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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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峪、楸木林的惨案也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小黄崖的栅子沟、清水湖惨案也是如此。当时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还提前到达兴隆县公署严阵以待。
第三次大搜捕是在1944年2月（旧历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进行的。这次搜捕与前两次略有不同。宪兵、日军、县警务科、警察署、警察讨伐队、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等重要机关的负责人于事先开了绝密会议，计划在各地区配备武力，开展大规模搜捕。这次行动应该说是按照上一年秋新到任的热河省警务厅长皆川富之亟的意图展开的。潵河一带的居民，被指控全体私通八路，没有一个好人，所以是见人就抓，尤以靳杖子村为甚。据王贺林、徐少成说：这次搜捕人数达300多人。另据兴隆县公安局调查（1954年8月6日），三次搜捕共逮捕12 000多人，其中被枪杀、斩杀、入狱和送东北矿山者有11 400人之多。见兴隆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兴隆罪行的调查（1954年8月6日），（1）—119—2，２３，６，第20号，载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集《东北“大讨伐”》第709页。
第四次大搜捕是在当年6月进行的，也就是所谓“投匪家属大搜捕”。那次在兴隆街召开了包括日本宪兵、日军下道部队长、兴隆县长于文英、警务科长于沛珊、县协和会事务局长佐佐木小春、各警察讨伐队长、19个村村长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谈了各项的准备工作事宜，并要求对八路军有关亲属进行深入彻底的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县逮捕男女老幼不下500余人，并把这些人装进卡车运至兴隆街。但是这次没有锦州特别治安法庭的有关人员参加。宪兵、警务科司法股、特务和兴隆县法院的人进行野蛮的地审讯、拷问，并且侮辱青年妇女。两周后，又将这些人全都送到东北。中途虽有逃跑者，但却未敢回村。后据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后，在这些被捕的人们当中，有沿途乞讨回归故里，其中死亡很多。
此后，日军的这种小规模搜捕行动持续不断，而且在此期内还不断地穿插着各种大规模的“扫荡”和“讨伐”行动。1941年1月，日军调集了1万多兵力，对五指山、横河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的长期“扫荡”。此外还集中5000兵力将大小黄崖川的抗日根据地及代号为“中田村”的羊羔峪彻底围困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内，日军不但制造了成功村的屠杀惨案，而且还在抗日根据地中实施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据1954年7月23日承德县公安局的调查统计，此次“大扫荡”中，根据地的军民牺牲者为3000人，此外冻、饿致死者另有千余人。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26页。扫荡中被抓获的年轻妇女也成为了日军士兵的战利品。见承德县公安局关于日伪在承德县罪行的调查（1954年7月23日）（1）—119—2，1149，6，第13号。
至1943年夏季，大规模的集家并屯行动基本完成。当年的4月至7月期间内，日军的集家行动达到了顶峰。全县的村村落落到处都是日本兵，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些被焚烧的村庄白天到处浓烟滚滚、夜晚满山遍野火光熊熊，令人目不忍睹。当年全县40万亩的可耕地中有16万亩被划为“禁耕作地带”，而“无人区”竟占了全县土地的40％以上。全县有2000多个村庄被焚毁，222个“人圈”见佟靖功：《千古奇劫一代恨史》，载于《十万骸骨的碑记》第119页。里竟关了百姓11 825人。据佟靖功先生说：“按照1962年兴隆县党史办的资料统计，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全县只有199个“人圈”。但此后我们又对原热河省公署日方绘制的地图进行了校对，这才发现‘人圈’总数实为222个。”
毒气与气球炸弹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龙井关（1）
迁西县偏岭子村的农民就曾被日军押到龙井关据点后，遭到严刑拷打和毒气试验的。如今迁西县已划归唐山市管辖，但当年的龙井关一带却是八路军及日军进出长城的必经之地。当时，长城是一条军事分界线。北面由关东军占领，南面则是华北派遣军的辖区。虽说华北派遣军从未越过长城线北上，但关东军却经常从承德、兴隆方面集结兵力、越过长城向南突袭。它的主要清剿目标是密云、蓟县、平谷（今北京市）、遵化、丰润、迁安（今唐山市）等地。除此之外，日军在龙井关使用毒气的方法也与车河流域的秘密投放不尽相同。它与唐山、宽城的做法极其相似，都是派出步兵小队携带毒气弹前去搞试验的。
