说过：“总之，‘无人区化’政策是日军有计划、有体系、有目的的一种追求，它也是日军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三光作战’等集大成之作。以前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成为历史研究的焦点，可以认为其最大原因，恰恰就是人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而且‘无人区化’政策，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扩展得过于庞大。”
娄平先生是原八路军的一名干部，也是我的共著者陈平先生的上司。他在那本记述兴隆县当年实况的《十万骸骨的碑记》一书中写道：“敌人制造的‘无人区’，基本上是从1941年开始至1943年完成的……‘无人区’与实施的‘三光’政策有所不同，‘三光’政策只是偏重于破坏，而并没有实际控制力……但‘无人区’却是日伪政权严密控制下的地区。”同时他还强调，“无人区化”政策不同于一般人常说的“三光”，因为它更像是有目的、有意识能力下的一种政策性产物。一般认为“无人区”的设置起始于1941年的后半年，其实它的先例早在以前的满洲就已见雏形。据《七十年史》和《伪满洲国史》中记载，最早建立“集团部落”始于1933年，地点是延吉、和龙及珲春三县（据［日］伪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的《满洲国史》记载：集团部落创于1933年11月，乃是吉林省盘石县参事官前岛昇提出的成熟方案……负责该地区的日本军第十师团得知这件事后，参谋便来到县里开始了实地的探讨……后任的荒谷千次参事官经过与临接的额穆县参事官蛸井元义、吉林省财务科长盛长次郎等协商，为立即使上述集团部落建设构想付诸实施，遂制定了建设计划，民政部也赞成此方案——主编校）。至1934年12月3日又发布了“建设集团部落公告”，1936年根据“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加速了此项工作的进程。同年末，建立“集团部落”4000个，至1938年时已达到12 565个（据霍燎原等主编的《日伪宪兵与警察》一书中记载：1939年又新建“集团部落”886个，共13 451个。在设置人圈的过程中，日伪警察宪兵充当了迫害民众的主要祸首与先锋，他们烧毁民房、山寨……制造了不少的“无人区”。仅在桦川县就烧毁村屯120余个，烧毁或拆毁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伤群众13万余人——主编校）。由于满洲的经验已证明，设置“集团部落”可有效地对付抗日游击队，因此为了扼制万里长城南北山区的八路军活动，华北方面军便与关东军西南防卫司令部联手，在这一地带设置起了“无人区”。众所周知，几十年后美军在越南战争中，也继承了当年日军的这一经验，在南越建起了“集团部落”，企图仍用这种围困当地居民的方法，来彻底斩断南越人民与解放阵线之间的联系。1941年9月，按照驻热河日本宪兵队总部的提案，关东军制定了“西南地区肃正工作实施纲要”。这就是当地实行“无人区化”政策的起端，地点则是长城线以北地区。与之相呼应，华北方面军为了推进“无人区化”政策，也于稍后的1942年9月实施起了“冀东一号终期作战”。
在此之前的1941年7月，冈村大将就任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一职。他上任后，在强调大力推进肃正作战的同时，又发出了“为提高治安能力，今后要大力构筑封锁沟及碉堡，以此来有效地抵御共军”的训令。据时任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回忆：“其实在1941年夏季执行‘肃正三年计划’时，就已将封锁沟建设具体化了。即在‘准治安区’的境界上设置适宜的封锁沟，并在点上均布一些小碉堡。用这种两者结合的方式，则可有效地阻止共军的侵入。”“这种方式对重要交通干线也能起到防护作用。例如，在京汉线两侧各10公里处，分别构筑长500公里的封锁沟，便可有效地将共军根据地隔离开来。按此方案至1942年7月止，共构筑封锁沟11 860公里，同时碉堡阵地也达到了7700个。”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1、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兴隆县蓝旗营残存的当年“集团部落”基础
当年牺牲者的遗体被埋葬在蓝旗营“集团部落”旁的河滩上。当地幸存者向陈平（背朝前者）和笔者（右侧）指定地点。
在这种残酷的封锁中，日军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反复发动了“毁灭、扫荡、剔抉”式的作战。尽管如此，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并没有因日军的扫荡而销声匿迹。为此，华北方面军则被迫做出了在长城线南侧也设置“无人区”的决定。
据当年担任冀东讨伐任务的第二十七师团步兵团团长铃木启久少将回忆，“冀东一号一期作战”后冈村大将亲自莅临驻唐山的步兵团司令部，在赞赏了此次作战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他还征询了如何进一步剿灭共军残余势力的良策。对此，铃木建议要坚决消灭那些与八路军有牵连的人，同时破坏中共的地下组织。除此之外，还应采取措施将当地村民与八路军彻底隔离开来。
冈村对铃木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返回后不久，便通过驻天津的师团司令部原田师团长，向铃木转达了华北方面军的最高意向，即将长城线南北2—4公里宽的地域设为无人地带，禁止任何人在此地带内居住或耕作，并严格限制人员通行。铃木获悉后又提出了补充意见，他认为2公里宽的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