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罪行实录-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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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在给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也提到了日军投放毒气的方法。他说，喷射毒气后，30分钟之内天空呈灰色雾状。用炮弹发射毒气后，无风时毒雾弥漫范围可达300平方米，顺风时可飘至7～8里地见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聂荣臻致中央军委电（1938年11月3日），（1）—715，第48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87页。之远。由此可知，若用飞机喷洒毒气的话，其覆盖范围肯定会更大。
与柳河口相比，车河堡的情况则大相径庭。因车河在这里分流后又进入了五指山抗日根据地，所以车河堡一带遭日军逮捕杀害的村民极多，而且各种中毒死亡者也不计其数。
“雀盲眼”之谜
据当地村民讲，当年配给的食盐中有黑色的小颗粒。人食用后，双目失明且又意识不清，此现象在本村和邻村都发生过。这黑色的小颗粒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此事还有待进一步向专家们请教。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气球炸弹之谜
据当地村民们讲，他们把落到山上的那些大小不一的气球割开后，里面立即喷出一股气体，人一闻就出现眼睛流泪、头痛、呕吐及头昏等症状。此后，当有人将气球捡回去用作铺盖时却发现，其材料既不是塑料，也不是纸和布。因当地人还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所以就把它说成是用“日本纸”（和纸）制造的，而且人们还说，当时并没发现粘贴气球用的糨糊痕迹。不仅如此，据说气球溅落的草地都枯黄了，人接触后也出现了体内水肿及皮肤溃烂等症状。因此使我想起，七三一部队林口防疫给水支部长癡原秀夫的供词中就有一项涉及到了气球炸弹之事。见原秀雄供词，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160—161页。
癡原供词中的第五项：“经纬度炸弹”（气球炸弹）
“林口防疫给水支部的细谷少佐曾对我讲过，从昭和18年（1943年）起，内藤中佐便与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工程师们共同实施起了‘经纬度炸弹’的研究计划。
据细谷分析，它可能是在气球上安装了引爆装置后，再将炸弹吊在气球上的一种武器吧。一旦气球飞临所需到达的经纬度时，引爆装置会自动点燃炸弹引信，使炸弹落下爆炸（也可以将炸弹换成细菌弹）。
我认为这种气球炸弹的试验，多半是在筑波山或东京附近某个气象观测所的山上进行的。因为只有那里地势高才便于气球上升。此外，我还记得在《每日新闻》或其他什么报纸上也看到过这类报道，说是美国洛克西的山火就是因气球炸弹落下而引发的。
另外，由于制作气球的材料是丝纸，因而导致当时生丝市场上的价格一度飞涨。”
除此之外，在常石敬一编译的《目标石井部队》中，还收录了编号为资料45、68的两份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洛克西气球爆炸案”的调查报告，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经改造后的气球炸弹有可能在特定地域中落下”。
据武田英子的《地图上消失的大野久岛兵工厂》中记载：“早在1933年，日本就有了开发气球炸弹的设想，当时吴东军还特意试制了一个小型样品。但直到1942年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才开始对此进行全面研究。至1944年初，才将图纸最终交给陆军兵器总部兵器需品料去负责制造。正式生产气球炸弹时，兵器需品料还从全国各地的丝纸业者及明胶业者手中收购了大量的原材料”。引自武田英子：《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岛屿·大人野岛毒气工厂》第146页。
另据报道，当年军方还动员女学生们参加了糊制丝纸的劳动。见林英大：《女人们的气球炸弹》，亚纪书房1985年版。
据说从1944年11月至翌年4月期间，从日本的茨城县大津、福岛县的勿来、千叶县的一宫先后放飞了直径10米的气球炸弹9300只，它们借助于偏西风慢慢地向美国方向飘去。但据美方当年7月20日的统计，这些投放的气球炸弹中，真正飘到美国本土上的只有285只。可能是考虑到昼夜温差大及远距离投放等因素，此次投放的气球上并未携带细菌弹，仅携带了自动引爆装置和炸弹（燃烧弹 2～4 枚，杀伤性炸弹15公斤）。
车河堡一带落下的气球形状大小不一，但直径都不大。很多村民都说没看见飞机投放气球的事，那么气球又是从哪里飘来的呢？但有一个人分析说，大概是飞机走后人们才发现气球的，所以我也认为气球很有可能是从飞机上空投的。很难想象当时从承德离宫放飞的气球上会装有一种能自动控制它降落到超过1000米高的群山中的装置。
那些从飞机上投放的气球确实携带着毒气炸弹，或许其中也携带有细菌武器。但车河堡一带出现的口鼻出血及皮肤溃烂等症状绝不是病毒引发的流行性出血热，而是糜烂型毒气所产生的症状。