如今笔者手中有一份关东军第八○四部队中根小队大岛光的亲笔供词，见大岛光亲笔供词（1954年9月13日）。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74页。内容是宽城县亮甲台的毒气试验经过。据大岛讲，大致是在1943年的7月至8月期间，他们在亮甲台突遭八路军的夜袭时，曾在村口向外发谢了3枚催泪弹，才将敌人击退。数日后，为了进一步测试毒气弹的威力，奉中队长之命，他们小队又向村外地头上正在休息的20名村民发射了2枚催泪弹。此后他们看到，其中有七八个人捂着嘴，蒙着眼，边咳嗽边流泪地逃走了。
其实龙井关和亮甲台的日军都使用过毒气弹。因士兵们都对这种武器感到新奇，所以大家也都想亲手试一试。所不同的是，这里是伪满洲国，他们不能像在河北省那样公开使用毒气弹罢了。
河北省的毒气战与“三光作战”
与此同时，关东军在河北省使用毒气的频率却高得惊人。为了对应百团大战，日军下达了冀号作战令。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官也于1941年5月向河北省派出了独立守备队的4个大队人马前去增援，其中每个大队都配备了毒气和防毒面具。
以下是小川政夫在1954年8月22日的供词，他当年曾在独立守备步兵第七大队服役。现摘录其所在部队当时携带毒气装备的内容如下：引自小川政夫检举重富广一的材料（1954年8月22日），（1）—119—2，873，1，第2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55页。
“红色毒气筒——各中队配备5个
绿色毒气筒——各中队配备100个
绿色毒气棒——各中队大致配备100个
小型毒气发射弹——各中队配备100枚
防毒面具——各中队配备50个
此外，各大队的兵器委员还另携带各种型号的毒气筒2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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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龙井关（2）
关于毒气使用情况
在“冀号作战”期间，关东军派出的部队和二十七师团的各部都服从中将师团长富永泰次（实为富永政信）的指挥。在他的命令下，各部队都审讯过中国人，同时在与八路军的战斗中还多次使用过毒气。
另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还收录了几位当事人讲述日军当年在蓟县、玉田县、遵化县及丰润县的一些村庄实施扫荡和使用毒气战的经过。这里仅介绍一下该书中收录的铃木启久的供词。见铃木启久口供（1955年5月6日），（1）—119—2，1，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61页。
铃木启久1955年5月6日的供词：
“1942年，师团得到了情报，说八路军数千人正在丰润县北部山区的王官营一带集结，由此我军开始了‘丰润大讨伐’。按照第二十七师团长原田熊吉的命令，我负责指挥第一、第三联队参加此次作战。讨伐中，我向部下发出了‘务必全歼王官营附近的八路军，并将其根据地彻底捣毁’的命令。
“第一联队在王官营附近包围了八路军100多人，战斗中击毙对方60人。王官营的战斗结束后，我又得到了情报说‘八路军正在鲁家峪一带构筑秘密工事’。随即，我命令第一联队马上赶赴那里进行彻底扫荡，并命令该联队长向我报告扫荡结果。其后我又亲自赶赴鲁家峪进行了视察。但抵达时，这里的扫荡战已基本结束，看到的只是我军正继续对藏在一两个山洞里的八路军展开攻击的场面。视察了缴获的战利品后，我又向田浦联队长下达了彻底捣毁八路军根据地的命令。按照我的命令，第一联队在鲁家峪烧毁民房800户，攻击山洞时部队还使用了毒气，致使约100名八路军干部死亡。另外还残杀了在鲁家峪一带避难的村民235人。在此次扫荡中，有100多名妇女遭强奸，其中有的孕妇还被剖开了腹部。对于捕获的约50名八路军俘虏和嫌疑人，我又下令将他们押往玉田县城，并在那里尽快结案。部下在押解途中又杀害了其中的5名俘虏。”
铃木所称的“彻底扫荡”，其结果却令人触目惊心。幸存者张俊金在抚顺法庭上，就铃木部队在鲁家峪使用毒气残杀村民的罪行做了如下证言：引自张俊金关于铃木启久部队在遵化县鲁家峪村施放毒气的证词（1956年6月9日），（1）—119—1，574，第27—29页。《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62—463页
鲁家峪的幸存者张俊金“1942年阴历三月初二（4月16日）午后，铃木部队包围了我们鲁家峪。日本鬼子从山洞里把李善、王井同、陈玉坤、徐德胜、于长万、孔建明等七位老人拉出来后就用刀砍死了。然后又把这些尸体扔到李有学家的梨窑里点火焚尸；70多岁的刘清池老人被日本鬼子绑在了大谷门口南面的树上，敌人先用棍棒狠打，随后又点燃干柴将他活活烧死；60多岁的李风林是被敌人用石头砸死的；50多岁的李树坤被刺刀捅死；张井元则是中弹身亡；躲藏在单阴背山一个山洞里的刘俭、卫殿英、刘保和等人是被毒气熏死的；李有中家后山的山洞里，也有16个农民被毒死。李长志一家10口人中竟有6人被毒气熏死在这个山洞里。而李长志的父亲则是被敌人用棍棒打、线香烧，折腾了四五个小时后，最终烧得全身冒油而死。
“这次大扫荡，日本鬼子在鲁家峪连续驻扎了16天。被烧死、熏死、打死的村民竟达200多人。其中丰润县六区薛家屯的铁连发一家7口是到我们村来避难的，但他的两个儿媳妇、一个孙女及一个孙子都在这里被毒气熏死了。他的一位18岁的姑娘中毒后先被日寇轮奸，最后又遭到了枪杀。另外，铃木部队还烧毁了民房1900余间。”（立柱与立柱中的空间称为间，当地农民的家大体是3间）
去年秋天，我到鲁家峪采访了69岁的张俊金。据他讲，他在山洞里被毒气熏倒后，与其他人一起被日军关进了张景森的东屋里。此后，这70多人又被分成两批押到一个薯窖前，在这里，日军将这些人一一杀害后又扔进了窖里。当时，张俊金逃跑未遂，被抓回后令他跪在窖前准备砍首。一个日本兵嫌他的衣领太高，就伸手把他的衣领往下翻了翻。这时他乘机咬住了那个日本兵的手指，另一个日本兵见状，抬脚就把他踢下了薯窖，顺手又向他开了两枪。幸好不是致命伤、直到半夜他才被乡亲们救了上来。
