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云1938年，日军开始实行小规模集家并屯时，把沿小黄崖川的山神庙村、栅子沟村、大好地子村的村民都集中到栅子沟，以便在这里建一个“人圈”，但谁也不愿意去“人圈”。
栅子沟正好处于距五道河30里（15公里）、距三道河28里、距大好地子村24里的交界处。所以，这里就成为通往抗日根据地的入口。但是，1942年村子被烧毁后，这里也就变成“无人区”了。当年，日军和讨伐队曾在这里驻守，还杀了20个妇女、两个男的和两个孩子。现在，栅子沟是个自然村，户数是100户，而行政村则应是500户。当年，包括杨树沟、东石湖、灰窑子、营南峪、营西峪、营东峪和苇子坑在内，被敌人杀害最多的是苇子坑的村民。
1943年1月23日，驻守六道河的刘其讨伐队，驻守三道河的宋庆讨伐队以及驻守北双洞的石振讨伐队，突然包围了栅子沟的南大门——苇子坑，一次就杀了60人。整个苇子坑村不过70多人，全家灭户的就有5户。1943年冬天，敌人把躲在栅子沟南山中的20多名老人、妇女和孩子抓下山来，然后从人群中拉出村干部的父亲佟文荣、干部家属夏全清和老师崔善亭，把他们绑在大树上毒打，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儿子在哪儿？三人闭口不语，恼羞成怒的敌人点燃了放在他们脚下的柴堆。佟老人的胸口挨了7刺刀后，被敌人投到火堆里烧死了。尽管夏老人在烈火中已不省人事，但还是被敌人抛到巨石上摔死了。而崔老师则是在被带到三道梁那里用刀刺死的。妇女和孩子们被敌人押到山上的破庙里，趁敌人不注意时，她们全都逃了出来。1944年敌人在杨树沟又杀了十几人。当时，朱玉山的母亲有病不能走动，只好把她放在一个挖好的坑里，哪知还是让敌人拖出来给杀害了，同时耳朵也被削去了。
1943年时，这片山上曾住过100多人。那时游击队带领民兵，曾给“人圈”的百姓送过粮食。要说“无人区”的生活那可真算是“野食穴居”、“背篓家庭”呀！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9日
山中的窝铺一半地上，一半地下，低矮狭窄，地面的落叶厚6尺（2米），人们能在这里居住，并吃着用石板烧熟的饭。当听到这些描述后，我不禁感慨万分——在那样残酷条件下的“无人区”内，他们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生存能力！
横河上游行——瘟疫状况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大水泉
离开兴隆县城向北，过了土城头再折向东行驶，便来到了獐猖山北边的大水泉乡。当地有一股从庆丰一带流淌出来的潺潺泉水，在这里与獐猖山南部而来的横河相汇。
乡政府前面有一个自由市场，乡下人来这里出售农产品，城里人在这里摆上卖服装的摊点，商品充足，人声鼎沸。
这是我的第三次兴隆之行。此次的采访重点，是要了解当地人所说的瘟疫究竟是什么样的传染病。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称：因鼠疫所致，大水泉死亡人数为400多人。陈平：《千里“无人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而兴隆县编写的《十万骸骨的碑记》则记载为：1943年，因伤寒等瘟疫流行，全县死亡者达6000余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为此，我想实地调查一下它的真正病因。
李合（89岁）、管瑞枝（68岁）、孟庆宽（70岁）三人的口述：
日军是从1940年开始“扫荡”这里的，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村里死了很多人。
右起：李合、管瑞枝、孟庆宽我家（管瑞枝）有3口人被杀害，死的是我母亲和我的两个哥哥。
我（李合）家共8口人，死了两人，伤了两人。被日军杀害的是我母亲和我的大哥。我大哥叫李永，是在白马川被敌人杀死的。敌人还取走了大哥的心脏，煮熟后当了他们的下酒菜。二哥李贵的身上溅上了别人的血后倒下不动，没被敌人发现，才免于一死。
大水泉“人圈”是1943年2月建成的，里面住着300户2000多口人。到日本投降时，圈内人口是700多人，死于瘟疫的有600多人，被日军杀死的有700多人。那时，西北沟门就有个死人堆。这里一直驻守的是满州国军。
日军投降时是八路军来接收这里的，大家都跑离“人圈”返回各自的家里。
瘟疫最厉害的是1943年4～５月，每天都死2～３人。一直持续到9月前后。仅孟庆宽一家就死了15口人呐。
这种病的症状是头昏、意识不清、呕吐、泻肚、不能进食、发疹。有的患病后当日就死了，也有的过2～３日，或5～６日死的，再长一点儿的也过不去10天。凡是死去的人，身上都出红斑点，中医说这叫“羊毛疔”。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王玉兰究竟是什么病？我也弄不明白，便决定一个月后再采访一次。我想，人们所说的瘟疫，大概是把几种病都混在一起了吧。这回我不问病名，只打听病状。