1938年8月23日《新华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在赤湖两岸的激战中，日军于22日拂晓使用了大量的剧毒武器，造成众多中国士兵口鼻出血”。引自1938年8月23日《新华日报》文章《日军在赤湖放毒，我两营官兵中毒》，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68页。此外，1939年11月20日顾祝同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也说：“日军向我浩山北阵地进攻时，使用了大量毒气，导致众多士兵口鼻出血牺牲。经军区检查后证明，日军使用的是窒息性毒气弹”。引自上饶顾祝同致何应钦电（1939年11月20日），（2）—787—2760，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4页。上述事件都发生在江西省。另据当年曾在迫击炮队服役的北村伊助作证说，1938年10月下旬的武汉作战中，奉中队长深谷大尉的命令，我们向敌人阵地发射了30枚窒息型毒气弹。见北村伊助笔供（1954年7月20日），（1）—119—3527，1，第5号，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88页。
1941年6月29日，国民党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经检验判明，日军使用的是糜烂型芥子气和窒息型（碳酰氯）与喷嚏型混合剂的毒气弹”。军政部防毒处处长李忍涛致何应钦电（1941年6月29日），（2）—773—872，载于《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00页。
虽然我不清楚车河堡的受害村民究竟是什么病症，但从症状来看，当地村民一定是受到了混合型毒气的感染，因为混合型毒气造成的后果大体与当地受害者的症状基本相似。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日文传单之谜
据高杖子的村民说，日本飞机飞抵这里时曾撒下了日文传单。当时村里没有日军驻扎，而且来的也不是中国飞机，很显然日本飞机并不是冲着日军来的。那么向不懂日文的中国百姓空撒传单，其目的又何在呢？我认为这又是一种新的细菌试验。
据从承德陆军医院去七三一部队工作的上田弥太郎在1954年9月3日的供词中讲：
“在此期间内，我充当小林信的助手也参加了细菌传单的研制工作。做法是用混入细菌的墨汁来书写传单，以此来测试细菌在自然环境中发挥的作用和细菌的生存数量。在三个月里，我这个助手干的就是制造细菌传单的工作，目的就是使之成为细菌战的一环。引自上田弥太郎笔供（1954年9月3日），（1）—119—2，851，第6号，载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第220页。
我认为，向高杖子村撒细菌传单也是日军的一种山地试验吧。那么村民们吃了田里的蔬菜后肯定会得病的。但污染蔬菜的又是何种细菌呢？这将是个永远的不解之谜了。
细菌弹之谜
我在承德市采访了赵锡廷先生。赵在年轻时曾担任黑河、车河一带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财粮助理。据他讲，日本飞机来时曾投下了装有苍蝇和蚊子的瓦罐。所谓“瓦罐”就是一种用泥土烧制的容器。
前文中提到的张希阁先生，如今是承德市的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医务工作者。1949年建昌突发了鼠疫，患病者达2800多人。他为此从哈尔滨调到了赤峰。据张先生讲，此后他也听过1945年3～4月期间，日军飞机在五指山一带投放了细菌弹，若干年后当地还有流行病发生的事。接到报告后，政府便组织人力前去调查，发现当地人患的病服药后就痊愈了，可能不是细菌弹所导致的病因吧。听当地人说，日军飞机投下的瓦罐摔碎后飞出了苍蝇和蚊子。但实地调查时也没发现瓦罐碎片之类的东西，而且也没听说当年的在山里的八路军和百姓为此患病的事。从当时的调查来看，村民们都是听别人传说的，没人见过瓦罐落下的现场。不过张先生也说，这件事的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调查才行。
然而据赵锡廷讲，他当年确实看到过这种瓦罐。赵说，瓦罐若采用硅藻土烧制的话，它就具有慢慢分解能力。何况日军飞机投掷的地点又是深山老林之中，且又经过了4～5年之久，当然很难再找到瓦罐碎片的痕迹。这也说明，石井部队当年在研制瓦罐材料上确实是费尽了心机。
原承德专署副专员赵锡廷在采访张希阁先生时，他也谈到了七三一部队。据张讲，他所在的哈尔滨陆军医院学校离七三一部队很近，但双方却从不往来。该部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全然不知。只知道学校的铃木三太郎教授与防疫给水部进行过单独联系。1945年8月27日，日军自行破坏了七三一部队的驻地，“咣、咣”的巨大响声不断地从那里传来。张先生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远方。
以上是我在兴隆采访到的“特运处理”、活体解剖、细菌试验、毒气试验以及气球炸弹等方面的真实记录。不可否认，日军的上述种种罪行都与七三一部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实所谓的“细菌战与毒气战”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指挥官的一声号令之下，全线展开了排山倒海似的战争场面。其实它只是战争中的一部分，是由那些打着试验为名暗藏于各部队中的一个兵种来完成的。正是这些所谓的“影子部队”在浙赣战场上投放了鼠疫病菌，在山东作战中撒放了霍乱病菌，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毒气试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上，人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法官：你在叙述满洲实施的生化武器试验中使用了“材料来源方便”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什么？