姬田光义的《又一个三光作战》中，已详细记录了鲁家峪惨案的整个经过，至今张俊金的后背上仍留着一块很深的伤疤。
据说在1940年前后，八路军就已经在鲁家峪设立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卫生院、电台及报社等机构。当时的鲁家峪也是冀东中部的抗日指挥中心。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推进毒气战的日本机关
栗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合著《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18·毒气战相关资料》《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18）《有关毒气战资料》。的说明中，曾披露了日军在毒气研究、制造、使用、训练等方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现摘录如下：
“陆军科学研究所的第二部、第三部以及陆军第六技术研究所负责毒气的研究与开发；广岛县大久野岛（毒气之岛）上的东京陆军第二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负责大量生产毒气瓦斯；而福冈县企救郡的曾根兵器制造所则负责将毒气填充到容器中。1933年创立的陆军习志野学校设有化学战应用专业，约1万多名各级现役军官曾在这里接受过训练。此外，该学校还深入到各部队为士兵们讲授化学战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得各部队在今后的中国各个战场上，都能独立地开展起了形形色色的毒气战。1939年8月，关东军化学部（满洲五一六部队）在齐齐哈尔的郊外成立。该部除了完成大规模毒气试验、训练等项目外，还配合七三一部队共同开展起了毒气方面的活体试验。”
在战后的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西俊英曾作证：在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七三一部队首次实施了细菌战。该部队在哈尔哈河里投放了伤寒菌、副伤寒菌以及赤痢菌。见《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对被告西的询问，第353页。执行此任务的是以碇少佐为首的20名敢死队，行动前他们还联名写下了血书。此外，七三一部队还在诺门罕战斗中使用了毒气。
深泽美芳当年负责毒气运输工作。1954年4月21日，他在军事法庭上作证说：引自深泽美好口供（1954年4月22日），（1）—119—2，230，2，第2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页。
“7月份，按照川根部队长的命令，我和一等兵伊泽返回海拉尔的平站兵工厂，领出4枚甲号毒气弹（每枚500公斤）后，秘密送到了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部队长又命我将一名苏军军官和一名苏军士兵运往海拉尔第一医院。但途中那位苏军军官死亡。到达医院后，经医生尸检才得知他是因中毒而死的。随后连同汽车在内，院方还给我们做了全面消毒。”
另据报道，关东军化学部成立后，还于8月份将泵式液态氰酸毒气弹（50枚，每枚装液态氰酸20公斤）从忠海运到了齐齐哈尔。见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家庭1987年版，第103页。
另外，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斋藤美雄在抚顺军事法庭的供词中，也谈到了习志野学校和关东军化学部联合搞毒气活体实验的情况：
“1940年4月，我从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学校来到了毒气试验场。同时，我还命令部下押解来了供试验用的30名中国人。引自斋藤美雄口供（1954年12月11日），（1）—119—2，20，1，第4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斋藤未交待试验地点及毒气种类）
飞松五男的供词中说：
“1940年5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在新民县辽河左岸堤防附近，对奉天甲种后备干部们进行了毒气应用培训。当时，队长南部吉让命令关东军化学部的轻型坦克牵引着喷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区域内喷洒了持久性毒气。毒气漫延后导致100头羊死亡，并使这块土地一年内不能耕用。引自飞松五男笔供（1954年9月6日），（1）—119—2，67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页。”
渡边国义指渡边国义笔供（1954年8月8日），（1）—119—2，693，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1—446页。原是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的炊事班长。不过在1944年后的毒气训练中，他也曾担任过助手。可能是保密级别所致、渡边未能参加1940年秋举行的那场“氰酸弹”的空投试验。见厚生省引扬援护局史料室《我国化学武器技术史》，原陆军中将小柳津政雄著：《化学战研究史》。然而因跟随部队多年，他还是供述了关东军化学部搞毒气活体试验的一些情况：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关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