现将第二次采访管瑞枝、孟庆宽、王玉兰（77岁）的口述整理如下：
A所谓“羊毛疔”的病症是呕吐、高烧、全身疼痛、无力、食欲不振，身上出红点，患病后1～２天死亡。据当地中医诊断，原因是卫生条件恶劣，受心理性压迫所致。其治疗方法为用银针刺胃，用吸球，或是用火罐拔淤血。轻者可治愈，重者根本无效。
B高烧、呕吐、泻肚、脓血便（当地人称为红白痢疾）。
C发烧、出疹、脸部、脖子、眼睛均呈红色。此症儿童居多，也有少数大人起痘疮。
采访日期：1995年4月21日
厂沟
曹德安（66岁）、曹德恒（58岁，支部书记）的口述：曹德安曹德恒1943年集家并屯后，到了第二年的3～6月，这里闹起了瘟疫。症状是红白痢疾引起发烧，浑身无力。那时生活条件极差，凡是得上这种病的人几乎都死了。从发病到死也就两三天吧，总共死了200多口人（记载是265人）。见中共兴隆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4页。这个村集家后是200户，1000多人。每家都挤住着4～５户。曹德安的父亲和曹亮、曹德林都是患红白痢疾死的，这一家就死了3口。另外，曹德恒的爷爷和大伯则死于瘟疫。除红白痢疾外，这里还发生过疟疾，打摆子，一阵一阵发高烧。
日军从双庙和白马川调兵到半壁山，然后便开始向“无人区”进攻。
仅在厂沟，三年间就有23人被杀害，其中有的是被拉到石庙村后枪杀的。讨伐队驻在鹰手营子，那儿离厂沟约50里，每隔4～５天就过来几个讨伐队的人。那是1944年的秋天，由于这里没盐吃，有4个人搭伙到遵化买盐去了，没想到走到半道上，就被讨伐队抓着给枪毙了。唉！只要进了“无人区”，被抓着就得死。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双庙
燕青（74岁）的口述：
燕青这里之所以叫双庙村，是因为村里有两座庙。1942年时，曾有100多人的日军驻在这里，其中有3～４个宪兵。
日军撤走后，1943年时，村里又开来了伪满洲国军。在双庙驻了两个连，在万人求驻了一个连，大水泉驻了一个连。仅那一年里，双庙村就住着200多人的伪满洲国军。到了1944年，邢昌盛的讨伐队又来了，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军驻守之前，讨伐队也经常来。不过这里没有打过仗。
双庙村的“人圈”是1943年春天建立的，共200多户1000多人住里边。村民和驻军吃的都是河水。
1943年开始流行瘟疫，1944年瘟疫闹得最凶，前后共死了200多口人。没听说日满军得这种病，兴许他们有医生也有药品吧。
当地的大夫把它叫做伤寒病。一般是2～３天就死。我的儿子和我哥哥都是由于拉肚，不到7天就都死了，而我的女儿当天就死了。人一得上伤寒病，就头晕，意识不清，恶心，不能进食，浑身无力。后来连猪也得上这种病了，猪身上到处都是一个个的小坑。当地的大夫说这叫家畜伤寒（有关伤寒和疟疾的症状，请参阅笔者的附记调查）。
那年，由于白马川警察派出所的警长刘贵财被游击队枪毙了，因此，大批日军和警察包围了白马川村，当场把从南岭抓来的20多名村民杀死，并在场院上摆设刘贵财的祭坛。随后又抓走了三四百人。集家并屯后，被日军杀害的都是外村人，没有双庙村的。日本投降时“人圈”里只剩下七八百人了。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4月份，当我再次到双庙村采访燕青老人时，才得知他因病已住进了兴隆县医院，采访之事只好作罢。正巧遇上有位老人在道边给马蹄子换掌，便向他打听了此事，又到河对岸的村子里找了几位村民采访，其结果如下。
王振生（82岁）的口述：
部落里人多拥挤，卫生条件也差，所以流行了传染病。这里也没厕所，人们随处方便，整日臭味熏天。每天都有死人拉出去，前后大约死了50多人吧。讨伐队也住在部落（“人圈”）里，但不知他们的人数是多少。不过我记得日本投降那天，他们也都跟着逃了。
王占红（83岁）、高久荣（74岁，王妻）的口述：
因为房子被警察烧了，只好搬到双庙来，当时花200元买了一间小屋。日本投降后，我们马上过河回到自己的家里。
传染病的症状是什么也不想吃，净呕吐，全身疼，昏迷，身上出红点子。拉的是淘米水似的稀便，不发烧也不便血。当时得这种病的人不少，也有很多人发病当天就死了。
另一种病是发烧，身上出红点子，手不敢挠，一挠就流黄水，然后皮就烂了。人和猪都得这种病，猪身上也有很多小坑坑，而且也死了很多。记得那时还死了一匹马呢。“人圈”里基本上没有牛马之类的大牲口，因为都被日军拉走了。1944年瘟疫传染得最厉害，记得是大搜捕后才开始传染起瘟疫的。
王振生王占红（左）高久荣夫妻杨合杨合（74岁）的口述：
小集家（并屯）时，“人圈”在河东。大集家时，人们都集中到了双庙村。
1944年时瘟疫传染得最厉害，主要是泻肚、出花，当时猪也出花。一天平均死2～３人，大概死了七八十人吧。当时村里驻着日军，但没有杀过本村的人。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万人求
白庆余（85岁）、王贵稳（78岁）的口述：
白庆余王贵稳集家后，白马川成了有80户、400多口人的部落。这里是进山的入口，所以驻有警察，但他们不在部落里，而是驻在如今的学校附近，一共有四五十名警察，其中还有两个日本人。
那年，部落里流行瘟疫，不少村民都病了，但警察里却没有一人得病。症状是呕吐，拉白色的稀便，病死的人很多。
那时，许多山里的村民和本村的村民，都因“通八路”的罪名被警察毙了。记得在半壁山曾住着一个叫中川的日军军官，但不知他是什么级别。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3日
有关白马川惨案的经过，我已在双庙村采访时了解过了。
周彦存（72岁）、吕瑞清（77岁，吕风池之子）、孟宽仁（68岁）、周彦柱（71岁）的口述：
万人求如今叫河北庄。一百多年前，有个姓孟的在这里发了一笔财。此后，人们便到这里来求财。所以，万人求这个地名也就叫响了（抗战中，当地又称为万人仇，即仇恨日军的意思）。当年，村内共有20户140人，但日军集家并屯后，一下子变成了110户1000多人的村子。周彦存孟宽仁吕瑞清周彦柱1943年时，村里得病的人不多。但到了1944年，由于流行瘟疫，很快就死了300多口人。有的是全家灭户，也有的是一家死了2～３口人。死亡率高达30％，等于全村每3人死1人。死得连放牧的人都没有了，尸体堆了一片，臭味难闻。这种病传染的速度很快，孟宽仁当年就得过这种病，那时大概是十五六岁。病的症状是泻肚，便里有脓血，发烧，不能进食，以前从未见过这种病。也有的人经中医扎针治好了，但究竟是什么病，谁也不清楚。也有的人满身都起小红点子，一般是两个一对，粒也不太大，也有的认为是出天花。从1944年4月至7月，瘟疫逐渐厉害起来，有的一家竟死了3～５口人。然而，在兴隆县城里就没人得这种病。
当时部落里有两口井，而且日军和警察也都住在部落的中间地带。
大水泉村驻扎的是伪满洲国军第五联队的一个中队，双庙村驻着伪满洲国军第二、四联队的两个中队，万人求村驻的是伪满洲国军第六联队的一个中队。到了1943年，讨伐队前来替换伪满洲国军队。但从未听说讨伐队的人传染上瘟疫，因为他们有大夫也有药品。
万人求村“人圈”遗址
1942年末，敌人抓走了9人，除了一人逃回来外，其余的8人都被杀害了。从本村被带走后再也没回来的有60多人。在外面被杀害的有8人，另有6人被抓去运完弹药后，又让敌人给杀了，饿死在外面的还有9人。
那时，当地曾有这样一首民谣：“‘人圈’大得真惊人，出入只有一个门；半夜警察来敲门，发现生人杀满门。”一到夜里，警察常来查点人数，通常是一间屋子里住着3户人家，若原有10人，清查时变成11人，那么多出的一人就被当做八路，连带全屋的人都得被杀头。另外，外出不带村长开的介绍信也要被杀头。
本村的李明远当时曾是村里的办事员，他负责给八路军送粮食、鞋和袜子。现在村里周支书的母亲曾担任过八路军的妇救会主任。吕瑞清那时住在兴隆，集家时不在这里。
万人求是两面村，既给日伪军办事，也给八路军办事，所以村长也是个两面人。周彦存的父亲当村长时，就给伪军和八路军都筹过粮食。有一次，吕风迟带领村民给八路军送去了11包粮食，返回途中被伪军发现了。吕风迟就让其余的人先回去，只身一人跟敌人去了。后来多亏他儿子吕瑞清八方打点，敌人才释放了吕风迟。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2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刘杖子
熊斌（83岁）的口述：
熊斌（熊斌是万人求的人，万人求和刘杖子属同一行政区。）
1938年八路军路过村里时曾到过我家，这样从1939年起，我就秘密给八路军做联络员。主要是传递情报，当时传递过鸡毛信和长短火柴杆（一种暗号）。1938年曾当过万人求的村长，1939年当过村办事员，1940年又当村长，1941年又改为办事员，后来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这里从1943年开始集家并屯，在万人求修建了4个炮楼，“人圈”大门有站岗的把守，出入必须有许可证。
仅1944年上半年，万人求村就死了200多人，多数是从外村被集家到这里的人。经常是一户死2～３口。开始时，人们还举行吹喇叭的葬礼，但后来死的人多了，而且每天都死人，所以葬礼也就取消了，到后来连掩埋的地方都没有。要不是遇着解放，恐怕连大人带孩子还不全村都死绝喽！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时得的是什么病。
1943年冬天，日军和讨伐队在东水泉杀了70人。1944年12月27日和29日，又在成功北沟杀害了30多人，同时在西沟的姜家又杀了6人。当时，我在山上打游击，当我们赶到后，一切都晚了。我们是摸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