被告川岛清：这里所说的方便，就是指满洲的试验犯人非常充足。
末章反思兴隆悲剧
日伪时期兴隆县南土门杀人场
长城线南北
兴隆县原属于河北省管辖，此后1933年的热河作战中，关东军用武力强行将该县划入了伪满洲国的版图，并按照日本人的意愿将长城划定为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1937年后，日本又以长城为界，将北侧划为关东军的占领区，南侧划为华北派遣军的管辖区，由此，长城南北两侧的无人区状况也不尽相同。此外，中国人将长城南侧又俗称为关内。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马兰峪村“人圈”遗址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集中115个团（团=日军的联队）约40万兵力，在华北的主要铁路沿线对日军展开了全面作战，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作战期间，八路军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的日本警备队，同时还使井陉煤矿陷于瘫痪，此举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1942年夏季，华北派遣军在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同时，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彻底的毁灭性作战。而冀东作战（1942年4—6月、8—9月、9—10月）则是该计划的重要一环，指挥此次作战的是华北北部防卫地区队长铃木启久少将。
完成对鲁家峪的扫荡后，铃木在与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会晤中又向冈村征求意见说，他已提出了一个为期20天、制造一条4公里宽的“无人区计划”，并说此计划将于8月开始实施。计划实施后，铃木还同原田师团长一起乘飞机视察了无人区地带。当从空中发现被烧焦的土地上还有缕缕上升的炊烟时，便一一标记在地图上，然后再命令联队长对此进一步清剿。据铃木交代：“联队长每天都按图索骥，严格执行着清剿计划。凡残留的民房一律烧毁，凡反抗者一律杀掉，此外还将那些被捕的农民押送到伪满洲国去做苦役”（摘自中归联编《侵略》中的“无人区地带”一文）。
徐宝志另外在“无人区”外围，日军还强迫百姓挖掘了封锁沟（宽6米、深4米），修筑了封锁墙（宽1米、高2米的石墙）。
河北省内没有“人圈”，日军在此实施的是彻底的“三光”政策。但马兰峪的“人圈”则属例外，这是因为从马兰峪越过长城便可进入兴隆县，且当地又有满洲皇帝溥仪的先辈陵墓，所以关东军就将马兰峪划为了伪满洲国版图之内。当地老人徐宝志（81岁）带我们参观了当年“人圈”的遗迹。
潘家峪惨案
潘瑞俭本多胜一的《日军在中国》一书中，以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披露了1941年1月25日，日军烧毁整个村庄、屠杀村民1237人的潘家峪惨案经过。当时，村民们被赶进一座地主大院后，日军便开始用机枪进行疯狂地扫射……如今村里仍保存着这座被烧毁的建筑。我发现断壁残垣的瓦砾中，一丛丛枯草随风摇曳。另外村里还保留着一处夹道式的建筑。据村民介绍，当时有200多个孩子逃到了这里，但他们还是没有躲过日军的追杀……
惨案发生后赶来的八路军拍下了当时的场景，看到照片中那些被烧焦了的孩子们的尸体，真是令人惨不忍睹！
如今不远处的山坡上已修建了一座立有纪念碑的墓地，同时村里还建有阶级教育纪念馆。据介绍，惨案发生后幸存下来的36名伤者和当时不在村里的共有276人，是他们又承担起了再建村子的任务。此后有22人参加了八路军，同时村里还自发成立了复仇团，大人们都是复团的民兵，他们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66岁的潘瑞俭一边带我参观那座地主大院的遗址，一边介绍起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我12岁，日军扫射前我已躲进了猪圈里的小窝篷。开枪后日军先用苞米叶点着了整个大院，最后又进院查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当一个年轻的日本兵与我的目光相遇时，我想这下全完了。岂知他大声地向长官报告说：‘全死啦！’如今我之所以能活了下来，还多亏了那位年轻的日本兵啊！”他认为日本兵里也有好人。至今，潘瑞俭仍无法忘却双方目光相遇的那一紧张瞬间。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
潘家戴庄惨案
周树恩与他全身被烧的伤痕滦南县的潘家戴庄有个掩埋1028具死难者尸体的千人坑，它是1942年12月5日日军实施“三光”政策的罪证之一。
82岁的幸存者周树恩给我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那年他30岁。12月5日拂晓，约250人的日军部队包围了整个村庄。日军将村民赶进地主的大院后，便追问起了八路军的去向。只要有人说不知道，便立即遭到一顿木棒的毒打。问了一圈无结果时，日军当场就杀了3个村民。随后又从人群里拉出16个年轻人，让他们在广场上挖了一个掩埋日军两匹战马的大坑。先在坑底垫上3条棉被，将战马安放后又在上面盖了3条棉被，接着便令人用土掩埋。此后又让�
